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的告别与成长|卡拉_新浪财经

　　▌王辉城

　　《飞往温哥华》蒋在中信出版集团

　　异域性写作，这是青年作家蒋在小说中的标识。它是如此的鲜明与强烈，仿佛成为了蒋在身上唯一的标签，以至于她不得不在《飞往温哥华》的后记中，发出告别的宣言：“飞往温哥华，看上去是开始，其实是一种结束。这个书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时间的标识——它意味着某段异域性写作生涯的终结。”

　　其中缘由，是蒋在生命经验与视野悄然发生变化。她已不再是“中国人在温哥华”，而是“异乡人在北京”。日常生活中所积攒的经验，与其他生活在北京或大城市的作家相比，大抵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信息与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素材与经验同质化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事实上，作品的卓越与否，并不取决于素材与经验，而是取决于作家的观察与认知：是如何观察生活的，又是如何对生活发出追问的？最为重要的是作家如何认识自我、如何梳理与叙述经验的？这一切，将会决定小说所能抵达的高度与深度。

　　事实上，当我阅读完《飞往温哥华》后，最触动我的并非“异域性”。同名小说的背景尽管发生在温哥华，但其内核却是我们无比熟悉的：一位殷切的母亲，对孩子寄予过高的希望。孩子在这希望中孤独前行，终于不堪重压，患上抑郁症。一个乖巧而努力的孩子，在异国他乡独自承受着经济的拮据、孤独的压力。家庭内部关系的离析，看起来处理得很好，犹如数学公式那么工整、优雅：夫妻和平离婚，对孩子的安排理性而周到。然而，最为感性的沟通却被这巨大的沉默给吞噬了。每个人都在报喜不报忧，都在“习惯了隐藏不好的那部分自己去承受”。孩子不告诉母亲自己的困难，妻子不告诉丈夫孩子的情况，丈夫亦忙碌着，开启了“被不在场的一生”。国人情感表达羞涩而含蓄，许多时候会将情感压抑在心底，尤其是负面的情绪。在情感表达方面，许多人大约都是“病人”，害怕自我展现，又厌恶他人表达。小说的结尾，孩子崩溃痛哭，让这个分离的家庭重新聚集在一起，似乎“有了新的开始”。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天车闪烁在大雪的夜里，一次又一次开向她并不知道的地方”。

　　压抑的情绪是宣泄了，家人似乎是和解了，然而生活并非瞬间，并非是个片段，而是漫长的、绵延的长河。我们观望他人的人生时，难免会生出许多豪情与壮志，似乎可以避免出现任何差池，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往往却是茫然无措。因此，我们会有“再来一次”的愿望，似乎重启人生就会避免犯下任何过错。收入集子中的《再来一次》，便有着这样强烈的愿望。这是一段跨国恋，男女双方在恋爱的过程中，有甜蜜的回忆，也有相互折磨的痛苦。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冲突，显得那么扎眼。小说的开头是“我们能否再试一次”，仿佛生活是场实验，两人相恋并非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复现某种浪漫。他们在西贡实验过（像极了《情人》，不是吗？），又试图在中国实验，试图在旅行中点燃爱情。然而，一场车祸却让实验终止了。恋人死亡了，“我”陷入了无限的悔恨中，幻想着“再来一次”。两人没有如愿以偿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上了那辆不该上的车。一定是。”生活自有逻辑，意外或许改变命运走向，但更为细微的、不愿承认的暗流早已波涛汹涌。意外只是催化剂。

　　蒋在所捕捉的情感与状态，跟异域性几乎关系不大，而是人类普遍、共通的情绪，是对广阔现实的精细描摹。《小茉莉》如是，《遗产》如是，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小说所发生的“都不是一定要发生在异国不可，小说着力描绘的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显然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当代症候。”

　　回过头来去看蒋在的首部小说集《街区那头》，便会发现“异域性”曾是当仁不让的。在这部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于国外，确切地说，发生在加拿大温哥华。这与蒋在的经历相关，她曾经在温哥华留学。因此，《街区那头》中的情绪与感受，几乎都是学生时代的：生活在同一个宿舍里因为身份不同而发生的龃龉，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种族歧视，等等。在多篇小说中，蒋在都写到参加教会的情节，这是局外之人尝试着融入当地社会中的努力。然而，这些举动更像是表面的仪式，小说中的人物试图以此获得他人的认可。更为深刻与巨大的鸿沟，潜藏在表层之下，且难以逾越。

　　最深刻与最彻底的“异域性”是《街区那头》一篇：主人公是黑白混血儿，名字叫卡拉（多么常见的外国名字啊）。母亲是非洲难民，父亲则生活在底层，做着上不得台面的灰色生意。卡拉有向上的雄心，亦有逃离的欲望。然而，在外面的世界溜达一圈后，卡拉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母亲出轨的传言，让卡拉与父亲都相信，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母亲的出轨对象据说是名银行家，这让卡拉燃起了寻找亲生父亲的欲望。卡拉确实也行动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此位银行家是位黑人女性。

　　若说真的让人感到“意外”，也不尽然。熟悉创意写作的读者，大概能预料到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标准的、工整的创意写作，但它与生命体验无关。如果遮蔽作者名字，我们会毫不犹豫认为是欧美作家的作品。如此熟稔地调动着身份与种族的筹码，如此娴熟地操控着情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怀疑这篇小说是蒋在的课堂作业。在《街区那头》这本书中，蒋在优秀的才华与叙述令我们赞叹，但更多时候，我们会感到她的迷茫与慌张——她不知道怎么在小说中处理自我，正如她在温哥华时的茫然。

　　因此，我们再去看蒋在的告别宣言，就更能体会到其中的郑重与勇气。异域性写作已带给蒋在诸多的认可与荣誉。按说，在竞争激烈的青年作家群体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与风格，会更容易“出人头地”，这也是当下的时代逻辑——被归类与被标签，如网红博主集中在某个领域创作会得到更多的曝光与流量。作家能主动拒绝被标签的诱惑，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告别向来是艰难的，然而这又是成长无法避免的。

　　从《街区那头》到《飞往温哥华》，我们可以读到蒋在的飞跃性的突破与成长。在前者，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蒋在那颗诗人的灵魂在跳跃。蒋在似乎被他乡的孤独所淹没，浓郁的情绪挥之不去。到了后者，蒋在终于将自己抽离出来，较为冷静地观察温哥华、观察自我。诗人的灵魂隐藏在克制、冷静的文字背后，只偶尔显露出来。她在用小说的声调叙述，而非用诗人的声音在抒情。

　　在《文学报》的访谈中，蒋在谈及转变的原因，是“从异国他乡回到一个我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故土重新开始生活，必定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另外从校园步入社会，一个人承载的身份会更多——工作者、北漂、女性、女儿、妻子、母亲等等，这些身份会随着时间逐渐开始叠加”。简而言之，作家需要成为一个更为丰盈与充沛的个体，同时，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去回答关于自我、社会与时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