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纳·齐特尔曼：十三个国家民众对富人的看法_新浪财经

作者：（德）雷纳·齐特尔曼

引言

为什么大众对富人的看法对社会很重要？答案很简单：因为当一个社会开始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财富时，经济增长的第一道火花往往就会被点燃。美国历史上是如此，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宣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来也是如此。（诺顿，1993 年，第 501 页）。今天的越南也是如此，那里的富人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受到更积极的评价 — — 自 1986 年启动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计划以来，越南的人均 GDP 增长了六倍。

在中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已从1981年的88%下降到如今的不足1%，而与此同时，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幅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如今，居住在中国的亿万富翁比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多（Hyatt，2023）。

1993年，越南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如今，这一数字不到 5%（世界银行，2022 年，第 2 页；Zitelmann，2024a）。相反，许多社会在推出针对富人的政策时就开始走上痛苦和衰败的道路，例如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或者在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总统乌戈·查韦斯当选后。正如最近委内瑞拉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遭受反富政策之害的不仅是富人，还有穷人。

俄国革命始于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人的斗争。1917年12月，列宁要求对“人类的残渣，这些无可救药地腐烂和萎缩的肢体，这种传染病，这种瘟疫，这种溃疡”，特别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用极端武力（列宁，1947 年，第 259-60 页）。他的目标是“清除俄罗斯土地上的所有害虫”、富人和其他流氓。他用激烈的言辞解释了该怎么做：“在一个地方，半个富人、十二个流氓、六个逃避工作的工人……将被关进监狱。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将被派去清理厕所……在第四个地方，十分之一的闲人将被当场枪杀”（列宁，1947年，第262页）。

苏联政治警察第一批领导人之一马丁·伊万诺维奇·拉齐斯 (Martin Ivanovich Latsis) 于 1918 年 11 月 1 日将他的下属包括在内：

我们不会特别针对任何人发动战争。我们正在消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调查中不要寻找有关被告所做行为的文件和证据，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言论或行动上反对苏联当局。你应该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来自哪个阶级，他的根源是什么，他的教育、他的训练和他的职业。（引自 Courtois 等人，1999 年，第 8 页）

仇恨首先针对的是富人和“资产阶级”，但很快布尔什维克就向全体人民发动了战争，特别是他们提到以他们的名义采取行动的工人和农民。

正如 20 世纪 70 年代瑞典和英国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民主国家对富人的不满甚至常常导致负面的经济后果，过度热心的高税收政策和国有化导致财富大幅下降（参见 Zitelmann，2024b，第 127-48 页、171-88 页）。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更多地了解社会如何看待富人。

对富人的态度

仇富是现有偏见和成见的极端表现和动员。特别是在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情况下，人们寻找替罪羊。

历史上有一段不成文的大规模谋杀案，受害者是社会上的富人和“特权”群体。乔治·吉尔德在他的著作《财富与贫困》中写道：

在每一个大陆、每一个时代，那些在创造财富方面表现出色的人民都成为了社会上一些最严重暴行的受害者。最近的历史在德国见证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俄罗斯，对富农和犹太人的屠杀；在尼日利亚北部，部落成员遭到驱逐和屠杀；在印度尼西亚，近百万华侨被杀害；在中国本土，红卫兵肆意破坏生产者。在乌干达，屠杀白人和印第安人；在坦桑尼亚，他们被没收和驱逐；在孟加拉国，比哈尔人被谋杀和监禁。随着七十年代接近尾声，古巴和东南亚的大部分人力财富和资本都被转移到了公海。世界各地都在为摆脱财富的威胁而进行长期的斗争——店主、银行家、商人、贸易商、企业家，到处都充满了恐怖和尸体。（吉尔德，2012 年，第 139 页）

一般而言，少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偏见的受害者，并因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复杂社会发展而成为替罪羊。这些替罪羊可能是弱势群体，例如贫困移民。但他们也可以是被视为强势人群，例如富人、犹太人或亚洲人。

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就发表了数千篇关于偏见的文章、论文和书籍。有针对犹太人、黑人、女性、不同性倾向成员等的偏见的研究。然而，研究人员对针对某一特定少数群体（即富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行研究兴趣不大。这可能是许多参与偏见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取向的结果，他们的研究兴趣往往与他们的政治信念相关：他们希望他们的研究有助于反对偏见或捍卫权利的对象被标记为“弱势”的群体。从这些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富人显然不符合这些标准。

