教育帮扶“宁海模式”的当代启示_新浪财经

摘要：“宁海模式”是江苏海安对云南宁蒗的教育帮扶模式。“宁海模式”的前置条件是清晰认识自身特点的意识与主动想发展的愿望、结构合理的教育帮扶团队、能够相互转译的“界面”或“媒介”。“宁海模式”是通过“木材换人才”引进建制群体、行动者的联动形成集中优势、内外行动者联动形成帮扶共同体效应等实现的。“宁海模式”对新时代民族地区教育帮扶特别是“组团式”对口支援带来了重要启示，即“受帮扶方”要认识自身特点，建立发展信心；“帮扶方”要加强内部团队建设；提供双方需要的“文化转译”平台和制度政策等。

关键词：“宁海模式”；教育帮扶；“组团式”对口支援

1988年，江苏省海安县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两地以“敢为人先”的智慧和胆略，开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宁海模式”。“宁海模式”开创了民族地区教育帮扶的历史先河，树立了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为民族地区“组团式”对口支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研究对“宁海模式”的前置条件及其实现方式进行揭示，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教育帮扶工作提供启示。

教育帮扶“宁海模式”的前置条件

一是清晰认识自身特点的意识和主动发展的愿望。1984年，宁蒗粮食亩产110公斤，农民人均收入106元。1986年，宁蒗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当时有人用“山、少、偏、穷、特”5个字来概括宁蒗县情。但从另一面来看：宁蒗俗称“小凉山”，地处横断山脉，地广人稀，与四川大凉山地区隔着金沙江，贮藏着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特别是水能资源和森林资源。1988年，宁蒗县域面积（6025平方千米）是海安（1184平方千米）的6倍，宁蒗人口（17.0116万人）却不到海安（93.94万人）的五分之一。宁蒗县委、县政府在认真了解县情的基础上，认为贫困根源在教育，提出了“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提高人的素质”的治县方针，把教育摆到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二是派遣结构合理的教育帮扶团队。1988年夏天，海安教育系统共有200多人提交了去宁蒗支教的申请报告，海安教育局负责筛选。筛选的基本要求是：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业绩较好、身体健康，以年轻教师为主。依据这个要求，县教育局最终筛选出35人，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短训。进入宁蒗后，海安教育团队提出“为宁蒗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的口号。口号一方面使海安教师感受到久违的光荣与崇高，另一方面也使大家深刻认识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在分管教学副校长的引领下，团队进行了内部力量建设，以形成真正有战斗力的团队。

三是双方具备能够相互转译的“界面”或“媒介”。首先，木材成为双方合作的媒介。当时木材是和钢材、煤炭一样紧俏的物资。宁蒗县木材资源丰富，而海安木材资源特别紧缺。其次，从教育发展来说，海安属于教育强县，宁蒗属于教育弱县。宁蒗中考平均分比周边兄弟县市整整低了100分，高考靠民族加分政策也难有人考上大学本科。海安在教育方面有绝对优势。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全国教育看浙江，浙江教育看海安”。因此，两地自然资源和教育资源虽然差异大，但刚好可以形成优势互补，这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

