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上海这些书市、书楼、图书馆的历史，你都了解吗？|上海市_新浪财经

图书馆的职责是保存人类文化典籍，保障人类优秀的文化瑰宝能长久流传，其运行也是以文献作为物质基础展开工作的。对现代社会而言，图书馆的职能更加多样化，它不仅仅是承载着国家历史典籍的具体化场所，还有其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可对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引导与启迪作用。百余年来，上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及教科文事业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

第29个世界读书日之际，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通志馆梳理了上海近现代较为重要的几处图书馆建筑，由点至面，大致可勾勒出图书馆事业在这座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同时串联起上海城市历史的各个篇章。一起来从地方志里了解上海图书馆往事↓

上海文庙

在“图书馆”概念出现之前，中国的藏书文化已有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作为古代藏书文化载体的藏书楼，为现今的人们保存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私家藏书与官方典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

上海地区古代公私藏书，可上溯至宋元，下及明、清、民国，产生过众多学宫（文庙）藏书，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家。最早的藏书家为宋末元初松江人庄肃，号称“藏书八万卷”，人称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其后，元代的杜元芳、明代的郁文博、清代的李筠嘉等均为各时代有较大影响的私人藏书家。敬业中学的前身敬业书院，早在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即多有藏书，其后龙门书院、求志书院也是较大的藏书处。

文庙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文庙与尊孔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在其两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儒家学说地位而不断提升，数量、等级也不断提升。它从最初单纯用以祭祀孔子，到后来产生因文庙而设立学校或因学校设立文庙的“庙学合一”制度，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历史上许多名儒名贤也被请进文庙加以祀奉褒扬，使得文庙这一建筑所包含的内涵不断扩大，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复合载体，当然也包括各类传统典籍的收藏。

上海现存的相关建筑主要有位于市区老城厢的文庙、嘉定孔庙、崇明学宫，另有宝山大成殿、南汇大成殿等。今天主要讲市区的这座。

上海文庙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据《上海勘察设计志》记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已有“梓潼祠”（奉文昌梓潼帝君而得名），由民宅改造而成，供奉孔圣像。上海建镇之后（注：建镇确切时间尚未定论，现主要有两种：北宋说，认为1074年建镇；南宋说，认为1193—1267年建镇），按《康熙松江府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士绅唐时措兄弟在方浜长生桥东北（今丹凤路西），购韩氏民宅，设立“文昌宫”，尝像先圣先师于祠宫，又建古修堂为诸生肄习之地，始称“镇学”。

元代上海立县，改镇学为县学，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知县周汝楫下令在县署东首（今敬业路一带）营建文庙，但因资金不足，未能完工。待来年，浙西廉访佥事朱思诚至上海巡察时，委请万户长费拱辰出资，终得建成，当时有正殿、讲堂、斋舍等建筑。大德六年（1302年），经松江判官张纪倡议，县丞范天祯带头捐资扩建，加添殿轩，增设大门、学门，重塑大成殿孔子像，并绘先贤像于两庑。知县辛思仁筑墙130尺，架桥于泮池之上，至此，上海文庙已粗具规模。（《同治上海县志》卷九）

《康熙松江府志》中上海县学的记载

《申江胜景图》（1884年）中绘制的上海学宫

至大三年（1310年）市舶司提举瞿霆发捐地500亩，在县署西淘沙场（今复兴东路北）建新学宫。延祐元年（1314年）县丞王琰又将学宫迁回原址。此后学宫历经多次修葺和扩建。而藏书方面，文庙尊经阁旧址，始建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为上海县知县刘琬专为贮藏图书供士子阅读而设。据统计，明中叶以后，上海学宫备案并发给膏火银（生活津贴）的廪生、增生、附生常年额为650人左右。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以学宫为官署。其后，小刀会突围出城，学宫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咸丰五年（1855年），地方官员在原明代海防道署遗址重建学宫，1856年竣工。中轴为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左右为名宦祠、乡贤祠；殿后为崇圣祠，四周筑围墙约480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军队与太平军作战，屯驻文庙。同治三年（1864年）撤防时，建筑毁坏大半，道台丁日昌等倡议修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建奎星阁，阁后凿池。

