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钱谷融文学批评的两大关键词|文学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钱谷融先生是公认的文学批评大家，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上，先生的成就、贡献学界也早有公论。作为有幸跟从先生学习的弟子中的一员，在此我想从自己的聆教心得出发，以凝练关键词的方式，表达对导师学术为人的深心体悟，以缅怀钱先生，也求教于方家。

“人”

第一个关键词是“人”。钱先生盛年的成名作是《论“文学是人学”》，假借高尔基的有关说法为支援，以超越同侪和时代的理论勇气，鲜亮地提出了文学艺术的“人学”主张，甚至不妨说是发明了“人学”这一概念。这让先生受累半生，也为他赢得了一世的英名。我是在先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纪入门读博的，这期间，钱先生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编了一本自选集《艺术·人·真诚》（本文中钱先生相关著述的引文，皆出自该书，为行文方便一律不注）。我忘不了先生题词送我书时是那么高兴，更记得自己见到书名这五个字时的激动，尤其是人，大写的“人”字居于正中，这象征化地表明，钱先生到了晚年，对他一生的信仰还愈益坚定，愈益自觉。

《艺术·人·真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这信仰既是对于“人”的，也是对于文学的。钱谷融先生理解的“人”，确实是“大写的人”。这是源自启蒙主义思潮里的“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成为强音的“人的文学”里的“人”，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传统里的“人”。这是理性的人、自由的人、个性的人。“把人当做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的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做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钱先生如是说，这对“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所处的社会，也显然是更高的期许。而到了80年代，先生可以比较从容地阐明立场了，通过答友人问的方式，他更言简意赅地概括自己的文学观，是“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

在阿尔都塞断言马克思有所谓“认识论断裂”、在马克思论证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话语建构、在弗洛伊德指出无意识构成了人的深层心理之后，尤其是在“后人类”“人类世”直至“碳基生命”等新概念层出不穷的今天，谁要是看出钱先生的理想主义甚或浪漫主义，那都是可能的、容易的。但我相信，只要是真读过署名为钱谷融的文章，谁要一点不被先生通情达理的循循善诱所感染、所感动，那也是非常不容易，乃至不可能的。因为，钱先生有健固的“主义”观点，但那绝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化成了自由出入于文学经典的批评方法、阅读方法。钱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一点也不高冷、抽象，甚至也没那么高大上，因为钱先生的天性，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学的。先生对人的信心和信仰，应该是出自对古今中外文学传统的熟稔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钱先生心目中的“人”，甚至就是文学名著中的那些经典人物形象，以及创造了他们的伟大作家。“伟大”不是高大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也是崇高与渺小的统一，是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搏斗，而且归根到底，一定是前者战胜了后者。因为，人是文学的出发点，而文学又自有带动人心、也带动人类向上的神奇力量，这是先生“文学是人学”论的根本，这是“人”之所以为第一个关键词的原因，也是理由。“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

2001年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在扬州

“中国式心理分析”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关键词。这一位置的竞争显然异常激烈，比如上文的“真诚”和“诗意”，再比如众所周知的“美”“细读”“散淡”“文学的魅力”等，但思前想后，我认定是“中国式心理分析”。这是我当年做学位论文时，自信与自卑交替闭环过程中自我反省所得的一个说法。起初我以为是王晓明老师的影响，后来越来越意识到，钱先生才是源头，晓明老师就此而言确实也是师兄。西方有以弗洛伊德学说为基础的一整套精神分析的思想和技术，其根基是对人之非理性的认知。这是钱先生完全不能认同的。插一句，同样的道理，由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无好感，所以，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如日中天之际，“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概念化”，这是先生所给出的经典评论。

《钱谷融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所谓“中国式心理分析”，另有一套东方的智慧作为底层逻辑。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就是把人当人看，把人看作正常人、平常人、凡俗之人，把人放到日常的世俗生活里观察分析，不回避常识，反而更尊重常识，在承认也尊重人的“小心思”“弯弯绕”的基础上，正视每个人心底的曲折及其是非曲直。而其方法论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有人一律平视，既不高看那些大人物，也不轻视一般的小人物，从行为举止和习惯里看人识人，既以己度人，也以人观己，既从人情世故里体察世道人心，也从世道人心的高度来观照具体而微的世俗和人心。

