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考古_新浪财经

转自：光明网

　　作者：陈胜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使命，各学科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具有合理性的知识前提，学科的主体性问题由此得以凸显。

　　考古学是否有主体性

　　不同学科对主体性的强调存在较大差异。在自然科学领域，主体性很少单独成为问题。在艺术学科中，主体性则成为需要彰显的对象，离开了主体性就无所谓艺术。如果考古学只是一门研究物质遗存的学科，那么它就更接近自然科学，没有太大必要讨论主体性问题。但是，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去研究人的学科——从人的活动到人的社会，再到人的精神生活。可见，考古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处在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的交叉领域。正因如此，主体性对考古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主体性问题的凸显也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结果，走向阐释的当代考古学发展必定要关注主体性问题。考古学的根源古老，但是现代考古学的历史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此之前，中国有金石学，西方有古物学。现代考古学的创建者们把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引入古物学中，通过物质遗存研究来了解人类的过去。他们建立考古类型学，通过器物形制的演变来构建历史序列，提出石器、青铜、铁器前后相继的三个时代。他们还吸收了地质学的成果，以均变论为基础，建立考古地层学，以此确定遗存的相对早晚关系。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成型之后，随着西方的殖民狂潮，考古学进入了大发现时代，海因里希·谢里曼在希腊，威廉·皮特里、霍华德·卡特在埃及，伦纳德·伍雷在西亚，约翰·斯蒂芬斯在中美洲……发掘出人类文明的多个重要遗址。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学的中心任务从发现与整理材料转向解读材料，即尽可能准确地揭示物质遗存所包含的有关人类过去的信息。物质遗存不会自己讲话，它所包含的信息需要考古推理才能为人所知。考古推理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归纳，发现与发掘保存完好的材料，利用尽可能丰富的科技手段分析材料，这些方法往往有较好的古今一致性，能够从物质残留中推知古人的活动；二是演绎，即建立更准确的理论模板，根据理论模板来组织材料，即便材料是零散的。过程考古主张发展中程理论，建立符合考古学目的的理论模板；后过程考古强调关联的方法，把在场与不在场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二者的目的都是从物质遗存中更准确地获取更丰富的人类信息。

　　但是，解读出来的信息仍然只是历史事实的片段，它们并不能自动构成可以为主体理解的历史，需要主体按照某种线索、结构与原则加以组织，由此构成考古学的阐释。阐释是主体发挥创造性的舞台，主体性问题随之浮出水面，成为学科发展的焦点。实际上，还在学科形成阶段就有研究者试图发展阐释，构建史前史。英国学者约翰·卢博克以民族志材料为基础，写出《史前时代》一书，他把民族志上的族群按照他理解的发展程度，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部充满种族主义意味的著作以西方为主体、按照所谓进化原则来排列不同族群的发展程度，认为落后就必须被淘汰，这样的阐释服务了西方殖民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写出一系列重建史前史的著作。他对史前史的阐释侧重经济，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不过，柴尔德的主要目的还是探索欧洲文明从何而来，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其阐释的主体性仍然是西方文明。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后，研究者更强调跨文化的统一性，放射性碳测年技术也为不同地区文化的比较提供了统一的时间尺度，写作世界史前史成为可能。从既有的史前史来看，其组织框架仍然是围绕西方展开的，作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国所占的篇幅通常是三四十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兴起，强调发展多元的阐释，关注考古学研究的历史意义，以西方社会为基础展开阐释，因此诸如身份、性别、自由市场等具有西方政治正确意味的主题成为阐释的热点与角度。

　　简言之，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阐释，而阐释离不开主体。由于现代考古学起源于西方，并得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支持，因此既有的阐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必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是什么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或人本身，研究者自身所处的人文与社会关联会影响到其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作为利益攸关方，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也必然与研究对象关联在一起，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都会存在主体性问题。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承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体性，对人类整体而言也是有益的。

　　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但最终目的还是研究人本身。在具体物质遗存研究层面上，考古学类似于自然科学，面对客观对象，复原历史事实。但是，一旦考古学的研究进入社会与人这个层面上，它就成了人文社会科学。20世纪60年代，过程考古学兴起，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曾经主张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类似地质学的科学，两门学科同样关注历史进程，同样立足于经验基础。如果考古学只是一门研究物质遗存而与人类本身无涉的学科，那么他的主张无疑是合理的，但考古学不是这样的学科。物质遗存本身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特定人群在历史不同阶段留下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考古学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所愿，而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生了“人文转向”。

　　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应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考古学家在把握物质文化的历史意义时，是从现实出发的。考古学家生活在现实之中，并不存在一个超越现实的视角。否定考古学存在主体性的主张往往会假定存在这样的视角：绝对客观、绝对普世，人与社会都必须遵循绝对真理。这种思想在实践上早已破产，但在考古学及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有残留。

　　我们通常用“中华文明”来泛指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这个泛称成立的前提是中华文明存在显著的连续性。考古学研究已经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进入农业起源阶段之后，世界上存在三大史前农业体系：以西亚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以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东方体系、以中南美洲为中心的新大陆体系。其中，新大陆体系的农业起源相对较晚，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体系不完整。在三大史前农业体系基础上形成了三大文明体系，新大陆文明体系因为农业体系不完整以及孤悬一方、难以与其他文明沟通的地理位置，相对脆弱，在面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时无力抵抗，目前已基本消失。从人类文明史来看，从东西方文化体系到东西方文明体系，中国都是其中的一极。近年来的古DNA考古研究显示，生活在当代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就已格局初定，即分为南北两个群体。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格局构成了中国考古学主体性的历史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学家苏秉琦率先提出中国考古学要研究“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和上面泛指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内涵基本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文明探源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代表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持续推进，发挥体制优势，开展大规模的田野工作，组织多学科攻关，代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学科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从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中华文化与各种文化的交往更加频繁，交流强化了自我身份认同，更多的文化比较机会也促进了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近十余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提升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学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当然，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也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初，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契机，石家河遗址、陶寺遗址、良渚遗址、石峁遗址、南佐遗址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同时，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必需的时空框架。在学科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为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标杆。反过来，它也促进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主体性的关注。

　　现实与展望

　　对中国考古学主体性乃至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即“古今中西”问题。中国学术何去何从？中国学术与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是“古今关系”还是“中西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诞生之初，其主体性就存在深刻矛盾。如果只是古今关系，就不应该存在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一切应以“现代”为皈依。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决定了这门学科存在主体性。在考古学的实践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考古学之外的世界考古学是如何构建的。它也是由西方所定义的，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先发优势定义了“世界”，甚至定义了主体。任何知识都要经过西方“审查”之后才可能进入世界学术体系之中。当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还处在依附阶段时，是没有能力讨论主体性问题的。现在，已经到了讨论它的时候。

　　当代考古学正在走向阐释，中国考古学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学科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发生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再次行进在世界文明进程的前列。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承认并重视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如果不承认中国考古学存在主体性，结局只能是被同化或被抛弃。承认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不等于否认西方文化与西方考古学的主体性。因为交流是需要主体的，没有主体，就不会有文明互鉴。解决“古今中西”问题首先要承认中西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

　　建立这个认识之后，也就意味着，中国考古学首先要研究“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世界考古学的问题。我们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要从中国去看世界，定义属于自己的“世界考古学”，而不是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考古学，就不再需要自己去定义，因为主体性是不可替代的。既有的世界考古学是西方定义的，这是属于他们的视角。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的视角当成我们的视角。

　　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任务。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从未来来看，中国都不可能是固有体系的依附者。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脱离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去谈中国考古学，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17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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