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觅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刘心武的名字，在读者眼中是由许多文学作品沉淀而成的。他写小说、写散文、写建筑评论、写《红楼梦》研究，是中国文坛“常青树”。

面对面采访82岁的刘心武，我们试图寻觅他身上的常青密码，却看到了漫漫岁月中的一种文学本真。这是“到了80岁，不需要有写作计划”却笔耕不断的刘心武，是至今追求美、但不追求完美的刘心武，是念及老友仍“想大哭一场”的刘心武。

也曾金刚怒目

到2023年，我就越过八十岁，不往多说，是奔米寿前行了。除去太不懂事的幼年，至少有七十来年吧，生命中一直贯穿着寻觅的热情与执着。细想起来，也曾有过窗帘内那瓜秧执拗穿越窗帘缝隙的奋斗，到如今似乎也有了些许滇池海鸥般的通达与洒脱——刘心武《觅》

上观新闻：您最新推出的随笔集《觅》被定义为“八十岁人生感悟”。八十载如此漫长，何以浓缩在一个字中？

刘心武：用一个字做书名的散文集，我出了4本，分别是2015年的《润》、2018年的《恕》、2021年的《悯》和2024年的《觅》，这几本书都很独特。

我晚年温润，早年也曾金刚怒目（笑）。出版《润》之前，一位小我二十多岁的文化人和我聊天时说，他对我文字的印象可以概括为一个字：润。他可能点中了我的穴位，于是我用这个字来作了书名。

“润”应该是我们在世界上生存的态度，我们不能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也不需要追求完美，但要用温和、温润的态度去滋润别人。

上观新闻：“润”传递了您在世间生存的态度，那以“恕”作书名又指向什么？

刘心武：“恕”字取的是冰心老人为女婿陈恕题写的“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的诫语。冰心“从白茫茫的地上，找出同情来罢”，教会我们爱。

越上年纪，越懂得恕的重要性。人最可怕的是对自己不宽恕。我是很晚才宽恕我自己的。我这一生有不少坎坷，一路走来不能说都是别人冤枉了我，我始终是有过错、存在缺点的。我曾经自己不放过自己，但后来我宽恕了我自己。

上观新闻：所以，有了《润》，才写下《恕》，然后通达《悯》，它们勾勒出您的精神之路。

刘心武：可以这么说。润是一种风格，恕是一种态度，而悯是一种情怀。

悲天悯人，是善的挥发。孩子们很小就学唐诗《悯农》，“悯”字是我们最早认识的汉字之一。但真正懂得并实施悯，并不容易。

我在《悯》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母亲给我上了铭心刻骨的一课。有一次，我跟母亲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前面有个残障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觉得有趣，就在他身后学那模样。母亲制止了我，并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我注意到她眼眶里竟然涌出了泪水。她让我知道了悯，知道要尊重、同情那些比我们生活更艰难的人。

上观新闻：走过这样一条精神之路，您的新作品集却取名为“觅”，您依然还在寻寻觅觅什么？

刘心武：寻觅是福。从觅衣食温饱，到觅施展才能，觅机缘巧合，觅伯乐贵人，觅知心伴侣，觅谈伴挚友，觅山川美景，觅行善为乐，觅优雅生存，觅精神充实，觅无怨无悔……

觅无止境，却需适度。人要树立正确的寻觅观。两句古诗“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最直率地道出了追寻功名利禄的虚无。人间“杨柳色”，是烂漫青春，是平凡生趣，是淳朴之美，是自然之道。觅的最高境界，是回归陌头春色，觅到真我，而又忘我利他。

一直傻傻地写

作为一个文学长跑者，我把自己作为文学个案，提供给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让他们看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刘心武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个人当初是多么幼稚可笑，写得多么糟糕，但他又引起了轰动，作品又很有争议。而有些作品现在来看，还有相当久远的审美价值，虽然很驳杂，但如作一个罗列，就是《刘心武文存》《刘心武文粹》的意义——《刘心武：一生种植文学“四棵树”》

上观新闻：您被读者称作“文坛常青树”。常青，是因为创作的时间漫长，更是因为作品的文学生命力。

刘心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者。当年和我一起获奖的一些伙伴，不少人后来就没有了想法，不再持续写作，也有的是被迫中断写作。我没有停止过写作，一直在傻乎乎地写。从1958年16岁那年发表在《读书》上的第一篇文章直到现在，我每两三年都能攒起一些作品。