1931年春，上海兴建图书馆，并选定文庙内的尊经阁旧址建筑馆舍，5月动工，11月，图书馆成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至12月馆舍落成。1933年1月7日，图书馆全面对公众开放，这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文庙公园旧影

上海文庙图书馆

资料来源 |《建筑月刊》 1933 年第1卷第9期 6页

据统计，当时平均每天到馆阅览和借书读者约200多人。1934年增设儿童阅览室，并开办巡回文库。据1936年《申报年鉴》统计，1935年该馆藏书25157册，全年经费11549元，工作人员12名。

上海解放后，文庙改建为蓬莱区文化馆（并入南市区后又改为南市区文化馆）。大成殿作为展览厅、明伦堂为文娱演出场所。1981年，文庙归还给南市区文化馆。1986年起，文庙成为著名的旧书市场所在地。1997年4月至1999年9月，南市区人民政府又对文庙进行全面整修，重建学门、仪门、明伦堂、尊经阁、听雨轩、儒学署等，全面恢复清代上海文庙鼎盛时期的风貌。同时，又在文庙东北部沿梦花街、学宫街一带，建造仿古街道，并重新安置原占用大成殿及东西庑殿的“文庙书刊交易市场”。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文庙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而对于大多数上海市民来讲，对于文庙最鲜活的记忆就是“淘旧书”。

1986年开始，文庙旧书集市一年举办4次（春节、元宵节、暑假、国庆节），每次持续四到五天。到1993年，文庙旧书市场更改为一周一次。然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仅为1元的门票费。在纸质刊物日益衰弱的当下，旧书市场的活跃再现了线下书籍买卖的繁荣景象。

2020年1月19日，文庙周末书市引来众多市民

图片摄影 | 崔铁军

2021年10月7日，上海文庙迎来闭园前最后一批游客。10月8日，上海文庙暂停对外开放，开始修缮改造，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书市也落下帷幕。书市可以谢幕，但书籍的生命力和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是不会消逝的。

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拉丁语：Bibliotheca Zi-Ka-Wei），曾是上海最重要的宗教机构图书馆。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4月，耶稣会教士梅德尔司铎（Matharin Ie Maitre）在徐家汇购地建成耶稣会修院新院，藏书随之移入，收藏于修士室楼内，这也就是徐家汇藏书楼的雏形。

1870年前后的徐家汇天主堂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Photographs of China

徐家汇藏书楼库房最早的位置，按《同治上海县志》第三十一卷所记：“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堂不甚宽，辛丑和约后大加建葺，有房数百间。……堂基在二十八保五图，计田二十七亩一分二厘九毫。”藏书楼即在此范围内。再据Vue Successives de Zi-ka-Wei（意译为《徐家汇连续图景》）中所绘内容，旧堂北侧即耶稣会住院（Residence），东北侧即“修士室”（Salle de Commune），当时的书库就在其中。

由于藏书楼早期并没有正式挂牌，所以也无标准的名称。但是我们可以从它藏书的印章中找到一些脉络。据原徐家汇天主教会留用人员葛伯熙老先生撰文回忆，从历年使用的藏书印章可知，曾先后出现“Zi-ka-Wei Reservata Bibliotheca”“Zi-ka-Wei Bibliotheca Major”“Zi-ka-Wei Bibliotheca”“Zi-ka-Wei Bibliotheque de Mission”等名称。

1860年后，因藏书不断增加，需要扩大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东北侧新建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曾专门考证过藏书楼的建造时间：“由于几次改建、扩建，外界讲法不一，但真正初具规模的，应该和天主大教堂的建造联系在一起看。”有资料显示，1896—1897年工人进场开始进行大教堂的建造准备工作，当时要搭工棚制作石料，很多东西要拆掉，便建了幢楼来藏书。前后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现今看到的徐家汇藏书楼西南楼，就是1867年前后建造的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只不过1931年经过较大改造，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

