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年前出版的《倦怠社会》中文版开始，韩炳哲在中文世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媒体频繁引用他的书籍，躺平、过劳、“丧”，当代青年对于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及人在社媒时代的孤独与迷失，种种现象似乎都能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诊断。 最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妥协社会》则是唯一一本他写于疫情之后的书。以这本书为契机，青年志编辑，问题青年主播阳少、媒体人，节目策划人，文化记者郝汉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副主任、青年学者余明锋和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的诗人胡桑，聊了聊韩炳哲在中国“走红”的原因，以及用他的思想来解释当今的现实，有哪些精准之处，又有哪些水土不服的地方？ 这期节目并不试图提供理解韩炳哲的标准答案（亦不存在），只是在人们愈发渴求用哲学来回答现实经验的今天，该如何从这些思想资源中生发出新的叙事与认知？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命名与判断？如胡桑在节目里所言：（哲学）像一条可以通航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把我们带向生命之大海。 本文原载于《问题青年Wonderers》公众号，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倦怠社会》被韩炳哲点中的“切肤之痛”
阳少：两位老师可否讲讲，你们是在什么情境下接触到韩炳哲的？他当时是否有击中你的“痛点”？
余明锋：我最早是在德国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当时在汉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上，展厅边上有个小书店，就会卖各种时髦的书，当然包括齐泽克，那里面也有韩炳哲，并且除了他的书之外还有一张光碟，就是关于《倦怠社会》的，这张碟如今还在我的办公室，但一直没看过，因为后来我在YouTube上面找到了这张碟的内容。
认真阅读他的书也是从他在国内火起来之后，从《倦怠社会》和《精神政治学》开始，我最初读的时候还找了德文版，认真做了一些研究，最主要的触动有两点。
一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的青年教师，深深地感觉到所谓“绩效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的这样一种生存形态，无论是我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感受都非常强烈。我们做学问不再像老一辈那么从容。好的学问一定是在从容当中、带着很强的投入感做出来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不断跟自己较劲。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跟自己较劲了，你如果花太多时间跟自己较劲，那么你就要被淘汰的，非升即走，这样的现实对我们青年学者来说是有切身之痛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发现“卷”的不只是老师，还有学生。我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大学是高中的延续，因为绩点制，其实把大家的竞争从高中延续到了大学阶段，这也导致“抑郁症”成了当下青年中一个可以说带有隐喻性的病症，韩炳哲几乎在每本书里都会提及“抑郁症”。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当代社会之病症非常敏锐的思想家。后来我自己也做了一些严肃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上，后来也收录于我的《还原与无限》这本书中，原因在于我认为韩炳哲的一系列叙述，还是可以有一个思想史的定位的，值得做一个学术的判断，这当然也是对于我们自身生存状况的判断。
《爱欲之死》胡桑：其实我关注他的第一本是《爱欲之死》，当时我在同济上的课主要是在讲西方小说中的爱欲问题，所以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正好当时出了这本书。
他将爱欲之死归结于他者的消失，呈现为当代社会的某种症状，这对我是很有启发的。我觉得他是一个“症候式”的批评家，他的解读很敏锐，但作为哲学著作，我常常觉得读下来不满足。
比较有意思的是，几个月后春节休假我去了北京，那段时间我经常去Page One看书。20年1月20号那天，我刚刚翻完《精神政治学》这本书，正是新冠爆发的时期。在当时的那种气氛里重读韩炳哲的时候，他切入时代的敏锐，或者对当下回应的准确性，是很触动我的。尤其是在所谓“大流行”期间，人在里面的焦虑是怎么来的？他最后归结于抑郁，抑郁其实还是跟他者关系有关的，他者消失之后，人便不断自我损耗。
用韩炳哲的思想来解释我们的现实，有何局限？
郝汉：有批评认为，韩炳哲所造的概念与洞见其实都是前人哲学家嚼剩下的，他只不过是一个“造词大师”。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福山确实是他常引用的哲学家，他对这些人的思想加以总结，关联当下，并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倦怠社会，妥协社会，爱欲之死。
以他所引用的福柯的“规训社会”为例，他认为，今天的社会不再是规训社会，而是绩效社会。关于这两者的区别，他的总结挺妙。他认为人在规训社会里面，主导人的行动的动词是“应该”，比如在单位里“应该”上班到几点，哪些事情是人在社会的不同位置上“应该”做的。那么，我今天应该完成的东西我完成了，我可能去休息了。