上观新闻：您似乎不断在回顾自己的创作，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2016年出版《刘心武文粹》26卷。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吗？

刘心武：是的，我不断地回顾自己的写作，不断地作总结。文集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多了以后的集中展示，没有什么历史方面和作者整体评价方面的考虑；文存是有文必录，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不论是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还是难为情的作品，既然公开发表了，就不能回避。像我这样的马拉松长跑型作家，我认为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从1958年直到现在依旧在发表作品，是有历史的价值的；而文粹就是只选好的，我自己觉得失败的、幼稚的、糟糕的，就不值得向读者推荐去读。其中收入的都有可读性，除了小说以外，还有我的《红楼梦》研究等。

老大姐茹志鹃在世时和我关系很好，我们在创作上一直有交流，她总是表扬我，说我的回顾特别有益。她鼓励我不断地回顾，巩固优点。我不断有新的作品，还打算继续把发表后未收集的文字编为一集，延续自己写作跋涉的足迹。这也是对老大姐的一种告慰。

上观新闻：您会关注别人对您的文学评价吗？

刘心武：会，我偶尔看豆瓣，看到自己的书评分超过8.0，我就很高兴（笑）。原来，我写的东西还有人在看。

2021年，我得知学者庞茂森写了论文《刘心武在法国的接受与阐释》。她发现，我是中国当代作家里较早在法国得到译介的，居然还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在法国翻译较多的，法国一共发行过我的11个单行本，包括《树与林同在》《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尘与汗》《人面鱼》《老舍之死》《蓝夜叉》等。

《护城河边的灰姑娘》等两本书还被做成口袋本，与蒙田、福克纳、乔治·桑等一同以“2欧页码”系列出版。有朋友开玩笑问我，你出这么多书，怎么没有一本精装本，怎么开本那么小？后来我才知道，西方的观点和我们相反，那里满大街都是精装本，作家开始出平装本那叫“拔份儿”，如果出版了2欧元、3欧元一本的口袋书，那就是经典了。

上观新闻：“人”始终是法国文学批评界对您作品进行阐释的中心维度。而您法文译作的共性，似乎可以说是为无名之辈唱响赞歌的“底层文学”？

刘心武：可以这么说。《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写农民工的生活；《尘与汗》讲述绿化工老何的一天；《人面鱼》写一个出租车司机的经历。这几本书在国内的销路都不是很好，但法国人从我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与法国传统的人道主义相通的东西。我想透过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探索人性深处的奥秘，从而构建人类共同生存的能力。

上观新闻：您文学作品的法国命运，离不开一位有着中文名字的法国学者——巴黎第十大学汉学教授戴鹤白。他翻译了您很多作品，而且，中国当代作家中他只翻译您的作品。

刘心武：戴鹤白是西欧的朱熹研究专家，他的主业是翻译朱熹的著作。他喜欢我的作品，在担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期间开始翻译我的作品。这是戴鹤白的业余活动，对他来说，翻译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养不活自己的。

后来我们建立了深厚友情，他对我说，写作不是为了得奖，不要奔着奖项去，他翻译我的作品也是如此。我听了很高兴，深以为然。

戴鹤白从他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西方艺术技巧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共存于我的作品中，他为《尘与汗》法译本撰写后记时说，从《立体交叉桥》和《钟鼓楼》开始，我的作品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借鉴西方古典戏剧中时间和地点的单一性，小说时间浓缩在一天之内，故事发生的地点集中在北京西面的护城河一带；二是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留白艺术，小说没有明确结局，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尘与汗》直接以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四个时间段为各部分标题，讲述了绿化工老何的一天，开放式结局保持了同题材作品的一贯风格，即追逐美好生活的脚步永不停息，对未来的希望永不熄灭。

上观新闻：戴鹤白在翻译了您许多作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刘心武不仅仅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还认为，您的作品展现出现代艺术技巧的灵活应用。

