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城市的向心力|义乌市_新浪财经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刷新中国城市发展观，才能读懂中国城市的未来。

城市的特色与可持续性

淄博因“烧烤”一夜蹿红，滚滚人流涌向这座“齐国故都”。

我在《向心城市》一书中所说，一地的发展不要过于依赖经济总量，因为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和人口是向着大城市、沿海城市而集聚。如果某座城市既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中心城市或是沿海城市，那么就要发展一些特色的产业，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居住品质、生活品质来吸引人，这是一些中小城市能够去努力的方向。

中国有一些颇具特色的中小城市，它们自带标签，比如义乌=小商品、敦煌=旅游、银川=葡萄酒……这些标签标志着当地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座城市的产业，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看产业分布。从经济区域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当各地的经济占比和人口占比大致相等时，就可以实现不同地区之间人均GDP大致相等，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所在。

这些带有标签的城市，背后的经济发展规律各有不同。发展旅游业的地方要处理好距离和特色的关系。如果一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偏远，旅游资源就一定要非常有特色。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旅游特色，它的区位就不能离中心城市所带来的市场需求太远。敦煌就属于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旅游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可以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银川以葡萄酒为特色的产业是另一种发展类型。贺兰山区适合栽种葡萄，所以近些年葡萄酒产业成长得很快。葡萄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然条件，二是人才条件，即在面临国内国际可替代品竞争的情势下，葡萄酒的品质、品牌、服务等能否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义乌又是一种发展情形。中国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出口为导向，因此义乌小商品市场集聚了国内外的大量商家。义乌本身距离沿海地区不远，它充分发挥了小城市地价、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集聚形成了由小商品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义乌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是，当经济发展中内需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对进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时，城市如何转型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自身体量增加时必须要考虑的。

中心城市的逻辑

城市群是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语汇，比如我们可以把“长三角”理解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群，但这个大城市群里又有以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的一些小城市群。中国东北、新疆地区虽然没有国家级的中心城市，但是东北显然有辽东半岛城市群，新疆有以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所以不能机械地根据中国的九个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定义以它们为中心的九大城市群。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行政区划中往往会有两个中心城市，比如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但苏州却是江苏省GDP最高的城市。行政中心往往由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来决定，比如南京是“六朝古都”，是京沪线上的重要节点，又是长江沿岸城市，所以像这样的城市成为省级行政中心，是由历史决定的。

中国是外向型的制造业大国，所以有些港口城市比较容易利用自身的港口条件来发展制造业，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发展经济。青岛和苏州在省内的地位显然是借助了这样的优势。青岛港是大港，苏州本身也是沿长江的城市，下辖的张家港本身就是港口，长江下游港口从水深和停靠条件来说，与海港差不多。不仅如此，苏州还紧邻上海，可以利用上海的海港和国际机场资源，这使得苏州借助地理条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体量比省会城市南京还要大。

当前有种想法就是，在一些省份，特别是中西部省份也培养一个次中心。中国在一个省域内部有两个中心城市的，基本上都分布在东部沿海，以“行政中心+经济重镇（港口）”的形式出现。辽宁省有沈阳和大连，山东省有济南和青岛，江苏省有南京和苏州，浙江省有杭州和宁波，福建省有福州和厦门。但中西部省份没有形成这样的“双中心”，原因有的是因为人口规模不够大，更重要的是省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地理条件最好的地方，所以不太容易产生第二个次中心，最为典型的就是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汉。所以一个省份是否有“双中心”，实际上还有很多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如果盲目强调在一个省内建立副中心，往往有可能形成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行政干预。

历史上，只有重大技术和制度的变化才会改变城市体系。首先强调的是“重大”，其次才是技术和制度的变化，比如轮船越造越大，不断降低水运的成本，最后使得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水运逐渐取代了陆运。接下来，沿江城市逐渐取代内陆城市，比如像中国历史上的洛阳、扬州、杭州曾经取代了西安，这中间还有大运河在起作用。船造得再大一点之后，海运就变得愈发重要，沿海城市又比沿河城市发展得更好。

再来看制度的重大变化。1949～1978年，中国处于半封闭经济状态，因而沿海城市没有那么重要，东北的经济实力在中国是非常强劲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全球化，哪怕没有任何新的技术变革都会让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更好一点。中国北方的沿海城市条件不如南方，主要是因为北方的沿海城市缺乏内河运输来进行配合，它的腹地比较小，有些北方沿海港口冬天还会结冰。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次空间格局的重大变化。第一次是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迁。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水运比陆上运输的效率更高，大运河的开通又对沟通南北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货物开始用内河航运运输，水运占据了运输的主导地位。随着北宋覆灭,南宋定都临安，经济重心进一步南迁。这一次变迁伴随着一些北方城市的相对衰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西安。