但绩效社会里面，人的行动的动词是“能够”，再没有什么“应该”做的，只有你还“能够”做什么。这导致了不止不休的自我鞭策的劳动，从而可以解释今天社会的过劳与所谓内卷，甚至是精神内耗（因为当你不“能够”的时候你只能怪自己）。这确实是韩炳哲思想极具现实感的一点。
余明锋：韩炳哲是有解释力的，也因此引发共鸣。他的写作与思想所触及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从倦怠社会到妥协社会都是如此。这个所谓的转型就是，真正无孔不入的统治是以你的自愿为基础的：自愿奉献数据，自愿去卷。比如你上互联网去点击就会暴露你的喜好，让它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数据。这是他敏锐的地方。
但不得不说，他的判断有夸大，夸大的地方就是规训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并没有过去，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规训社会和绩效社会结合的状态，两方面的暴力都同时存在。
通过对福柯、阿甘本这些人的批判性的看法，来彰显自己的立场，这是论述的策略，也有它不严谨的地方。比如他可能只用两页就把阿伦特给打发了，比如他也会谈弗洛伊德，但他谈得非常宽泛，基本上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姿态。当然他的知识储备也足够，他像个点子式的思想家，这恰恰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习惯是分不开的。
某种意义上，韩炳哲所进行的社会病理诊断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社会病理的一部分，这个是有趣的地方。
胡桑：虽然他是韩国人，但其实他求学、任教都在德国，瑞士。因此他的诊断是有强烈的西方的根源性的。他一直在试图解答从新教伦理以来整个欧美社会对于个人能力的激发，对自我和上帝关系的重新建立的部分。这些思想是有历史与社会的来源的，所谓“绩效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逻辑推演，它是一个内在于西方社会的逻辑和情感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思考，这使他的思想有了某种针对性，但在东方社会来说，会有一些水土不服。
余明锋：我想做个回应。韩炳哲其实不光在中国流行，在全球都是比较热的。他之所以让大家觉得有痛感，能切中我们的问题，原因还是在于他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指认，他对于整个西方给人类带来的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进步”进行了比较尖锐的反思。
关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我简单解释一下。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个经济学概念。我们知道有古典的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讲的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万能。那么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把这个事情打破了，美国战时的经济政策认为社会需要干预，大衰退导致经济需要下猛药，需要把路修了又修，牛奶该倒得倒，总之，政府需要干预就业，干预经济，干预消费。
这一系列政策二十世纪中下叶的时候又遭遇了问题，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凯恩斯主义，认为它其实带来经济的畸形，以弗里德曼为首重申自由主义，经济要尽可能的把主权交给市场。随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基本上宣告了这种经济政策在欧美被全面接受。
而韩炳哲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社会进行诊断，因为这种观念的影响并不止步于经济领域，而是在所有方面影响人的行动。
刚刚说到福柯的规训社会，韩认为，那是一个工业社会的事情。现在来到后工业社会，对于韩生活的西欧来说，后工业社会是完全适当的一个判断。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可能只有东部的一线城市，才会有强烈的后工业社会的感觉，这个意义上大城市的人对韩才更有共鸣。
此前，人们往往会有一个历史图示，这个图示上，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方向，好像也是全球范围内欠发达地区、内陆的二三线城市接下来会迈进的方向。我和胡桑都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大学教育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衔接上的是后工业社会的论述，好像大家都开心的准备迎接一个繁荣的、可以避免体力劳动的、科技发达的社会。
但是在今天，恐怕我们对此会有深深的怀疑，这也是韩炳哲有趣的地方，他把原先被塑造为一个现代世界发展方向的终点的问题揭示出来，让人觉得后工业社会（人们摆脱体力与工业的劳动）原来不是那么值得向往的，它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
此外，当下我们的处境其实可能更加复杂，它是传统的文化，前30年后和30年各种话语，包括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的交织之中的，我们需要一个韩炳哲式的社会病理学家，而这个诊断恐怕比他对西欧的诊断要来的更加复杂。
