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流淌出新生机

8月5日，刘世昭在聊当年骑行大运河的拍摄经历。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1981年，摄影师刘世昭和同伴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骑行至杭州，历时四百多天，拍摄了几千张照片。2016年，退休后的刘世昭挎上相机再次出发，重走运河之路，拍摄照片1.5万余张。时空跨度35年，这些珍贵的影像，记录着数十年来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发展、变化。

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刘世昭，对话镜头中京杭大运河的今昔变化。

“采访加拍摄，我们骑了一万多里”

新京报：为什么在1981年开始拍摄京杭大运河？

刘世昭：当时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口号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我供职的杂志社那时候主要就是做对外传播的工作。发现鲜有媒体对京杭大运河做过完整详细的报道后，我的搭档就报了选题。之后，我们就一同去了。

新京报：出发前拍摄采访的方案是怎么策划的？

刘世昭：有计划，但是没那么具体，比如说古迹，当地有什么风土人情，或者是有什么特色小吃，不过采访对象都是到了一个地方现找。我们以运河沿线的城市为点，一站一站地“跑点”。一千多公里长的运河，走走停停，采访加拍摄，我们骑了一万多里。

新京报：第一次骑行到终点，有什么感受？

刘世昭：“终于到了！”当时骑到杭州拱宸桥，我们就说了这句话，然后约定：“10年以后咱们再骑一次！”

新京报：为什么十年后没有如约再访，而是直到30多年后才进行第二次拍摄？

刘世昭：第一次骑了一万多里，运河这个情结就在我们两个人心里留下了。后来我还想去看运河，特别是申遗成功了，我想自己去一趟，看看这个变化。2016年开始的这趟行程，是朋友开着车跟我一起，帮我携带电脑和硬盘。直接从北京骑到了杭州，用了68天。

“变化很大，出乎我的意料”

新京报：与第一次拍摄京杭大运河相比，你看到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历史遗迹有些什么变化？

刘世昭：虽然早就想到变化会很大，但是结果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景观，过去通州的标志是燃灯佛舍利塔，那时候漕船很远就能看见那个塔，看见塔就知道到北京了。现在的燃灯佛舍利塔“置身于”城市高楼间。

在河北，比如杂技之乡吴桥，那时候，杂技都是在各自的家里练。第二次再去，那里建了国际杂技学校，走向国际了。

江苏，过去很多渔民在陆地上是没房子的，他家就是船。现在基本上都在陆地上住了。还有排筏站，镇江运河段这些木头，都是从云贵川上游漂下来的。上游扎成排筏，漂到这里编组，之后再运输。后来政策要求保护天然林，排筏站就都取消了。

这些都是历史的进程。

新京报：第二次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遗憾的事？

刘世昭：最想看无锡的米市，我骑着自行车希望能找到这个地方，到那里发现是一片绿化。岸边用石头立了一个石牌——“无锡米市遗址”，变成了遗址，特别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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