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四川旧石器考古“填补空白”

从“随遇而安”到“石破天惊”

　　郑喆轩在海拔4380米的海子山上做考古调查。

郑喆轩和同事在稻城县做洞穴调查。

人物名片

郑喆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博副研究馆员。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9年以来，主持四川旧石器考古工作，调查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上百处，填补四川多个地区既往无旧石器时代遗存的空白。主持发掘稻城皮洛、资阳濛溪河、遂宁桃花河、眉山武阳等多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

　　郑喆轩把自己走上考古之路叫做“误入考古门”。他的求学经历说起来有些“凡尔赛”：曾经梦想进入北大数学系，选读了理科；后来因为喜欢历史，毅然转读文科，高考填报志愿，阴差阳错选择了考古专业。回想起为何选择旧石器方向，郑喆轩说，是因为被温文尔雅、有着学者风范的王幼平老师所折服。

　　2014年，听闻四川要在旧石器考古方向上发力，在导师王幼平的建议下，硕士毕业的郑喆轩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遇而安”之后，他主持发掘的稻城皮洛、资阳濛溪河遗址等考古取得“石破天惊”的成果。

1从稻城皮洛到资阳濛溪河 旧石器遗址陆续被发现

　　在郑喆轩看来，四川处于高原与平原之间，华南与华北之间，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温带与亚热带之间，是十分重要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所以衡量再三，郑喆轩带着“如果能够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工作，可能会有填补空白的重要突破”的期待，才来到了四川。

　　“填补空白”，从期待照进现实。

　　刚到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旧石器考古工作基础较差、缺少可靠线索，让郑喆轩困在了“盲人摸象”的难题中。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郑喆轩基本做的都是配合基建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作。他曾经试着从紧张的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旧石器方向的探索，但是接二连三的任务，让这个考古新人缓不过劲来。“那时候经验、抗压能力、信心等各方面都差点，经费、资源、时间都争取不到。”郑喆轩回忆，做基建考古的时候，除了旧石器时代遗迹碰不上，什么年代的都能碰上。“大家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国内做旧石器的人里，发掘明代墓葬最多、挖到金银器最多的人。”郑喆轩笑道。

　　不过，经过前几年的工作，郑喆轩对四川不同区域的地质地貌特点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对各类工作流程也熟悉起来。最重要的是，考古以外的工作调查，让他锻炼出了一颗“强心脏”，能够面对困难和考古的“不确定性”。

　　从2017年开始，郑喆轩有机会接触一些旧石器考古的工作。真正的转折点是在2019年的川藏铁路文物调查。这一年，郑喆轩在常规调查以外，挤出时间“搭便车”在周边做考古调查，意外在康定发现了第一件手斧。在对康定、理塘、稻城、炉霍、道孚等地进行了系统调查后，2020年5月，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石破天惊”被发现，引起外界关注。

　　从此时开始，四川的旧石器遗址陆续被发现。2021年发现资阳濛溪河遗址、2022年发现遂宁桃花河遗址，并在同年2月对眉山武阳旧石器遗址进行了发掘。郑喆轩说，近几年四川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正在慢慢铺开，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也在持续开展，“比起很多前辈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我可能还是运气好一些。”

2从“光杆司令”到考古领队 见证四川旧石器考古发展

　　在郑喆轩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第六年，旧石器研究室成立了。说是研究室，其实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光杆司令一个”。

　　2023年，旧石器研究室正式更名为旧石器考古研究所，共有9名成员。2024年1月新增3人，目前共12名成员。郑喆轩介绍，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且大部分不是旧石器研究方向。但无论如何，近些年四川旧石器考古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继“石破惊天”的稻城皮洛遗址与广汉三星堆遗址双双斩获202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濛溪河遗址再度入选2023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并入围“十大考古”终评项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曾经说过，“近些年，四川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其重要性、分布密度、学科特点，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作为年轻的考古队长，郑喆轩将每一个遗址比作一个宝藏、一个礼物。而面对年轻的队员，他的期望就是大家能够慎重地对待、享受每一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努力为未来四川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除了常规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郑喆轩也试图带领团队探索、总结出一些规律。“比如在成都平原或是高原上，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规律已经慢慢形成了。”郑喆轩说，这些规律不仅能够帮助团队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整个四川，乃至全国的旧石器考古提供参考。

　　目前，皮洛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濛溪河遗址和桃花河遗址的第二次发掘都在推进中。“我们确实很幸运。祖先们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很幸运地被留了下来，又幸运地被我们发现了。它们不只是对四川，可能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改变很多我们关于人类起源、进化，在某些阶段、地区或者文化上的认识。”郑喆轩对此充满了期待。

　　有限的人员，做不完的工作，年轻的考古队长也在学习着优化队伍配置，用最有限的资源将工作做到极致。郑喆轩坦言，从去年开始自己就在反思，试图降低团队的工作时长，将效率提上去，“但是事儿毕竟这么多，只能说慢慢探索。我们团队、我们的团队成员也还需要很长的成长周期。”

3借公众考古讲好中国故事 他曾登上央视《开讲了》

　　相比绚丽的青铜器，旧石器的手斧显得略朴素了些。既有“成功的公众考古范例”——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发掘珠玉在前，让郑喆轩这位年轻的旧石器考古队长也对公众考古产生了些许想法。

　　“不管是从专业、遗址本身，还是从广大群众需要、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让考古成果走出专业象牙塔，跟公众来一个更快、更紧密的结合。”在郑喆轩看来，遗址与大众都是公众考古的受益者，“关心和支持考古的受众多了，能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也就多了。所以我们这一年的工作，得到的支持也变多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考古学要求的严谨、需要的研究周期，本身就与传播所要求的“爆点”与快速相悖。在郑喆轩看来，其中如何去平衡，是诸多考古文博行业从业者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些工作更多靠的是一种责任，“对绝大多数想做好工作的考古人来说，平衡家庭和工作已经很难了，现在还要抽出精力来做公众考古内容，的确不容易。”郑喆轩说，“但要想扩大专业影响力，这些事情必须有人来做。”

　　近两年，郑喆轩也尝试着借助媒体的影响力，推广旧石器考古，包括与高星老师一起站上央视《开讲了》的舞台，接受包括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在内的媒体的采访。

　　做好公众考古，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发展对考古文博从业者提出的新挑战。对郑喆轩来说，如何回答公众所关心的“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到哪儿去，我们是谁”的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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