《妥协社会》胡桑：阅读韩炳哲的那种错位感和不适感，真的是他基于欧洲的思想和我们现实之间的错位和断裂造成的。明锋刚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新自由主义。我想说说另外一个思路是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哲学转型，新自由主义成为最近四五十年来主导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意识形态。
我和明锋两个人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长大的，我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在中国扩张，从兴盛到困境，一直到现在的衰微。
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的判断让我很有感触，新自由主义就是让人变成一个绩效的人，他称之为绩效主体的人，一个把经济上的成功和财务上的自由当做人生义务的主体。我读《倦怠社会》和《妥协社会》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是，我的从童年到青年到经历被他给颠覆性地阐述了一遍。
我曾经在绩效社会里渴望的自由与理想，在他来看是一个自我之剥削，自己是自己的奴隶主。一个浙江的小镇青年，到上海成为一个大学老师，现在发现自己“自由”地困于绩效考核，想想还蛮有趣的。
余明锋：他的大判断就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后果，他主要针对新自由主义去进行批判，但不要忘记新自由主义有更复杂的内容，它在战后西方建立一个福利经济学概念，它首先是一套分配的原则。绩效考核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正义原则，只不过正义是有前提的，如相配套的福利社会。如果我们今天把新自由主义完全抛弃的话，恐怕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社会的分配正义。
我们对“疼痛”越敏感，对“痛苦”越不敏感
阳少 ：《妥协社会》的副标题——今日之痛道出了这本书的核心论述对象：痛苦。韩炳哲开篇就说：“如今，随处可见一种对痛苦的恐惧……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社会。”
爱是痛苦的，所以人们拒绝去爱；生病是痛苦的， 所以大家宁愿丧失自由也要避免生病；直面问题是痛苦的，所以大家只能搁置争议，达成虚假的共识，于是不再有革命，只有抑郁，不再对社会结构进行反思和批判，只关注内心是否自洽。点赞文化、积极心理学与正念的流行，小红书与抖音等“记录美好生活”的现象级平台都与韩炳哲的论述有点关系。
胡桑：没错。除了将后工业社会命名为“绩效社会”、“新自由主义社会”，韩炳哲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把新自由主义社会里面的人的感受与感觉，尤其是生理病状进行了命名，叫作“疼痛”。《妥协社会》从德语原名来说，直译是“吃止痛药的社会”。过去的痛是种超验的疼痛，是痛苦与苦难，是人面对有限性，在人世间的迷茫和虚无引发的苦难。
但新自由主义社会悬置了超验性，所以悬置了苦难，我们只是敏感于疼痛。韩炳哲认为，我们对疼痛越敏感，其实对痛苦就越不敏感。现在的社会就是让我们逃避痛苦，变得越来越盲目。
韩炳哲有个判断说，痛苦之无意义是社会痛苦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仍然在痛苦里面，当你忍受痛苦，但找不到意义，是最可怕的，将是彻底的虚无。人每天在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生理与精神疼痛，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出路却是没有的。
余明锋：《妥协社会》这本书的主题，有一个从尼采那里来的关键词叫“末人”，用尼采式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想做末人而不得，我们想做末人，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痛苦，抑郁症便是这样的社会性症状。“末人”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否认了痛苦的意义，但是在这样的追求当中，我们想做末人而不得，从而得了各种新的病症，新自由主义社会的个体把超验的痛苦的意义排除掉之后，陷进了新的困境。
郝汉：我的理解是，韩炳哲所强调的必要的疼痛与痛苦，倒不是说主张人们去吃苦，而是说在消极性与否定性中蕴含着更具成长性的力量。拿《爱欲之死》这本书来举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跟政治文化和当下爱情观念的关系就是，我们越来越害怕在爱情里失控，所以希望用方法避免心碎，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社会里，不快乐是不可接受的，而快乐又是可以掌握控制的。恋爱课或PUA的现象其实正是此种社会病理判断的验证。
而当这样的观念贯彻到爱情领域，韩炳哲就认为爱情已经死了，他认为是真正的爱欲是以消极性作为前提的，这种消极性是对自我中心的否定与抵抗，与他者合二为一，才是真正让人成长，能够得到升华的爱情，所谓“爱是在他者中走向死亡”。反之，想方设法去拿捏对方让自己快乐，避免痛苦，还是自恋，是爱自己，与真正的爱欲没有关系。