这当然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一旦落实到文学研究，就是一双能够洞察文本深度的慧眼。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中国式心理分析的典范之作，不仅在专业内将文学批评中的“人物论”写作提升到了难以企及的境界，而且在专业外，这本书和其研究对象《雷雨》一起成了经典，书里的许多观点成了常识而广为流传。比如，对周朴园的分析，“一个人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总是特别觉得可贵，特别感到恋念的。尤其是他做了那样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总不能毫无内疚。现在，侍萍既已死去，对他就不再有什么威胁、不利，他就更容易想到她的种种可爱处而不胜怀念起来。这种怀念，又因他的灵魂的内疚，又因他的补过赎罪之心而愈益增加了它的重量，以至他自己都为这种‘真诚的’怀念所感动了。他觉得自己虽然‘荒唐’于前，却能‘补过’于后，就仿佛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了。这样，他对侍萍的怀念就做得愈益认真起来，并且还以此自豪，以此来教育周萍，来树立家庭的榜样”，一层又一层，关键的逻辑环节都诉诸普通读者的人情常理，并在其参与和认可中不断推进，而格外让人惊奇的是——当这么一个周朴园知道侍萍并没有死，且就站在面前时，他却忽然严厉地喝问侍萍“你来干什么？”——钱先生对此的分析：“他首先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名誉、地位，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并不损害他的利益时，他是可以有一点感情的，但当他一发觉这种感情与他的利益相抵触，将要危及他的名誉、地位时，他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把这种感情一脚踢开”，同样是入情入理，而且是同一种逻辑贯穿到底，非但使这一戏剧突转一点也不突然，而且由此聚焦，把周朴园“这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深刻性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让人赞叹钱先生把中国式心理分析这武器锻造得威力无比，并且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雷雨>人物谈》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式心理分析看起来对传统“心性之学”多有承继，也确乎特别注重对“人心”的深入剖析，但从根本上讲，这种论述方式却并不“唯心”，倒反而是非常“唯物”的。其一，我们一直说的是“人心”，而不是“人性”，“人性”很可能本质化、固化，而人心是活的、变化的；其二，“人心”如果有秘密，那也并非什么深层心理、藏在心底，而却实在是人对各种关系、各种得失的盘算，因此，不是“一个秘密”，而是“各种盘算”，不取决于“深度”，而取决于“关系”；其三，所谓“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各种盘算”，归根到底不外乎利益，而“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但归根到底无疑都还是物质性的。就此而言，钱先生的“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意义上的“人”，这才是受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主要表现。

作者和导师钱谷融先生，约2015年

也因此，在这个角度上，对于近年来的一些新说法、新认识，比如认为钱谷融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当年的问题出发点与基本思路，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逻辑和运作机制的，我持基本赞同的态度。虽然内在性与异质性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具体化，论述的分寸感也有待拿捏得更准确，但无论如何，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思想和中国式心理分析的方法不能再被简单化地理解了。对于这个问题，从最低限度上说，福柯所谓“权力不仅是压迫性的，也是生产性的”相关理论，是很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像我自己，在钱先生仙逝之后重读导师留下来的文字，就很为年轻时读书的粗率而懊悔。

《钱谷融论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我不敢确定，这份也算是给先生上交的作业是否有点滴新意，尤其不敢确定，先生对我提出来的两大关键词以为然否，但我还是要拿先生的话来为自己壮胆：不必太过追新，首先要真，然后要深，真了，深了，自然也就新了。其实“真”也何其难矣，但我努力过了，而“深”则寄望于来者了，因为这点确信还是有的：我所说的“人”和“中国式心理分析”，也会是今后研究钱谷融先生及其文学批评所绕不过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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