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鳞瓦簇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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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陆昕

  又到一年争春时。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名体系规划(2016年-2035年)》中,北京城市副中心体现五个特色:春城特色、水城特色、古城文化特色、漕运文化特色、宜居特色。其中,排在首位的是“春城特色”。

  很多人能够将通州和水城、古城、漕运联系起来,而对于春城的概念却知之甚少。提起春城,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云南的昆明,其实通州也有春城之说。从每年的冰融河开,第一朵迎春花含苞待放时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底5月初百花争妍的季节,伴随着大运河的涛声,伴随着漕船的桨声,这就是独具特色的“北方春城”。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诗人王维珍在《古塔凌云》中描写通州的著名诗句。

  王维珍,字颖初,天津人,生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约卒于光绪十年(1884年),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王维珍年轻时进京赶考路过通州,深感此处“景物阜庶,闾阎喧阗”。所以,光绪五年(1879年),他欣然接受通州知州高建勋的邀请主纂《通州志》,和“潞郡文学士十余人共襄其事”,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抱着对通州人民的深厚情感,王维珍以“通州八景”“漷县八景”“文昌阁十二景”为主题,创作了28首诗作,毫不吝惜对“春城”通州的描述和赞美。他在《文昌阁十二景·雉堞云连》中这样说:“人家鳞瓦簇春城,万堞排连有雉名。一带云光射星斗,东来紫气象文明。”

  通州城在北京的正东,春从东来,春由东生,通州正是北京的春城。雉堞原意是城上的短墙,泛指城墙。诗人沐浴在大好春光里,与友人登上高高的文昌阁,鳞次栉比的房屋被一簇一簇的春花包围,巍峨的城墙入云,春意盎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古人很早就喜在运河边植柳,因为它亲水固沙。阳春三月,柳枝吐绿,被古人称为“报春的使者”。由于“柳”谐音“留”,柳树一直为文人们所青睐,留下了大量精品诗词和文章,还常以折柳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王维珍在《文昌阁十二景·柳岸渔舟》中这样描写初春的运河畔:“雨晴两岸柳依依,晒网渔舟傍钓矶。醉卧船头弄横笛,夕阳飞絮满蓑衣。”

  和王维珍一样,邵奎壁也在通州居住过很长时间,切身体验过当地的风土人情。他是浙江余姚人,字星坦,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客居通州甘棠乡,义务教授弟子,为通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清光绪九年《通州志》载其《潞河春泛》诗一首:“欲访郦亭迹,沽河更向西。轻舟融雪水,春色淡沙堤。鸥鹭随人远,壶觞信客携。愁攀杨柳绿,卅载此羁栖。”

  自元代以来,通州成了京畿要道,也成为南北文人送别的特定场所。论话别,最有资格的是通州。古人习惯出城十里相送,无论是主人还是贵客,常常要送到通州的码头边,不仅如此,还要留下一首诗。这些离愁别恨,极易引起后人的共鸣。

  马祖常(1279年-1338年)为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元代著名诗人,延祐二年会试第一,历任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江南行台中丞、枢密副使等职。他于至治元年春夏之交所作《出都》,表达了出大都南下的复杂心情:“京尘冉冉岁华新,重向都门问去津。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

  傅若金(1304年-1342年),元代著名诗人,字汝砺,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以有异才荐佐使安南,后授广州教授。《日下旧闻考》记录了其诗作《潞县舟中寄京师杨上舍诸公》:“买得吴船系柳根,潞河新雨过黄昏。都门只隔烟中树,一夜寻君若梦魂。”“春风亭馆看花时,自变新声数柳枝。只恨秀娘空第一,不曾歌得断肠诗。”明清以“上舍”为监生的别称,也是对读书人的尊称。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杨上舍是他的哪位“同学”,但是诗中表达的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通州城北五里许的黄船坞专为皇室服务,停泊之船均为皇家专用的龙舟。因岸边广植杨柳,故在通州八景之中有“柳荫龙舟”一景。清朝通州学正尹澍目睹此处盛况,诗兴大发:“杨柳青青翠欲浮,堤边锦缆系龙舟。春深碧沼恩波近,定拟君王壮胜游。”

  明清皇帝到京师东、东北方向,以及走水路到南方巡视,几乎都从通州经过,有时还要在通州住上一晚。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曾经数十次驻跸通州。

  康熙皇帝热衷读书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尤其喜爱写诗,一生留下诗作一千余首。不过乾隆皇帝更多,他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仅是收录进《御制诗集》的就多达四万余首。

  清光绪《通州志》中收录了康熙皇帝诗作6首,收录了乾隆皇帝诗作20首。两位皇帝的诗作中都有数篇描写通州春天的景象。康熙皇帝所作《潞河三首》中有两首,一是:“潋滟春波散碧漪,白苹初叶麦初歧。潞河三月桃花水,正是乘舟荐鲔时。”二是:“东风吹雨晓来晴,春水高低五闸声。兰桨乍移明镜里,绿杨深处座闻莺。”

  还有一首《潞河发舟》:“青翰舟迎旭日升,官河放溜始开冰。巡行每为求民瘼,宁避春寒晓雾凝。”描写的是其心存社稷,于雪化冰融开漕时乘舟南下的情景。

  因运河水急沙松,明代以前,通州城东的运河上一直没有建桥,人们穿越运河时都是靠船只摆渡。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用十余艘旧漕船连接建成浮桥。通州附近先后有三座浮桥,一在城东白河(北运河)上,二在东北温榆河上,三在东北白河(潮白河)上。清朝皇帝东巡均需经过这几座浮桥。其中一次正值春日,这就引得乾隆皇帝诗兴大发,作《过潞河浮桥》:“东风已解碧琉璃,坡草堤杨春与宜。恰似昔年承使命,浮桥西畔觅题时。石火光阴电影驰,幻中欢喜幻中悲。即看逝者东流水,昔日今朝有所思。潞河千古带通州,物色风光望里收。马上得诗成半偈,浮桥彻底几曾浮。”乾隆皇帝还作过一首《浮桥》:“往来经几度,浮桥镇若兹。不堪回首处,春暮泊舟时。”如此这般,放在今天,怕是给道桥公司做了软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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