胡桑：这两年教书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学生们忍受生活的不适的阈值越来越小。后来，我看韩炳哲其实是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现代技术在改变人性或者改变人的主体状态。他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推特、脸书还有谷歌。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谷歌化的天地了。我们在谷歌化的世界里面活着，谷歌化的世界里有推特和脸书，在中国就是小红书、豆瓣，还有微信朋友圈，而点赞文化在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以前也抱怨过，这种媒介里只有点赞（like），没有 not like。这种模式是一种心理暗示，最后形成一种心理习惯，就是你只能接受认同你的，如果有个人表达对你的一个根本性的质疑，你是很难接受的。这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自恋文化。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情感里，他者慢慢地消失了。他者的消失不是他者不见了，而是他者被物化了，因为其他人只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了。我们的世界只有自我，这个自我是通过点赞，而最后凝结起来的封闭自我。这个过程中，韩炳哲比较敏锐地发现了人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正在减弱，背后有自我点赞和接受点赞的文化，它屏蔽了社会里根本性的差异性或者否定性。
很多时候人生是要被不断否定的，最大的否定就是死亡，而如今这种根本性的否定和差异性越来越少。韩炳哲担心在这样状态下的自我与个人的这种自恋，最后让共同体的结合成为不可能。共同体是一个人与他者相遇，然后连接起来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疏离状态，像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里所言，社会里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性的信念。
读韩炳哲，本身给我的一个巨大的刺激点，就是重新发现哲学原来还可以回答这个时代的经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思辨问题。他在命名“妥协社会”“倦怠社会”这些xx社会的时候，都是想让生命面貌变得更清晰，如果没有这些点穴式的解读，当今的经验是混沌的，读他确实有种清澈感。
余明锋：除了新自由主义的问题，韩炳哲也谈了技术之下的生存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在群中》，我在自己的B站号上还做了视频，它的副标题叫数字社会心理学。他提出了“数字人”的概念，数字人在社会当中往往会堕落为一个情绪性的存在，这会产生网暴的社会。因为人和人在网络中好像没有现实社会中人的那样一种距离感与尊重感。在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人是比较容易丧失尊重的，比较容易情绪化，比较容易直接的表达，而没有经过一个必要的反思和论辩。
所以，互联网生存既有点赞的一面，也有网暴的一面。
承认痛苦，要比否定或搁置痛苦更能安慰一个人
阳少：在新自由主义社会里面，青年人的普遍抑郁确实可以从韩炳哲的社会病例分析里得到解释。这种焦虑不仅仅来自于个人，还来自于功绩社会的建构，它催生大量过劳的抑郁症患者和倦怠的人。两位在面对年轻的学生向你们诉说苦闷甚至抑郁的时候，会如何处理？
胡桑：大学里的抑郁症发病率很高。我当过几年班主任，经常有学生会来找我，因为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办。我当然不会说你这个是小痛苦的，有个更大痛苦需要去承受，当你用否定式的方式去建议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反弹，他觉得他的整个痛苦是不值一提的，你把他否定掉了。
这有时候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一个思想问题，比如没想通。所以我更多的是跟学生去聊真实的东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看见并承认你的痛苦，这比否定或者搁置痛苦，更加能够安慰到一个人。
韩炳哲的书不心理分析，他也不做精神分析，但是他好像还能安慰到年轻人，是因为他的论述让年轻人去发现自己就嵌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知道自己的痛苦是什么。
余明锋：当学生愿意打开和我谈这些话题的时候，他首先需要得到的是尊重。同理心很重要。老师有一定的引导的职责在里面，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自己的界限。如果真有抑郁症的同学来谈他的病理性的东西，我会跟他说你还是需要去看医生，这个不是老师的精神安慰能够解决的。
我曾碰过好几个同学是这样，和这些同学面对面的时候，我真切地意识到了什么是抑郁症。你会发现他的情绪像乌云一样，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解决的，是有一个病理机制在里面。
我和学生们谈心的时候，往往会谈一点自己的经历，我也经历过感情的痛，也经历过自我挫折的时刻，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你，你或许能从小我里面摆脱出来，难过也会化解一些。
感情可能是最常见的个体成长的挫折，就像《会饮》中阿里斯托芬讲的个体情爱之苦，你永远找不到或者说你基本上很难找到和你相合的另一半，爱情确实就是有悲剧性的力量的。
但苏格拉底指出的路径在说，爱欲的形态有很多种，在个体爱欲之外，还有家国之爱，有真善美之爱。我想这些维度我都会给学生指出来，因为生命除了小我，确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图景。
胡桑：学生如果是一个星丛的话，老师并不是一个太阳，而是另一个星丛（详见本雅明）。 老师和学生，就像两个带有各自经验版本的星丛，它们之间是相互有张力的。一旦我把我的痛苦，迷茫，和对世界的某种期待讲出来后，他会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实的痛苦。人是需要被否定的，痛苦是如实地存在着的，一旦发现虽然我们都有痛苦，但是老师好像从痛苦中走出来了，他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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