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写作”的新变与探索

　　当我们将“青春”视作一种生命特征，而因其在不同时代中指认对象的更新，“青春期写作”便作为一种写作（批评）的永恒话题持续保持着其内部的对话性和延展性。事实上，关于“青春期写作”这一命题的讨论，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脱离乌托邦式的私人语境，而参与进文学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在一次又一次的谈论中，落实为一种情境化的写作姿态或文学现象。

　　就当代诗歌而言，反倒是因为90年代“中年写作”的提出，将“青春期写作”视作一种“传统”的写作方式。在第三代诗人的表述中，“青春期写作”的问题被划归为一种关于“有或无”的本体论意识和将永恒呈现为线性的思维状态，但“中年写作”则在处理“重复”中获得介于私人与公共空间中颇具怀旧意味的自我辨认。欧阳江河曾在《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言“我们已经从青春期写作进入了中年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在“中年写作”的理论脉络中，其中也必然掺杂着关于青春的反思与重新整理。实际上，“中年写作”所反思的“青春期写作”，它所代指的海子式的前现代古典情绪，其美学的余韵并没有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彻底消失，反倒以一种潜隐的语气在90年代诗歌文本的诘问和讥讽中，露出其闪烁的面孔。

　　但当我们把视野转向生于1995年左右的新诗人的写作时，例如此本李少君、陈作涛主编的诗集《青春比樱花更美》一书中所收录的年轻一代诗人的作品，我们会发现，“青春”这一经典命题在新世代的诗人笔下已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新质。

　　青年诗人们实际上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迫切地要求处理现实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美学遗产，他们在诗歌中所呈现出的写作情感更多的是在各类当代景观中寻求自我安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写作的构架逻辑中看，这种安放的显见特征之一是写作中的“游戏意识”，在遣词造句中编织进大量当代生活碎片，以此推进事物或意志的行动。在完成一个个抒情（叙事）任务时，他们试图撬动关于现实的某种陈旧理解，不再依赖某些开放式词语而组织开放式的诗歌结构以抵达审美自由。

　　除对流行文化进行直接异化或变形处理外，这种安放同时还体现在他们对经典的重新改写中。如莱明的《诗剧三章》抓取了3位经典诗人——卡瓦菲斯、毕肖普、辛波斯卡的写作图景中最为典型的时代情绪，在重新构筑的场景中营造出秩序的诗意；徐晓的《像卡西莫多一样活着》以诗人丰富的体验感，再次赋予原型的新意；丁鹏的《绝版的风景》则将现实场景隐没在故事新编中，作为现代人的“我”在这种古老的诗意中不停地被放逐又被收回。

　　在以上的种种写法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通过各类的修辞手段将自己投掷于现实与虚拟的两端，即使是对经典的处理，也在这样的技术化处理中将抽象问题祛魅为一般的知识性资源。由此，这批诗人并不执着于进入神殿迫切地回答诗歌中的斯芬克斯之谜，而是在野史式的讲述中，通过写作的想象获得在诗歌神殿周围无限游荡的自由。

　　别有意味的是，《青春比樱花更美》这本诗歌选集其副标题实为“樱花诗赛获奖诗人作品选”，也就是说，这种独特的审美图景是经由校园比赛的方式组织起来，正是时代机遇赋予了新诗人广泛地互相学习的可能性。在这本选集中，我们能看到校园环境实际上提供了两种风格化的写作倾向，一种例如上面所提到的“游戏感”作品，他们积极地投身于各类“时髦”的文化现场，并在写作中尽力整合各类繁杂的资源以日益精进的技术探索现代诗多元的可能性；另一种则是接续怀旧的文化情绪，将诗歌写作回归到赋比兴的抒情传统中，在写作中给予现实重新理解的契机。

　　回到开头所提到的“青春期写作”的问题上来，当我们看到青年诗人们以集体亮相的方式展出作品时，这意味着这批写作者正在互相辨认中将写作嵌入“同代人”的阅读谱系中。

　　在创作资源和平台如此丰富和广阔的情况下，来自学院中的诗人们是否能在登台亮相后，仍然保持着在漫漫学徒期中的未知感和压抑感，以促使自我产生更持续的思考冲动和审美探索呢？这样的思考冲动与审美探索绝不仅仅是来自知识和主义的再生产与再加工，而是以自我教育最终实现风格的彻底成熟，依靠对感觉、对欲望、对目的、对与他人关系的洞察，塑造出卓异的生活方式。其最核心之处，让自己预备到一个可改变的状态上，不是求知若渴，恰恰是一种虚弱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言的“严肃与恐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轻的诗人们或许并不如他们的前辈那般执着于与历史直接对话或过于关心文学史中个人命名的可能性，但优渥的写作环境和温和的批评生态也使得写作的激情与耐心不用经过太猛烈的对峙与讨论就可以被迅速接收、消化和落实为某种奖励。虽然奖励是必要的，但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也一定要经过自我艰苦卓绝的写作训练，烂漫夺目的枝头樱花才能重铸成永远闪耀的金色花冠。

　　（《青春比樱花更美》，李少君、陈作涛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