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展评|穿城而过: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和很多人一样,我很早就被植入了对铁道的现代性想象。铁道象征着繁荣的大城市、自由旅行、浪漫的爱情……这些想象全都来自文学作品、电视电影等。但那时我从来没有见到实际的火车。也恰因铁道在现实生活中是缺失的,反而激发出更富浪漫主义的期许与想象。我将自己代入所有和铁道有关的文艺作品,幻想着远方的美好、幸福和自由,像某个电影的男主角那样,毫无目的地爬上一辆不知道开何方的火车,在未知之旅中遭遇如肥皂泡一般五彩斑斓的奇遇。当然,所有的幻想在平庸的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
当我在展厅中,看到照片中那些踌躇满志来到上海打拼的年轻人,看到生活被轨道紧紧捆绑的每个人,我想到的是自己在东京的生活。曾经我也带着现代式的理想与焦虑,通过这些轨道,在城市疲于奔命。
更可怕的是,我们都相信“时间就是金钱”。一旦允许时间被金钱强奸,世界似乎清晰起来,每个人都找到了方向。即便这些方向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的,被强行嫁接在身上,我们也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并将其作为自己唯一的可能性。
这时,轨道交通的意义不仅是速度和时间,还和每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没有赶上必须乘坐的那趟车,意味着工资、奖金、考评等评价系统上的污点和惩罚。这大概就是那么多日本人,即便车厢已挤满了人,也要拼死拼活把自己强塞进去的原因吧。甚至日本铁道公司专设了一个职务,每天早晨上班高峰期,有专门的职员负责把靠自己力量无法挤上电车的乘客用力推进车厢。
就这样,人的生活无形中被轨道交通所规定。整个城市规划也和轨道交通紧密联系,进一步决定了人的生活范围与方式。
某种意义上,铁道所象征的现代社会发展体系,只为实现权力与资本设定的标准,而不是为了具体的个体。我们的生活水平或许都有提高,但这与其说是现代社会发展体系造福人类社会,不如说是为让所有人能更好地进入再生产市场而提供的必要“饲料”。
更不用说,被这个社会发展体系排除出去的那些人。他们因不服从或不符合这个体系所设定的标准,被迫沦为社会底层,过着“理所当然”被忽视被污名被驱逐的生活。
在日本生活多年后,一天夜里,我站在阳台上发呆,看着远处轨道上来来回回奔驰而过的电车,突然感到极度恐怖,仿佛眼前不是电车,是一节拖着一节在轨道上奔驰的闪闪发光的棺材。那个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夏目漱石在小说《草枕》中对火车的那段控诉:
“再没有比火车更能代表二十世纪文明的了。把几百个人圈在一个箱子里,轰轰隆隆拉着走。它毫不讲情面,闷在箱子里的人们都必须以同样速度前进,停在同一个车站,同样沐浴在蒸汽的恩泽里。人们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人们说乘火车走,我说是用火车搬运。再没有比火车更加轻视个性的了。文明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然后再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践踏个性。”
夏目漱石笔下的情况,至今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物质资源如此丰富,可每个人的生活还是那么艰难,承受的压力还是那么大的原因吧。
这个人之为人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出现时,就被以现在看来似乎显得荒诞、极端、过度保守的方式呈现出来。淞沪铁路修建之初中英两国种种纠纷,这里不做赘述。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中国官员对铁路的态度。当时的知识精英,冯焌光、沈葆桢等人,难道真的不知,铁道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利益吗?他们真的就是一群愚昧无知昏庸保守之徒吗?在《铁路现代性》一书中,作者李思逸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他这样写道:
“他们反对铁路的理由,除了外国修建侵害主权外,更多是基于一种我们已感陌生的认识论:为什么要那么快呢?有效益我们就一定要去争取吗?况且,铁路带来的垄断性收益最终都是归于政府,及其技术夺走了贩夫走卒赖以生存的饭碗,国家与民争利,有什么光彩可言呢?有钱不赚,难怪被洋人当作傻子和疯子。我们可以基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视角,悲叹晚清知识分子腐朽的道德观阻碍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但也不应忽视,当前的后殖民研究,盛赞圣雄甘地对于纺织机器的拒斥是‘反现代的现代性’。”
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让贩夫走卒保住赖以生存的饭碗,国不与民争利,这难道不是为政者必须做的事和最基本的职责吗?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甚至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素质。只有任何时候都对现代性、现代社会发展机制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思,才不致被外在于人的、基于数据与野心的发展主义所裹挟和绑架。
在这些照片中,我们看到人们围绕铁道自行组织各种别开生面的生活。孩子在铁道上嬉戏,大人架起桌子打麻将,一根绳子连通铁路两边成为晾晒衣物的好地方。闲暇时人们搬凳子在铁路上看报纸聊天,忙碌时铁路便马上转型成工作场所。这是一种肉眼可见的快乐、闲适与满足。
当然,我并不想浪漫化地去想象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的那些人的生活。我只是小时候在家乡也有过类似的生活,至今依然是非常怀念的一段记忆,深知这种生活方式并非一无是处,不应被不加思索地彻底清除。
1990年代,面临改造的淞沪铁路。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也许,不管什么样的规划、开发、管理、改造,民众终究都要用自己的办法适应,而最终都能找到适应的办法。但这个过程可能要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对权力和资本而言,在野心和目标面前,这样的代价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对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是必须实实在在用生命去面对和承担的。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用小奥利弗·W·霍布斯的一首诗作为引言。诗中这样写道:
文明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此
而在于这芸芸众生
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事物。人们常说
我们大沉溺于生活的方式,我却要说
文明的价值就在于让生活方式更加复杂;
人们的衣食住行需要的不仅是努力工作,
还要用头脑思考,而不只是简简单单、
互不关联的行为。因为
更复杂、更深入的思考
意味着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
意味着旺盛的生命。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意义所在。
摄影是一种观看,也是一种凝视。它提供的不仅是转瞬即忘的一瞥,而是发自内心的关怀与思索。《穿城而过》展览中的两位摄影师,在不同时期,将镜头对准了和我们一样的、被裹挟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通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线,得以穿过冷冰冰的数据和冠冕堂皇的广告,直视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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