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两栖者：勾连了城市和乡村的城乡旅行者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年来，小镇青年渐成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小镇青年具有鲜明的“城乡两栖者”身份特征。他们是城乡旅行者，在城乡之间循环迁移，却落脚小城镇，完成生活方式现代化。小镇青年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社会形态以及“一家两制”的社会机制支持下，完成了“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

城乡融合发展催生的特殊群体

“城乡两栖者”是城乡融合发展催生的特殊群体，它原本是基于流动人口市民化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既不完全城镇化，又不完全回归乡里，或者说既城镇化，又回归乡村的农村流动人口。在通常情景下，“城乡两栖者”是一个尴尬角色，他们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有强烈的动机成为市民，但又因大中城市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阻碍，以及个人的经济收入无法支撑而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也因此，长期以来，“城乡两栖者”是在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出来的。一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计模式，新生代的农民工得以在城市务工生活，融入都市化生活；二是通过“一家三制”的形式，一部分因结婚、教育等家庭再生产需要的农村青年，在县城和小城镇安居置业，他们在县城过上了都市化生活。

但是，已经实现了在地城镇化，又有较好市场机会的小镇青年群体，则可能意味着城乡融合意义上的“城乡两栖者”的出现。他们一旦完成身份塑造，则不再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底层群体，而是会城乡互动的链接者、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载体，是积极创造新生活的主人。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在宏观上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前提的。城乡融合包含着人口、空间、经济和价值等全方位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不断松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这为乡—城人口转移创造了条件。从小城镇建设历史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到小城镇创造了条件，也客观上制造了一定规模的原住民小镇青年。城市发展也提供了空间融合的条件。城乡生活方式已经出现高度融合，一方面是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业态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的迭代，打破了城乡的空间阻隔；另一方面则是以城乡互联互通为基础，大多数农民都有城市旅行经历，很多小镇青年还有在城乡间循环迁移的经历，再加上小镇青年群体内的高密度交流，城乡价值观念开始趋同。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是以城乡社会形态的成型作为基础的。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都市社会和乡土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乡土社会是一个同质性较强，人际关系比较紧密的熟人社会；而都市社会则是异质性强，人际关系较为稀松的陌生人社会。在城乡社会中，都市化正在全面重建社会生活方式。一方面，资本、信息、人口的集中化，进而生产出工作、休闲、知识、传播、消费、创造等领域的全新生活方式，也制造了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乡土生活的关键社会机制，如熟人社会的互惠机制、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以及家庭本位的生产生活秩序，在都市化过程中仍然发挥关键作用。小镇社会其实是“城市的尾、乡村的头”，具有鲜明的城乡交融特质。小镇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既可能生活在城镇，创业在乡村；也可能生活在乡村，工作在城镇，他们在不同生活场景中自由切换，获得了独特的社会身份。

小镇青年“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在微观上是“一家两制”社会机制的产物。在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了“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家庭内不仅存在两套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显现出来。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小镇青年都过上了都市化生活方式，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其父辈却还秉持乡土生活方式。并且，小镇青年的高成本的都市化生活，往往是建立在父辈的代际支持基础之上的。比如，小镇青年在城镇的住房，大多数是由父辈提供的；一些小镇青年在创业失败后，父母还需要分担债务，进行信任担保；哪怕是进厂务工的青年，父辈也需要提供照看小孩的支持。当前的农民家庭是下行式家庭，家庭资源的重心下移，导致年轻人的赡养任务在减弱，而祖辈也分担了隔代抚养的责任，这极大地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使得小镇青年也可以追求自我。

“城乡两栖者”具有更加积极的文化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小镇青年是在城乡互动中产生的，他们并非城市中心主义下的边缘人群，亦非乡村浪漫想象的创造者，他们只是城乡社会的主人。他们在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并不是对都市化生活的模仿，也不是对乡土生活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作为一个城乡旅行者，他们虽然落脚在小城镇，勾连了城市和乡村，却对城市和乡村生活都秉持开放态度。

正因为小镇青年在积极主动地创造新生活，加快了当代中国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在城乡社会的普及速度，新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初步确立起来。他们积极引入新业态，让传统的规模化农业生产发生转型，使得中老年农民的生产也具有新特征。他们通过文化反哺的方式，让中老年人接受了健康、休闲等新生活方式，并解决了数字鸿沟问题。他们也通过创业和在厂务工，践行了新的劳作模式、闲暇方式和时间利用方式，进而改变了乡村的社会时间。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被学校和工厂的休息和工作时间的制度化规定所替代，人们由此重新安排生活节奏。更重要的是，小镇青年频繁的城乡旅行，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对农村和农民的底层身份现象，“城乡两栖者”具有更加积极的文化意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