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10位经济学家解读何为 “大国”经济学|大国经济学_新浪财经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在一些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基础之上是能够解释的，在中国的大国治理之下，也有一些非常显著的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以下简称《大国经济学》）新书发布会上说道。

6月9日，《大国经济学》作者团队现场进行新书发布与圆桌分享

6月9日，“从大国发展与转型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大国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上海市社联‘望道计划’启动仪式”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大国经济学》的作者团队现场进行了新书发布与圆桌分享。

陆铭在介绍《大国经济学》写作背景与整体理念时表示，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应该要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经济的整个走向进行解释，一方面从国家规模与转型特征入手，补足现代经济学在认识中国发展时所欠缺的细节与视角，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剖析中国发展道路背后的经济学普遍原理，增强与世界的对话和互信。

《大国经济学》第一章从全球化入手，引出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转型：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相对封闭到开放的转型。第二、三章分别从行政和财政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治理结构，第四章是体现中国独特转型特征的所有制问题，第五章展开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特色非常重要的产业政策问题。此后两章涉及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分别是以人口和土地为核心的区域发展问题与金融市场和资本配置问题。第八章论述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世界经验与中国现状，第九章落实到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问题，最后一章则在回顾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基础上，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碰撞与融合。

无论是《大国经济学》的书中还是新书发布会现场，“长期、全局、多维”都被频频提及。如何在大国治理的视角之下去发现和解决中国新兴产业存在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存在问题，一定要用“中医”而不是“西医”去治疗，需要在法治环境、制度建设、市场机制、结构转型等方面对中国经济进行综合“调理”，让它健康起来，这样新兴产业自然会发展。对此，陆铭补充道，很多创新都具有探索性、随机性的特点，是逐渐在机制下慢慢延伸出来的。“营商环境好了，人才出来了，产业就起来了，所以制度建设永远是最重要的。”他说。

陈钊在《大国经济学》一书中主要撰写了“大国治理中的产业政策”章节，他在圆桌分享环节指出，任何扶持政策在严格意义上讲都是间接打压了其他人，存在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能否获得足够的好处是衡量产业政策的关键。尽管对获益的衡量有很大讨论空间，但是大国的特点可能会使产业政策有更强的可行性，而其潜在的风险则会增加产业政策的难度，这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陈钊谈到，第一个潜在风险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就导致中央的产业扶持政策在具体实施时，落到没有比较优势却想谋求发展的地方；第二个风险在于一些企业尽管得到了资源补贴，但却不一定能真正高效地去利用，出现“骗补”的现象。

因此，陈钊强调道，要发挥产业政策的效果，市场机制始终是第一位的。比如设计一个好的央地激励机制，或者针对企业设计产业政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机制扭曲或经济损失。此外，在对于地方行为进行约束和考核时，可以适当引入地方公众的评价，这样在根本制度设计上就能使得地方政府的目标更符合长远利益。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钟宁桦在圆桌分享中，从金融的角度谈到了中国目前新兴产业得不到支持的原因。他指出，当大量资金被投在基建、房地产等领域，中国的一些新兴产业就难以得到支持。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致股权比较少，而中国创新恰恰需要股权来刺激，基于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产生不了对企业家的激励作用。

钟宁桦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是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作为一个大国，通过比较特殊的金融体系，做到了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大量低回报的投入，使得中国部分主体的发展受到很大抑制。未来，中国金融体系调整的一个重点是金融和财政要实现分家，金融体系的改革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圆桌分享环节，《大国经济学》的其他作者也从各自角度出发，共同探讨了“大国”对于经济学研究和中国实践的意义，也对中国面临的转型挑战与发展形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汝岱指出，一个国家在开放中的获益程度因规模而异，中国作为大国，在开放过程中收益颇丰，但目前的确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缩小的难题，而经济政策和政治博弈的影响也正变得越来越大。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徐现祥在书中阐述了大国央地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并认为其中存在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可以为我们展望中国央地之间未来的互动提供可能的方向，一是开启新一轮的央地互动周期，二是呈多赛道试点的新试点。

“新发展目标是多维的，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中央放权不同地区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的不同维度进行试点，比如长三角地区聚焦高质量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聚焦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等。地方如何分赛道试点，中央如何多赛道试点，将是新一轮央地互动周期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徐现祥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表示，今天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还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模式后面延续和发展，而目前大多数关于分税制改革的理解都只是从钱的角度去理解。但是，从大国治理和国家市场建设的角度看，分税制是系统改革，它根本或者主要的作用不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它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范子英指出，从全局角度讲，中央财政集中是必需的，因为中国各地差异较大，中央财政集中财力之后可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他认为，思考大国财政问题，必须做激励和平衡，这是认识央地财政关系的关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知长期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她表示，从多维的目标看，中国的发展不是只有效率，还有公平、安全和稳定。实际上，国有企业既有追求效率的功能，也有民营企业不具备的功能，即一定的工具性功能和公益性功能。

罗知特别指出，要注意大国内部的差异性。她观察到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营商环境和大众理念认知上存在巨大差距，并以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行为例。其中，中国位居全球第31位，不乏获得95分、97分这样高分的指标，但事实上，这个排名是由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加权得到的，无法反映中国全国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关系的情况。

在谈到未来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时，罗知建议道，一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任期制可以有所变化，如果做得好即使任期到了也可以继续做下去，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不应该与政府官员做双向流动。她解释道，这种流动机制必须切断，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重要工作是把企业做好、创造更大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去做一些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事情。

陆铭教授指出，依据传统的激励体制，中国的大国治理还没有完全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最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依然是修改对于“平衡”的理解，即由追求传统意义上总量的平衡，转变为追求人均的平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重点谈到中国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并指出中国第三产业GDP占比已经超过50%，面对无法避免的结构转型，如何转变治理方式与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斌开表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目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偏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他认为，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兼顾公平与效率。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金融市场的机会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方面可以促进效率和公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辉文在分享中提出，有效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激励创新的有限责任原则、法律和道德共同构成的良序治理，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制度基石。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义利相兼与情理交融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