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言鳞爪见微知著|大学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唐宝民

　　《北平学人访问记》，厚厚的上下两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书名中的“北平”二字可以看出，书中的访问发生在民国时代。关于访问的缘起，采访者贺逸文回忆说：“《世界日报》为了向文化教育界纵深发展，吸引更多的读者，1935年1月起，约我写《学人访问记》，逐日在教育新闻版发表，每日一千多字，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报纸停刊时止，陆续访问了60多位学者，写了近百万字。”特殊年代的特殊采访对象，足见这本书内容的厚重。

　　那么，当年的北平学术界是什么情况呢？这次大规模的访问意义何在呢？贺逸文认为：“那时北京是文化城，学校林立，不要说中小学，就是大学也是全国最多的城市。各大学教授都是各学科的学者，其中还有不少还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他们的高深学术成就、刻苦的自学精神、朴实的生活作风，都是令人景仰，很值得向青年读者介绍的。”

　　被采访的教授中，有的人虽然身份地位很高，却拥有怜悯之心，如合作事业专家章元善先生，留学美国时学的专业是化学，回国后担任的也是化学教育工作，但是，“到民国七年的时候，河北文安等县大水，灾民逃到天津，因为人多，所以发生了霍乱，他被防疫处派往工作，这样他便与那些无告的灾民昼夜相处，看见他们难中送死，人世最残酷的景象。这些悲惨的事幕，引起了他的怜悯之心，与颠沛流离的人们发生同情，觉得应该替他们做事，因此使他决心为社会服务，于是慢慢离开化学方面的工作，而入到社会运动事业方面。”

　　周作人也是采访对象之一，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大作家在采访过程中还关心当时北平城沿街摆摊的小商贩，认为不应该取缔小商贩：“又如取缔街边摆浮摊，理由是有碍观瞻，其实要想整顿市容，应该从人民生计着手，人民经济充裕，走路的人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囚首垢面，这种浮摊也会自然减少。在没有使人民经济充裕前，单是严格地取缔，可以说是杀害人民。因为摆浮摊的人，牟此小利，供养全家大小，如今干脆不准摆或只准在小胡同里摆设，生意自然减少，使着这些人无法谋生。据朋友说有好些弱者自杀了，强者难免去铤而走险，反而危害社会。在人民与社会的利害上讲，都是没有益处的！”

　　在那个年代，学者们就对摆摊小贩有了同情心，但我们呢？我们在对待小商贩问题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潘光旦是著名社会学家，他在采访时提出了一种主张，也是颇有趣的：“我近年来有一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推进。”

　　虽然生活在旧时代，但有些被采访者的思想观念却是超越时代的，比如时任北平师范学院院长的袁敦礼教授，就在采访中强调：“一个学校，只问好不好，不问大不大。只要办得好，便是学校师生的光荣。如果办得不好，改为大学，又有什么体面？”

　　近些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掀起了一股盲目求大风，学校改学院、学院改大学，盲目扩张的意义何在呢？袁教授半个多世纪前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当代教育者反思。

　　再比如，教育专家吴俊生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实行免费教育：“我认为最好是从小学到大学一律免费，给贫寒子弟一个机会。即或完全免费办不到，也应该充分地推广奖学金，而且应当从高小的学生起，便有奖学金。”

　　这些采访虽然不成系统，但被采访者的思想及观点，却也不乏闪光之处，这些声音穿越历史的迷雾，在岁月的长河中激起了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