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英烈传

转自:贵州日报

王文华。

护国路上的王伯群故居。 林浩 摄

护国路上的王伯群宣传画。 林浩 摄 护国路上的王伯群宣传画。 林浩 摄

林浩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世界文学名著《罪与罚》里的这句名言仿佛在悲悯中告诫,如果感受到生活的岁月静好,那必定曾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就以近代中国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半是血泪一半是抗争。从鸦片战争算起,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屈辱和斗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将清王朝的专制帝制推翻,共和体制逐步建立。而与《罪与罚》的情节相似,总有些聪明人自以为可以超越规则为所欲为,却给他人带来更多苦难,袁世凯就是那个时代的“大聪明”。

不是谁都惯着袁世凯的肆意妄为,不少勇烈之士奋而挺身与之正面硬刚。1912年1月16日中午,袁世凯乘坐马车途经北京东华门丁字街时,数枚炸弹从路边飞出,袁世凯的卫队管带袁金彪等人被炸死,袁世凯侥幸逃脱。执行这次刺杀行动的有两个贵州人——张先培和黄芝萌,这两位勇士都是京津同盟会的成员,之前还都是贵阳乐群学堂(1949年后为合群路小学)的学生。据2015年出版的《贵州省志·人物志》记载,张先培、黄芝萌是此次刺杀行动的重要组织和执行者,刺杀行动中两人先后向袁世凯乘坐的马车投掷炸弹,张先培见未能伤及袁世凯又持枪追袭,被袁的卫兵枪击头部倒地。黄芝萌上前救护不幸双双被捕。刺杀行动失败后,张先培和黄芝萌均英勇就义。

1912年9月,黄兴、陈英士入京,从万生园松林内将张先培、黄芝萌的遗骨取出,与另外两位革命志士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荟芳轩南侧,史称“四烈士墓”。这次刺杀行动失败让袁世凯多张狂了些时日,但告慰英烈的时刻并未等待太久。1915年12月,袁世凯在不断地自我膨胀中恢复帝制,直接将仇恨值拉满,就连北洋军阀内部的段祺瑞、冯国璋等要员都对其深为不满。滇军的蔡锷、唐继尧率先宣布云南独立,并出兵讨袁。

当时的时局与唐朝末期很相似,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贵州主政的是兴义系军阀刘显世。虽然军阀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但刘显世对袁世凯一贯巴结,还向称帝后的袁世凯表过忠心。王伯群和王文华两兄弟是刘显世的外甥,反袁立场却超越血脉的压制。早在1914年,袁世凯为称帝解散参、众两院,当时以贵州议员身份在京的王伯群得悉袁世凯准备复辟的内幕,回到贵阳和任黔军第一团团长的王文华、贵州巡按使戴戡等人谋划反袁事宜。之后他们做过许多准备,尤其加紧充实军事力量。云南宣布独立后,王文华再三向刘显世进言讨袁,并说愿以他所统领的一团人马发动兵变,如果失败他一人承担,如果成功,加官晋爵都是刘显世的功劳。

除去王伯群、王文华等人的努力,1916年1月17日、18日,贵阳各界代表两千余人集会声讨袁世凯,并向刘显世递交请愿书,要求早日宣布贵州独立。1月24日,已改任云南都督府参赞的戴戡等人率云南护国军一部抵达贵阳。由于云南贵州两省军政界关系密切,云南护国军到来后进一步促使刘显世于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护国运动的省份。

贵州宣布独立后,王文华率领黔军第一、二、三团组成护国军右翼军东路支队,出兵湘西;戴戡任护国军右翼军总司令,率黔军第五、六团及滇军一部,出兵四川綦江(今重庆綦江)。与袁世凯较量并非儿戏,袁世凯虽然骂名千古,但治军打仗很有些手段。袁世凯曾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新军,其后又掌控北洋军,是手头握有枪杆子的实力派。云南贵州独立后,袁世凯动员北洋军及川、湘等省军队8万余人向护国军反扑。王文华率领的黔军三个团只有约4000人,面对的敌人却有万余。强敌当前,王文华率领的黔军作战英勇,先后经历大小战斗40余次,夺得县城20余座,几乎占领整个湘西,对护国战争的军事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蔡锷将军在投身护国运动前向他的红颜知己告别: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黔军的胜利同样有赖众多将士前仆后继以身殉国,在进攻芷江城时,黔军第三团团长吴传声冲锋在前,不幸中弹捐躯。吴传声在贵州出兵讨袁前,与卢焘等少壮派军人全力支持王文华反袁,并表示“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文臣不贪财,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精忠报国的岳武穆一语道出文治武功安天下的要义。正是有革新志士的救亡图存和护国军将士的无惧生死,护国运动的浪潮得以迅速扩散,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则在军事政治等领域迅速拉胯,不得不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6月在北京病死。

护国运动胜利时,贵阳一条叫作会文路的小街道非常抢眼。2008年出版的《贵阳市南明区志》记载:王伯群、王文华都曾在会文路上居住。另一个贵州人任可澄在护国运动期间担任云南巡按使,护国运动中著名的讨袁檄文就是由他撰写,而任可澄也在会文路居住过。护国军的一位营长袁祖铭也曾是这里的居民。一条小马路一段大历史,为纪念护国运动,会文路被改名为护国路。

护国路上还曾有一座经世学堂,又称南书院,是清代贵阳三大书院之一。1990年出版的《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清光绪年间,贵阳人李端棻因支持百日维新遭慈禧发配新疆,后回到贵阳主讲经世学堂,大力传播民主思想,启迪新知。民国初年,地方涌现一批知名人士,许多都是经世学堂的学生。当时贵阳人文蔚起,办学之风兴盛。除经世学堂外,前面提到过曾培养出张先培和黄芝萌两位勇士的贵阳乐群学堂、名气更为响亮的达德学校等都大力传播进步思想。贵州虽然地处西南腹地,但新思潮已风行,辛亥革命前后支持变革的“潮人”辈出。

山止川行,风禾尽起。曾经的黑夜中总有黑色眼眸在寻找光明,岁月沉静的苦难里深藏不畏将来的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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