在过去的几年里，从2018年到2023年，我总共委托进行了48项调查，其中大部分是由民意调查机构Ipsos MORI进行的。这是一个昂贵的项目，花费了我超过660,000 欧元。我没有得到私人或国家实体的任何支持，我用我自己的钱资助该项目。

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

(1)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流行观念。这项调查在35个国家进行，我在 Zitelmann (2023) 中总结了调查结果。

(2)国际比较中的富人形象与社会嫉妒。我的部分研究结果已在一本专著和三篇论文中提出（Zitelmann，2020a、2020b、2021、2022）。

在本文中，我总结了所有研究该主题的国家关于富人形象和社会嫉妒的研究结果。有关方法论和研究状况的更详细描述可以在上面第 (2) 项提到的出版物中找到。我的研究也对嫉妒研究做出了贡献，我在我的书《公众舆论中的富人》（Zitelmann，2020a）的第四章中总结了其结果。

实证研究包括迄今为止在13个国家进行的调查。2018年5月至2022年11月，我们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波兰和智利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项调查首次使得比较许多不同国家对富人的态度成为可能。

财富和致富或致富的愿望在不同的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令人惊讶的是，在亚洲 — — 而且还在波兰这样一个高度活跃的东欧国家 — — 致富的愿望比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要强烈得多（图 1）。

图1. 问题：“对于某些人来说，富有很重要。致富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有的话）？答案：“非常重要”/“相当重要”。注：所有数据均以受访者的百分比表示。

研究中的其他问题用于了解每个国家的受访者如何看待财富。在欧洲和美国，我们将“富人”定义为净资产至少达到100万欧元/美元/英镑（不包括他们居住的房屋/公寓）的个人。

在所有13个国家中，我们列出了14种人格特质，并询问“以下哪一项（如果有的话）最有可能适用于富人？”在这14种人格特质中，有7种是积极的：有远见/有远景、勤劳、大胆、富有想象力、聪明、乐观、诚实。其余七种特质是负面的：物质主义、贪婪、自我中心、傲慢、肤浅、无情和冷酷。

然后，我们计算了每个国家积极特质和消极特质的平均百分比，并将这两个百分比相除，得出图2所示的人格特质系数 (PTC) – PTC 越低，受访者对富人的看法越积极。最积极的看法来自越南。2022年9月，河内对外贸易大学邀请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它一直在对越南人对富人的态度进行研究，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图2：13个国家的人格特质系数 (PTC)。注：系数越低，对富人的人格特质评价越积极。

在13个国家中的9个国家中，我们提出了带有两个附加问题的答复：我们询问他们个人是否认识一位或多位富人。受访者表示他们认识一个或多个富人，然后向他们展示相同的积极和消极人格特征列表，并询问他们将这些特征中的哪一个归因于他们最了解的富人。

事实表明，认识一位或多位富人的人对自己所认识的富人的评价，比整体人口对一般富人的评价要积极得多。例如，当被问到富人是否“诚实”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例如，在德国，只有 3% 的受访者表示富人是诚实的，但 4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了解的富人是诚实的。所有国家都出现了相同的模式（图 3）。

图3. 有钱人都是诚实的吗？问题：“以下哪一项（如果有）最有可能适用于富人？”向认识百万富翁的受访者补充问题：“以下哪一项（如果有）最适用于您最了解的百万富翁？”所有数据均以选择“诚实”的受访者的百分比表示。

国际比较中的社会嫉妒

该调查还提出了几个旨在衡量每个国家社会对财富的嫉妒程度的问题。

色欲、暴食、贪婪、懒惰、愤怒、嫉妒、骄傲是七大罪。沃伦·巴菲特将嫉妒描述为其中最愚蠢、最徒劳的一种：

作为一名投资者，你可以从所有致命的罪恶中得到一些东西——除了嫉妒。嫉妒别人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希望他们倒霉，或者希望你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这只会毁掉你，根本不会伤害他们，而且好处为零。如果你要选择罪孽，那就选择色欲或暴食之类的罪孽。这样至少你周末会有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情。（今日社交媒体，2010 年）