刘心武：实际上，我一直为现代派摇旗呐喊，但又不愿成为现代派的一员。一方面，我鼓励和推崇艺术的探索，提倡不断突破、不断创新，只要顺理成章的新、水到渠成的奇、瓜熟蒂落的怪，不但都可成立，而且必然会对读者产生新的吸引力、带来新的愉悦感；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能一律跌入现代派范畴中，反对形式主义的玩弄技巧，反对那种盲目照搬的新，囫囵吞枣的奇，装腔作势的怪。在现代的变革和传统的坚守之间，我选择了一条中间路径。

上观新闻：摇旗呐喊的同时，您在对艺术形式的突破和创新上身体力行，并始终保持着对形式主义的技巧的警惕。

刘心武：是的。从意识流、荒诞手法到开放性结构，再到纪实小说、散文体小说……我从未停止对小说表现形式的探索，但这些形式实验无一不是服从于内容的需要。

戴鹤白是了解我的。我从庞茂森的论文中了解到，戴鹤白认为我创造出一种东方与西方、现实与诗意、传统与现代和谐统一的中庸文学。这无疑是我的作品吸引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将西方近代文学意识融入东方文学的趣味和手法中，形成一种兼具开放性和民族性的创作个性。

青年刘心武。资料照片

隔窗窥见新月

人的记忆里会有痛点，这痛点往往出乎他人的意料。人们在公开的发言或文字里，多半会对逝者奉献记忆中的暖色与谢赞，在私下的交谈或私信中，又多半会对与逝者接触中所呈现的冷色有所不悦不敬。公开回忆文字其实并非易事快事：若不能把所经历的人与事严格地还原，会招致误会訾议；但若要令真人真事真实地储留在历史中，则必须克服自我人性中的弱点，又勇于面对人性中的弱点，把那记忆里的痛点照直写出——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

上观新闻：很喜欢读您2023年出版的散文集《也曾隔窗窥新月》，在书中您回忆了55名文坛名宿，那些温润的智者在历经岁月尘烟与人生风雨之后素心不移，达到凝视新月的境界。

刘心武：谢谢你们年轻人的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出自我当年隔窗窥望陈梦家的故事。

我小时候家住钱粮胡同35号，那是海关总署的宿舍，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隔壁34号缩进一块，是个小四合院，那就是陈梦家的私宅。1953年，我们胡同发基层选举选民证，我母亲是张罗者之一，她对我说：“幺幺，隔壁的陈梦家先生在帮忙核对姓名呢，你不看看他吗？”我们家有几扇有花式隔栅的玻璃窗，我赶紧隔窗窥望，看见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他虽然穿的也是蓝布干部服，但浓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衣服和皮鞋一尘不染，一脸蔼然的微笑，在那里与人交谈。我对他印象深刻。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描述的许多细节，不动声色却令人动容，比如，巴金先生的来信。

刘心武：那年，一个小伙子帮我整理书橱时，从一本旧书里抖落出一封巴金先生写给我的信。那封信用圆珠笔写在《收获》杂志的专用信笺上，时间是1985年1月3日。

我和巴金见面是在1978年。当时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担任编辑，文艺编辑室的同人们自发创办了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艺刊物《十月》。长我8岁的同事章仲锷带我去上海组稿，我们一起去巴金府上拜访。

巴金答应给《十月》写稿，同时告诉我们，他主编的《上海文学》和《收获》也即将复刊。他特别问及我的写作状况，并为《上海文学》和《收获》向我约稿。他望着我说，编辑工作虽然繁忙，但你还是应该把你的小说写作继续下去。我现在回思往事，就体味到他的语重心长。

我回北京以后果然写出两个短篇小说寄过去，《找他》刊登在《上海文学》上，《等待决定》刊登在《收获》上。我很惭愧，因为这两篇巴金亲自约稿的小说，质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运，如果不是巴金对我真诚鼓励，使我的小说写作进入持续性的轨道，后来我又怎么会在摸索中写出质量较高的那些作品呢？

上观新闻：作为当时的文坛新生代，您得到了巴金这样的老前辈的真诚鼓励，您把巴金这样的做法称为行为写作，何谓行为写作？

刘心武：生活积累和悟性灵感固然重要，而写作尤其是写小说，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有前辈鼓励你不懈地“练手”，并提供高级平台，是极大的福气。

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一种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当时的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为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巴金的行为写作，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编刊物，自办出版机构，推出新人佳作，是一种拓宽文学空间的可贵行为。