20世纪30年代，徐家汇地区航拍。右上角可见徐家汇藏书楼

图片来源 | 土山湾博物馆

徐家汇藏书楼早期的藏书搜集人和读者都是当时的耶稣会会士，其后渠道不断拓展，数量也持续增长。藏书中，西文书籍类有法、英、德、希腊、拉丁等语言的图书，各国著名的百科全书（辞典）几乎应有尽有。中文书是经过中国天主教徒中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和李问渔以及徐光启十二代孙徐宗泽神父等人多方面征集而成，收藏了大量上海早期的中、西方报刊，如《北华捷报》等。徐家汇藏书楼后来还拥有全套《申报》《万国公报》。此外，还有全国省、府、厅、州、县志1615部、4226卷、19489册，所藏稿本如用徐光启手稿集成的《徐氏庖言》，传教士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等。还收藏有明清和太平天国的大量钱币。

1956年，市文化局征用藏书楼，属上海图书馆的组成部分，将原来上海合众图书馆、鸿英图书馆等馆所收藏的报刊、地方志等都集中到徐家汇藏书楼。藏书达100余万册，报纸有3600余种。

1949年，徐家汇藏书楼内景

图片来源 | LIFE photoarchive hosted by Google

1959年的漕溪北路。蒲肇河已填，路已拓宽，通衢大道直奔莘庄闵行。图右侧可见徐家汇藏书楼

20世纪90年代初，大改造中的徐家汇。图上方，东方商厦南侧可见徐家汇藏书楼

图片摄影 | 陆杰

1996年上海新时代标志性建筑——上海图书馆新馆在淮海中路1555号建成后，徐家汇藏书楼里存放的部分重要书刊报纸调入新馆。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是上海历史文化的象征之一。在建造上海地铁1号线时，对徐家汇藏书楼的影响较大，经知名人士呼吁，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加固。这期间还得到许多市民的捐助，使这幢百年老建筑与徐家汇如林的高楼商厦和谐相处。

亚洲文会图书馆

在黄浦区的东北部，南起北京东路，北至南苏州路的虎丘路，长不过300多米，曾用名上圆明园路和博物院路，1943年改名虎丘路。

1823年，英国人就在伦敦成立皇家亚洲文会，把支会设在印度孟买等地。1842年，英国与清廷签订租借香港的不平等条约后，于1847年在香港成立中国支会，研究中国艺术、科学以及自然物产。1857年，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也有译为北中国支会）在上海成立。1871年，该会屋舍落成。1874年，建立“亚洲文会博物院”，这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所在的马路也因此得名“博物院路”。

博物院建立后，以收藏、陈列上海周边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动植物、矿物、古董及人类学标本为主，着手开展标本的采集、征购和剥制。一面任用技巧精熟的专家王树衡剥制动物标本；一面聘请各类专家，开展各学科的研究。初期中国历史文物较少，所以叫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后经过在上海的英美人的捐赠，博物院的资料、藏品逐渐充实，多为东方国家的史料，其中也包括大量图书。

事实上，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创设之初就下设了图书馆（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简称亚洲文会图书馆。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初建时，藏书以其个人所藏700余册及部分捐赠图书为基础，共约1300余册。

1929年，早期建设的北华支会房屋发现白蚁，损毁日益加剧，被迫募款改建。1931年拆屋，1933年建成（一说1932年建成）亚洲文会大楼。新楼为5层砖木结构建筑，底层（Ground Floor）为门厅和大堂等，一层是演讲厅，原名“伍连德讲堂”。二层就是图书馆。博物院陈列室在三、四2个楼层，三楼陈列自然标本，有古生物、人类化石及动植物标本等；四楼陈列中国历史文物。