大多数人声称自己并不嫉妒，嫉妒的只是别人。与其他任何情绪相比，人们否认自己嫉妒成功人士，心理学家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拉莫拉 (Gonzalo Fernández de la Mora)（2000 年，第 73 页）在他的《平等主义嫉妒》一书中指出，嫉妒是一种被广泛否认的情绪：

一个人可能会承认骄傲、贪婪、色欲、愤怒、暴食和懒惰，甚至可能会夸耀它们。只有一种无人承认的大罪：嫉妒。这是黑暗的、隐藏的、永远被掩盖的罪。一个人试图用多种伪装来向别人隐藏它；它的标志应该是一个面具。

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研究人员采访了18,000名澳大利亚成年人。使用从 1（“根本无法描述我”）到 7（“很好地描述我”）的量表，调查参与者被问到他们有多嫉妒。近 54% 的受访者给自己的嫉妒打了最低分，特别是 1 或 2。超过 72% 的受访者给自己打了 1 到 3 分。相比之下，只有略多于 3.6% 的受访者给自己打了 6 分或 7分，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嫉妒心（Mujcic & Oswald，2018，第 104 页）。

这些调查并不能证明很少有人嫉妒。事实上，它们是社会研究人员所说的“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现象的表现。当谈到禁忌话题时，即使是匿名调查，人们也不愿意提供诚实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民意调查人员需要使用间接问题来挖掘人们的真实意见和感受。

心理学中有一个领域叫做“嫉妒研究”，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嫉妒绝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嫉妒在所有文化、任何时代都存在——而且针对成功人士的嫉妒极为普遍。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承认其他负面情绪（例如愤怒），而不是嫉妒呢？

原因之一是，当某人公开承认自己受到嫉妒心的驱使时，他们为消除嫉妒原因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被认为在社会上是不合法的。当嫉妒本身变得可被识别或被公开表达时，嫉妒者就会自动取消满足或消除嫉妒的意图。感到社会嫉妒的人避免谈论嫉妒；相反，他们将自己描述为要求“社会正义”。然而，当他们提到社会正义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平等”，他们认为只有从富人手中夺取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人类学家乔治·W·福斯特（George W. Foster）问道，为什么人们能够承认内疚、羞耻、骄傲、贪婪甚至愤怒的感觉而不丧失自尊，但几乎不可能承认嫉妒的感觉。福斯特给出了以下解释：任何人对自己和他人承认嫉妒，也就等于承认自己感到自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嫉妒是如此困难：

承认自己嫉妒，一个人就是承认自己相对于另一个人而言低人一等。他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发现自己有所欠缺。我认为，这意味着承认自卑，而不是承认嫉妒，这让我们很难接受。（Foster，1972 年，第 184 页）。

引用美国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研究，福斯特提出了一个对于探索针对富人的嫉妒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当一个人认识到另一个人拥有他们也想拥有的东西时，嫉妒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关键的见解：它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如此强烈地否认自己的嫉妒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嫉妒：

嫉妒并不令人愉快，因为它的任何表述——与之相关的任何隐含过程——都必然始于这样一个点：你需要某种东西，某种物质的东西，不幸的是，别人拥有它。这很容易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它？在某些情况下，这本身就足以引发骚乱，因为显然另一个人比你更擅长组装那些物质安全支柱，这让你更加自卑。（Harry Stack Sullivan，引自 Foster，1972 年，第 184 页）。

应对嫉妒显然并不容易。为了“解决”他们的嫉妒情绪，嫉妒（或自卑）的人需要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正如福斯特（Foster，1972，第 184 页）所说：

由于个人外部无法控制的因素或条件而导致的自卑感虽然令人不快，但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由于个人能力不足、缺乏能力或判断力差而被认为是自卑的人更难以让人接受，因为这对自我形象造成很大损害。

如果嫉妒的人能够将他们所嫉妒的人的成功归咎于命运、运气或机遇，那么他们的自尊就会减轻很多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嫉妒富人的人经常将富人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使用道德上可悲的方法、偶然性和不公平优势等因素来合理化自己的感受。

由于社会嫉妒无法通过直接问题来衡量，因此我们根据嫉妒的狭义定义制定了指标问题：嫉妒的人希望通过恶化他们羡慕的人的处境而不是改善自己的处境来缩小自己与嫉妒对象之间的差距。

