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大家不太熟悉的历史串起来
从书的角度来讲,我的收藏是比较广泛的。我收藏古旧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研究;一个是写作。当然,并不是说,我看到什么书就买,不是这个概念。我家里的藏书,目前有一万册左右,主要收藏文史类的图书。
文史类的书我侧重收藏什么呢?一类是大事记方面的,比如1946年,田家英先生写的《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类就是传记类。这一类的图书收藏,伴随着我收藏的名人手迹、年谱等资料。比如我手里头有朱自清的手迹,我就要找到朱自清的年谱,朱自清的传记等。还有一类是一些专题类的——一些很早以前出版的书,比如我收藏过《毛泽东的二十四位老师》。
我有了一个人的手迹,就会想方设法找到他的传记,比如《梁启超传》《张大千传》《闻一多传》《陶行知传》《冰心传》《茅盾传》等,还有他们的年谱,这些东西让我在写作过程中受益匪浅,发现了很多东西。
今年恰逢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首次召开75周年,中央电视台历史频道找到我,想要了解有关的资料。因为我曾经收集过一些参加过首次全国文代会的人的资料,我从他们的传记、年谱、日记中发现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资料。比如茅盾当时住在哪儿?巴金住在哪儿?赵树理住哪儿?华北代表团住在哪儿?华东代表团住在哪儿?大会的会场在哪儿?分会场在哪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不但清楚这个会议为什么前后召开了一个月,还能讲出来这些会议都在哪儿开的。比如大会前的筹备委员会,会址在哪儿呢?也是我从他们的日记中发现的。比如阿英的日记和丰子恺的日记中就有提到。5月8日,他们又迁至东总布胡同22号(现为53号)。上述这些内容,我都是通过潘家园或者琉璃厂的旧书店淘到的文献资料中得到的。
写作方向与藏书方向相辅相成
作为一个研究者,也作为一个作家,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向以后,其实也确定了自己的藏书方向,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很多博物馆、图书馆,他们的藏书远远满足不了研究者的需求。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机构的藏书门槛高,经常去这里查阅资料比较困难;二是很多珍稀资料和文献,往往在收藏家手中,这些机构是没有的。因此,许多研究者在做研究时,需要依赖旧书市场。个人藏书与机构藏书,也因此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很多孤本,机构中确实没有,而是收藏于民间。
当然,藏书家不一定是研究者,也不一定是作家。我是一边收藏,一边研究,一边写作。但也有不少收藏家,坦言自己并没有读过自己的藏书,他们的乐趣只在收藏本身。
我家里有多少书,基本上我都翻阅过。对于这些藏书,我把它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细读,比如我现在正在阅读一些汉字方面的书,包括汉字的历史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字改革。
第二种情况,是粗读,也就是不会一个字一个字逐字阅读。对于那些我感兴趣,或者对研究、写作也有一定启发的书籍,我会选择粗读,翻看其中比较重点的内容,用划线或者加卡片的方式进行阅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翻阅。我会按照目录和重点篇目,大致翻阅一遍。
我现在细读的,是文字改革方面的书。我收藏有当时从教育部文字改革办公室清理出来的文字改革期间的档案,文字改革其实并不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儿,它从清代就已经开始了,在晚清时期,已有很多人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探索。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以后,像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吴玉章,他们都曾经涉足于文字改革。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以后,才真正推动了这件事。
VIP课程推荐
APP专享直播
热门推荐
收起24小时滚动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扫描二维码关注(sina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