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直好义，1600多年前诚信代名词_新浪财经

□刘德奉

三

巴人“质直好义”

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诚信的行为，是说到做到。这在一般的行为而言，是可以肯定的。但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极大的勇气，没有远大的抱负，是难以实现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有的地理环境培养出重庆人豪放耿直的性格。自古巴人就有英勇善战、敢于牺牲的精神，巴渝舞作为一种战舞，就是这种性格的艺术表达，也是巴人信义与卫国精神的独有宣示。1600多年前，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就说巴人“质直好义”，可谓诚信之代名词，且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邹容，是重庆人所熟知的人物，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他出生于渝中区，17岁留学日本，18岁回到上海并结识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与其结成生死之交，随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发表反清檄文《革命军》。清政府查办革命党时，章太炎等人被捕入狱。邹容奋起投狱，与章一起共患难。判刑两年，备受折磨，于1905年4月3日卒于狱中，年仅20岁。渝中区现有邹容路、邹容小学以资纪念，南区公园建有邹容烈士纪念碑，延传革命精神。

发生于渝中区打枪坝的“三·三一”惨案，是一个集体不畏牺牲的典型代表。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地民众举行庆祝集会，遭到英国军舰开炮轰击，打死打伤2000余人。消息传到重庆，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1927年3月31日在通远门打枪坝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名义，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反动军阀刘湘阴蓄异心，决定乘机镇压革命。当日上午11时，大会正要宣布开始，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刘湘部及其民团团丁，开枪挥刀，血腥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打死三百余人、重伤七八百人，轻伤不计其数。大会主席团总主席漆南薰、国民党左派将领陈达三当场牺牲。

郭沫若是革命家、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最让人敬佩的是他35岁时，所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其胆魄非常人可比。抗战时期，他从日本回到中国，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人士一起，开展宣传，组织活动，激励军民抗日，反对分裂和内战。郭沫若还在重庆写下多部历史剧，激发人民斗争精神。其主要的活动场所，就在七星岗的天官府，那里既是三厅的办公机构，也是郭沫若的寓所。现在，还能在其旧址前，想见其忙碌的身影和不屈气节的情态。

在红岩群体雕像的革命先辈和革命烈士中，还有许多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牺牲的英雄们。他们有的直接在母城渝中活动，有的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或精神鼓励，其敢于牺牲的精神值得铭记，这也是今天建设诚信大德，弘扬革命精神的生动教材。

四

文化在交流中发展

诚信在交流中衍进

文化是在交流中发展的，诚信也是在交流中衍进的。所以，一个地区的诚信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总体上讲，是积极的、向上的、进步的。

移民，是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因子。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川”，近代的重庆开埠、抗战内迁，现当代的西南服务团与南下干部、三线建设、三峡大移民等，都为重庆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我们在总结归纳重庆文化体系的时候，还把移民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渝中区，作为重庆主城的核心区，移民在这里也是重要的落脚地。所以，移民文化对渝中母城的文化积淀，包括诚信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过来说，渝中母城的诚信文化，历史上的移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重庆的移民历史上，特别是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官宦人士、文学艺术大家、重大事件，对重庆的诚信积淀都有重要影响。对于渝中区来讲，有的是直接影响，有的是间接影响，但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元素。

受到直接影响的，如战国时期的张仪，首次为重庆主城筑城，虽在江北，可近在咫尺；蜀汉名臣李严，再次为重庆主城筑城，首次为渝中区筑城，并将江州郡所迁至渝中半岛；唐朝诗仙李白，为重庆主城留下著名诗句“思君不见下渝州”；南宋光宗皇帝赵惇，治理恭州，登基时因有“双重喜庆”，将恭州改名重庆；南宋名臣余玠，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在渝统帅四川抗蒙，推动重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南宋抗蒙将领彭大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驻守防御重庆、合川等地，扩大渝中筑城；南宋著名抗蒙（元）将领张珏，钓鱼城副将，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被擒自尽，文天祥诗赞“气战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在重庆创建大夏国，其都城在渝中；清人王尔鉴，任巴县知县（现渝中区），主持编修《巴县志》，留下丰厚人文典籍；清末民初著名诗词家、书法家赵熙，任重庆府主考，寓居佛图关礼园，著述丰富。当然，还有许多重要的、具有一定贡献的人物，在此未能一一进行梳理。但不管怎样，他们和上述的这些人物一样，大都直接与渝中母城有关，为融合、提升、丰厚渝中母城诚信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界人士云集重庆，他们大多数都居住、工作在渝中，或活动于渝中，从现在渝中区所留下的众多抗战文物遗迹就可看出，他们在渝中母城的活跃程度，和对渝中母城诚信文化的贡献程度，都是值得珍惜和敬仰的。他们的到来，也是现代史上重庆文化、渝中文化最重要的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交流大融合，对渝中母城的诚信建设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政治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董必武、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吴玉章、肖楚女、王若飞等。他们的宽大胸怀、政治气质，所展现出的诚信，是伟大的、深远的，为渝中母城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军事人物，如冯玉祥、叶剑英、贺龙、叶挺、杨虎城、鲜英等。他们的军事才能、战斗精神、牺牲精神，为渝中母城的诚信建设，提升了新的境界；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人物，如马寅初、康心如、冼冠生、吴蕴初、刘航琛、郭沫若、晏阳初、陶行知、顾毓秀、胡庶华、翦伯赞、许德珩、邹韬奋、柳亚子、张恨水、胡风、老舍、茅盾、徐悲鸿、丰子恺、曹禺、吴祖光、茅以升等。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既贡献物质财富又贡献精神食粮，既奉献于社会发展又丰富于诚信内涵，在重庆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外国人士寓居渝中或活动于渝中。如韩国政治家金九，他在渝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越共领袖胡志明，在渝从事抗战活动；美国将军史迪威，在渝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苏联元帅崔可夫，任重庆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美国将军陈纳德，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队长；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在渝从事对日反战宣传等等，他们从国际的角度，在重庆展现了自己的诚信价值，是这一时期、这一特殊环境的突出代表。他们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与和平，与中国人民一起，打击共同的敌人，把诚信建立在世界性的共患难之上，让诚信的覆盖面延伸到人类的更宽地理空间。

重庆解放之初，为了促进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派来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和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称之为“南下干部”。其中，在渝中区就留下了许多同志。他们与重庆人民一起书，写着建设和发展的重庆新历史，并为重庆的今天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境界、刻苦工作的态度、努力奋进的精神，为渝中诚信建设丰富了直接的内容。

三线建设，是重庆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更是渝中母城整体建设迈上台阶的一次良好机遇。当时，从全国各地调来了许多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人才，同时还引进了大批产业工人，他们的专业知识极大丰富了渝中的诚信文化。其间，大批专家、学者留在了渝中，成为渝中的原住民，他们也是渝中诚信建设的一分子。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的人才，特别是年轻人，纷纷涌向重庆，来到渝中，在这里发展事业、成就梦想，他们成了新渝中市民，为建设渝中贡献智慧和热情。同时，他们的到来，也促进着具有现代意义的诚信建设。

诚信，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不同时期的人们为其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如今，我们站在新的起点，迈向新的征程，更应以新的姿态、新的思维和新的眼光，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具时代内涵、更具国际意义的诚信理念，为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新形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贡献重庆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文化研究院原院长、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