关于对富人的态度的调查问卷包含三个项目，可以假设它们反映了嫉妒和幸灾乐祸的不同方面。这三项是：

(1)“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认为大幅增加百万富翁的税收是公平的，即使我个人不会从中受益。您是强烈同意、倾向于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倾向于不同意还是强烈不同意？

(2)“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有的话）您同意或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我听说一位百万富翁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商业决定并因此损失了很多钱时，我认为他活该如此。您是强烈同意、倾向于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倾向于不同意还是强烈不同意？

第三项是列表中的选项之一：

（3）“我赞成大幅降低这些经理的工资，并在员工之间更均匀地重新分配资金，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每月只能多得到几欧元/美元。”

当然，对第（1）项的同意可能不是基于嫉妒。其他动机很可能在对此项目的积极反应中发挥作用。这三种说法本身都不是绝对确定的嫉妒指标。但如果某人同意两种甚至三种说法，而不是不同意或只同意其中一种说法，那么这个人的富人形象更有可能是由嫉妒塑造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受访者进行分类，确定他们同意其中多少陈述而不是他们具体同意其中哪些陈述可能更有用。

为了便于进行这样的分析，将提到的三个问题和陈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准量表。根据每个受访者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为其分配一个分数。（有关该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Zitelmann，2020a，第 160-4 页。）

我们区分了三类人群：社会嫉妒者、矛盾者和非嫉妒者。社会嫉妒系数比较了每个国家的社会嫉妒者与非社会嫉妒者的比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显着差异：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嫉妒心最高，日本和波兰的社会嫉妒心最低（图 4）。

图4 国际比较中的社会嫉妒系数。注：数字越高，一个国家对富人的嫉妒心就越普遍。

通过结合社会嫉妒系数（三重加权）和人格特质系数（单重加权），我们得到了富人情绪指数（RSI），它使我们能够对特定国家/地区的人们对富人的感觉进行总体比较（图5）。

图5. 十三个国家的富人情绪指数 (RSI)。注：数字越低，对富人的态度越积极。

对富人征收的税收水平是许多国家公共和政治领域极具争议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看待对富人征税？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富人应该比低收入者缴纳更高的税。但富人的税收应该多高呢？我们为受访者提供了两种选择：

(1)“对富人的税收应该很高，但不要过高，因为他们一般都是通过努力工作来赚取财富的，国家不应该从他们身上拿走太多。”

(2)“富人不仅应该缴纳高额税款，而且还应该缴纳非常高的税款。这样，国家就可以确保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会变得太大。”

我们在其他问题中看到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在这里也得到了证实。在越南和波兰——还有瑞典——大多数人反对对富人征收极高的税。按照国际标准，瑞典的所得税已经非常高，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要高得多。如此极高的税收（当时许多富人从瑞典移民）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可能仍然在瑞典人的脑海中历历在目。

欧洲的两个极端是波兰和法国。在波兰，27%的受访者赞成对富人征收极高的税，而51%的波兰人表示税收不应该太高。在我们的指标中“社会嫉妒”程度最高的法国，情况恰恰相反：53%的法国人赞成对富人征收极高的税，只有19%的人表示对富人征税不宜太高（图6）。

图6 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十三个国家的流行观点。注：所有数据均以受访者的百分比表示。

综上所述：各国对财富和富人的态度差异很大。财富对亚洲人来说似乎特别重要，尽管这只能部分解释为追赶其他国家的强劲经济需求。毕竟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追求财富的意义远比欧洲人重要。

社会嫉妒在日本、越南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最不明显——中国是个例外，那里的社会嫉妒与欧洲同样强烈。但在波兰这个欧洲自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以来发展最快的国家，社会嫉妒心很低，对富人的态度非常积极。天平的另一端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嫉妒最为强烈，对富人的态度普遍消极。

解释这些差异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原因并分析对富人的态度的影响（例如对税收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仍然是研究的迫切需要。基于13个国家的调查对富人态度进行的国际比较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看到这些研究在其他国家进行。此外，详细分析对富人的态度对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也很重要。Axel Kaiser 和我最近尝试对智利进行此类分析（Kaiser & Zitelmann，2023、2024）。

希望偏见研究也能越来越多地关注迄今为止在这一背景下很少受到关注的少数群体：富人。

本文译自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网站：Popular perceptions of the rich in 13 countries - Zitelmann - Economic Affairs - Wiley Onlin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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