第二次变迁是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格局,但经济中心仍然在南方，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年代,大量的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布局在华北、东北和西北，造就了北方的“辉煌时代”。

第三次就是当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国际贸易,在海运主导国际贸易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重新崛起。当下的中国仍然处在第三次空间格局大变迁中，而这一次又恰逢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大转型。

此外，城市的发展还有路径依赖性。有些城市曾经在历史上是因港兴市，但是到了经济发展后期，现代化程度提高以后，港口功能实际上是弱化的。纽约、伦敦、东京在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的港口功能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没有以前那么强，但是由于路径依赖，这些大城市积累了人才、基础设施，还有各种教育资源，所以到后工业化时代仍然是国际国内的中心城市。

城市之间的比较优势

从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各城市的产业发展有些雷同，比如一窝蜂地上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一直没有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当市场配置资源时，是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但是地方政府往往喜欢做大本地GDP，因而什么热就做什么。

所以接下来，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的门类上，需要形成一些分工和各自的产业重点。比如长三角在生物医药领域，上海与苏州的联动形成了最为强劲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中国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也可以搞生物医药，但区别在于，尽管每个地方大的产业门类相像，而在行业和产品的分工上，可以找到自身的竞争优势。面向内需时，中国新能源车产业，例如比亚迪西安生产基地都发展得非常好；面向外需时，沿海地区的城市群，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会更加有优势。说到数字经济，贵州的产业重点是发展大数据产业，成为数据储存基地，因为运算耗能，可以在西部进行运算，但算数的人才以及利用数据的企业往往集中在像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因而，在同一个大门类之下，不同地区之间可以形成自身独特优势的分工。

每年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各省市人口变化情况。城市的变化要看人口集聚与城市面积的扩张是否相适应，如果相适应，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扩张将有利于人才集聚，从而发展出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包括形成区域性的消费中心城市。但是如果把城市的“长大”理解为是土地面积的扩张，而缺乏产业和人口集聚的基础，那就另当别论。土地意义上的城市“长大”，如果偏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有可能给城市带来巨大的负担。有些地方通过借债去建基础设施搞工业园，现在反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那它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区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最为重要的是当地的产业集聚是否有可持续竞争力，并由此决定合理的投资规模。遗憾的是，在地方政府先于市场决定投资规模的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投资过度的结果。

“好玩”的城市成就有向心力的城市

一座城市要“好玩”。“好玩”是指一座城市的吃喝玩乐，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供给充足、多样化，且具有高品质。这其中的道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于生活服务的品质和多样性的需求不断增加。到这个阶段，一座城市以生活留人变得非常重要，生活品质好才会对人口产生吸引力。

一座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是相联的。很多吃喝玩乐的场景布局都在街道两边，而且往往是窄马路的两边，但是传统的城市管理者喜欢拓宽马路，让位给汽车出行，有的城市还对沿街商铺采取封墙堵洞，这些做法是在破坏城市的生活消费场景。

在人口方面，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从业人员，他们多数是外来人口，收入并不很高。城市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的提供，并没有给外来人口提供足够公平的待遇，对于城中村、群租等居住形态也不是很包容，这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恰恰是因为城市里的一些空间，让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在城市落脚。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从事市中心服务业的人员，在北京“封墙堵洞”之后，他从原来的二环搬到了六环，但工作地点并未改变。如果城市缺乏居住条件的包容性，相关从业人员就有可能形成长途通勤的局面，既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也可能加剧城市拥堵。所以说，只有理解城市的空间格局，才能够有效建设宜居城市。

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它的消费服务业是多层次的，既有高大上的馆子，也有街边小餐馆，甚至流动摊贩，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增加城市的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中国城市还要考虑街头演艺、展示等，以此增加城市的丰富性和活力。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要变成国际中心城市，它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对国际人士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让国际人士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城市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学校，尤其是一些公共空间（如文化体育设施、公园和免税店）需要有更多的外语服务。此外，外籍人士来到中国后，还要为其中一些人士考虑是否需要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外文资讯获取的渠道。

从消费角度来讲，中国一些大城市举办的艺术展览，如果与外语没有直接联系，发展会非常快，比如画展。但是如果是跟外语有关的内容，就需要补短板了，比如音乐剧、话剧、脱口秀等，在这方面，现状如果对标一个国际化的“好玩”城市，是有巨大差距的。

从一座城市的“好玩”所代表的生活品质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而言，中国内地城市在这方面不及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这些是中国在继续深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持续改善的问题。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刊记者钱丽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