教育帮扶“宁海模式”的实现方式

通过“木材换人才”引进优秀人才。针对师资力量十分紧缺的实际，宁蒗县委、县政府采取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工资关系证明的“三不要”，“农转非”，家属安排工作等优惠政策，前后引进了30多位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好教师是稀缺资源，宁蒗以转户口、加工资为条件，吸引外地人才。但是，零星引进人才效果有限，同质化现象严重。在此基础上，1987年9月，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率团赴沿海地区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对浙江海安教育表现出极大兴趣。1988年4月28日，海安和宁蒗正式签订教育合作协议。按协议，由宁蒗提供办学设施、经费和较为优惠的待遇，由江苏海安派遣教师和校长，5年一轮换，10年一周期，共同创办“宁海中学”。海安出台激励政策：抽调教师去小凉山宁蒗，公办教师可以上浮一级工资，给家属转户口；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转户口和转公办，这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通过行动者的联动形成集中优势。一是强有力的生活保障。宁海中学的教学和校务工作全部交给海安方面负责，宁蒗方面提供后勤保障。支教工作开展初期，教师们住着用木板隔开的简易宿舍，喝着用塑料管从山上接来的浑泥水，还常常因变压器跳闸没电而影响教学工作……这些现实情况，在当地人眼里也许算不上问题，但在支教者眼里就成为“迈不过去的坎”。在这种情况下，宁蒗县政府作出决定，特事特办。县委领导承诺：县委县政府机关可以断电，宁海中学不能断电。最让海安教师感动的是新修的学校由县政府拨专款，架设起一台大功率变压器，跟县人民医院共用一条供电线路。二是教育教学管理上的协作。时任宁海中学校长梅德润是海安教师的领队，破格增补进县人大常委会。对海安教师最了解的是时任宁蒗县教育局局长金克鲁史。金克担任宁海中学的名誉校长，三天两头就往宁海中学跑。刚开始金克也担心，“虽然这批海安教师教学技术不错，但能不能镇住这些野孩子？”他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听课“摸底”。熬过开学季，发现海安教师的好办法挺多，他终于放心了。三是教育帮扶团队内部凝聚。海安教师刚到宁海中学，除了生活的不适应，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人心的聚拢。30多名教师，来自海安30多所学校，这是一支杂牌军，还没有形成团队。副校长刘效宁、教导主任景宝明在宁海的时候就是业务骨干，二位挺身而出，担负起宁海中学的教学组织工作。

通过协同合作产生帮扶共同体效应。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截至2020年，“宁海模式”为宁蒗培养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两万多名，输送大学生、中专生1万多名，帮助宁蒗从教育弱县一跃跨入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县行列。正如金克鲁史曾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海安的教师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他们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早上把宁蒗的时钟往前拨了两个小时，晚上把宁蒗的时间往后拨了两个小时。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在全县干部会议上也曾表示：“我们和海安合作办学，一年就取得了成效，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舅舅”这个称谓可不一般。在宁蒗县域少数民族习俗里，“天大地大，舅舅最大”，过年猪头要送舅舅，结婚礼金要给舅舅。

为了尽快适应宁蒗当地的教学实际，海安教育团队边教学、边探索，总结出一套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即“五个一点”“五个上”。“五个一点”是指上课讲话慢一点、黑板书写多一点、课堂容量少一点、爬坡幅度小一点、教学效果好一点。“五个上”是指功夫下在备课上、效果出在课堂上、平衡出在辅导上、成绩出在训练上、宗旨落在育人上。这种教学方法触发了宁蒗县教育系统加快改革，推动竞争，带动其他学校在教育与管理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目前，经过36年的发展，宁蒗县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经济文化落后、教育起步晚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发展成为一个办学效益、教育质量显著提高并迅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教育先进县，真正实现了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在教育帮扶队伍的引领下，形成了“敢为人先、知难而进、敬业爱岗、无私奉献、团结合作、争创一流”的宁海精神。36年来，教育帮扶改变的不仅仅是教育，还有文化生态，以及社会人才的累积。更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宁蒗学子选择回到家乡参与教育事业，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可以说，宁蒗教育进入了良性循环。

“宁海模式”对新时代民族地区教育帮扶的启示

早在1996年，张诗亚先生在考察大凉山后提出建议：“我们已经吃够了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苦头，要想绕过教育发展而去寻求‘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按照生产力发展的优先率，改弦更张，尝试一下以教育发展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呢？”[1]当前国家正在推行“组团式”对口支援、省部共建等帮扶模式，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受帮扶方”面临内生动力不足、被动接受等现实，“帮扶方”也存在融入难、积极性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宁海模式”无疑给新时代民族地区教育帮扶，特别是“组团式”对口支援带来了重要启示。

首先，民族地区本地“受帮扶方”要积极主动、克服自卑心理，认识自身特点，找准自己定位，建立起教育发展的信心。其次，外来的“帮扶方”本身也需要加强内部团队建设，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组织。“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形成完整饱满的“文化基因”，才能在民族地区“开花结果”。再次，双方政府要协同工作，提供“文化转译”平台和制度政策支持。新时代的教育帮扶在继续秉持“对教育进行帮扶”的同时，也要“通过教育进行帮扶”。尽可能考虑帮扶双方的需求，供需匹配，优势互补，通过共同创造达到“双赢”。这样民族地区教育帮扶工作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达到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诗亚，廖伯琴.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的转折——凉山州普格县农技校的启示 [J].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6，（4）.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新时代凉山彝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YZWH1901）的研究成果。

原标题：教育帮扶“宁海模式”的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