上观新闻：您是真正读懂了巴金来信的一纸深意。

刘心武：当时，我们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共识的形成、凝结、发酵和碰撞、破裂、分驰都是必然的，文化界莫不有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我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往回走。巴金的一封信，让我对老一辈鼓励后辈冲出闸门、去往广阔天地的那样一种悲壮情怀深为感动。就实质而言，我们的生命价值可能也都更多地体现于行为写作。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多查阅一些“近史”材料，有助于他们理解祖辈父辈是通过怎样的历史隧道抵达今天的，这样，几辈人就可以更融洽和谐地扶持前行了。

不啻救心丹丸

生活如溪水，仍在汩汩地流淌，我们将继续在那也许是平淡无奇也许忽然跌落翻腾的流程中，相依相偎地品尝生活之美。插入瓷瓶的白丁香怒放几天后，终于凋谢，然而世上仍有丁香树，仍有春风春雨，仍有丁香盛开的花期，仍有丁香般雅洁的友人，仍有如丁香花般芬芳的温馨人情——刘心武《世间多好事》

上观新闻：《也曾隔窗窥新月》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近40年，被称为“刘心武的当代文坛备忘录”。时光如水涤荡，在您的备忘录中留下最深烙印的是谁？

刘心武：是冰心和顾行。冰心老人关心我的家庭，顾行前辈关心我的内心，有些事，我现在想起来都想哭。

我家里的纸箱里保存的冰心来信，有12封。翻看那些几乎被老鼠啃掉的信件，我确信，冰心是喜欢我、看重我的。她几乎把我那时候发表的作品全读了。

1982年，我把一摞拟编散文集的剪报拿给她，求她写序。她读完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垂柳集》写了序，提出散文应该“天然去雕饰”，切忌弄成“镀了金的莲花”。这是她自身的经验之谈，也是对我以后写作的谆谆告诫。20世纪90年代后，我继续送书、寄书给她，她都看，都有回应。

我去看望冰心，总愿自己一个人去。我愿意跟冰心单独对谈，她似乎也很喜欢我这个比她小42岁的谈伴。真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去了，到离开，始终只有我一个，吴青和陈恕（冰心的女儿和女婿）稍微跟我聊几句后，就各自去忙了。于是，阳光斜照进来，房间里只有冰心老人、我和她的爱猫，沐浴在一派温馨中。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冰心给我写信：“我这一辈子比你经受的忧患也不知多多少！一定要挺起身来，谁都不能压倒你！你像关汉卿那样做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重读这封来信，我心潮起伏而无法形容那恒久的感动。敢问什么叫作好的文笔？在我艰难时，多少人吝于最简单的慰词，而冰心却给我写来这样的文字。

上观新闻：您的回忆中，既有美好的时光，也有艰难时刻的感动。

刘心武：是的，就像顾行先生打来的那个电话。顾行是《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我还是个中学生时便给《北京晚报》副刊投寄小稿子，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他在文化界的活动中邂逅，这才有了些来往。他历经大劫后那种超然于荣辱浮沉和炎凉生死的精神状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我一度相当的“忙”，竟未珍惜这一能给予我诸多养益的人际关系。

但当我摔了个大跟头时，老先生在获悉有关我的信息后，立刻给我拨来了电话。他说：“心武，你要相信自己。”当时他因严重的心脏病住在安贞医院，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离开病房，走过好长一段走廊，到公用电话亭那儿给我拨的电话。

这是一个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电话。短短几句话，不啻救心丹丸。

得知他去世，我难过许久，我该怎样向他的在天之灵颂念那宝贵的人生馈赠？纵使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自强与自救自赎的能力，我们也许还是需要在关键时刻接到一个始料未及的救心电话。同时，我们应当自问：什么时候，我们也给他人拨一个这样的电话？如果此前未曾有过，那么，头一个这样的电话，将在何时，拨给何人？

上观新闻：您的叙述和您的文字一样，有一种洗尽铅华、慰藉人心的深沉张力。想来，您已寻觅到了人生的自由境界。难怪有评论者在评论《觅》一书时写道：“作者长有一双慈爱的双眼，观察这个世界的自然与风物、人情与世故。”

刘心武：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命不由己，运势难驭，但我们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热爱生活，拥抱命运，乐观前行。

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这也应该是你和我对待命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