即将竣工的亚洲文会新楼

图片来源 | 巴马丹拿集团资料

1934年9月28日《申报》刊发“中国古钱会首次会”消息，其中提及“在圆明园路二十号亚洲文会新厦该会图书馆举行”

图书馆配备书库，设有阅览室、办公室等辅助用房。系统地收藏外国传教士、学者调查研究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风俗、语言等众多领域。至20世纪30年代末，馆藏文献曾达14万余册，以西文图书为主，中文书籍仅千余册。近现代中西文报纸数十种，期刊200余种，特别是《皇家亚洲文会会报》和各支会会报，汇集大量研究东南亚和中国的成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报的编辑出版由图书馆承担，共刊出75期，历时80多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从图书馆劫掠大量东方学文献，将7万余册图书运回日本，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索回一部分。上海解放初期，图书馆仍对外开放，每月有读者700余人。1952年8月，亚洲文会划归市文化局所属事业机构。1955年2月，市文化局指令上海图书馆接管亚洲文会图书馆，并规定，“亚洲文会的图书不作分散调拨，必须集中完整地保留”。上海图书馆在接管过程中，除接收亚洲文会藏书外，还接收其他机构寄存于亚洲文会的图书，均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被接收的亚洲文会大楼曾先后作为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等，后由上海图书馆作为书库。20世纪90年代初，原大楼底层连同“伍连德讲堂”成为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目前这栋历史建筑由“外滩美术馆”使用。

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的附设图书馆，是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发展、演变而来的民营公共图书馆。是20世纪30年代全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青浦人士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及好友高凤池租了两间房子，合股开了一家小印刷所，取名商务印书馆（英文名字Commercial Press)，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商标就是CP中间加个“商”字，夏瑞芳被推选为经理，时年26岁。当时印英文课本的生意很好，他们都是教会学校出身，精通英文，又会排字印刷，业务发展很快。

夏瑞芳十分注重引进技术和重金礼聘优秀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瑞芳亲赴日本，考察印刷业，回国后正值清政府推行新政，广设学堂，国内掀起第一个学习外语的热潮。夏瑞芳抓住时机，聘请专家学者编印大小学堂教科书和《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英语读本，并着手编纂《华英字典》等工具书，使“商务”的信誉日增、营业日隆。商务印书馆除印刷所外，还增设一个重要部门——编译所，曾先后礼聘蔡元培、张元济任编译所所长，除编辑出版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外，还出版多种辞书、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并不惜工本审订出版古籍《四库全书珍本》等。

1903年，张元济任编译所所长之后。在实际工作中，苦于参考资料的缺乏，他曾说：“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自有者……”（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鉴此窘境，张元济开始筹建编译所图书室。此后，张元济便成为商务藏书的主要搜集者。不久，经蔡元培介绍，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藏书，共 50 余橱，成为编译所图书室首批藏书。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商务印书馆新楼在宝山路落成，并在3 楼特辟图书室，用以收藏各类书籍。1909 年命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906 年至 1924 年是涵芬楼发展的重要时期，张元济主要通过 4 条途径为涵芬楼搜集图书：一是“丐之藏家”，即直接从藏家手里购入，“凡遇国内藏书家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二是“求之坊肆”，即零星购买；三是“求之坊市而不得者，则辗转借抄，录存副本，借供众贤”；四是商务印书馆自己的出版物，著者捐赠，与人互易而得。经此四途，涵芬楼藏书大大增加，至 1924 年时，藏书已经达到 30 余万册。

此时的涵芬楼虽然藏书众多，但仅限于编译所工作人员参考利用，商务印书馆之外的社会人士很少涉足，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事实上，早在1921 年 2 月，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上就提议设立公共图书馆，为公众服务。1922 年，商务董事会设立公共图书馆委员会，决定试办公共图书馆。同时着手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对面置地，另建5层钢筋混凝土大楼，除原“涵芬楼”继续收藏善本书外，其余图书全部移入新楼。“聊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故定名“东方图书馆”。

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举行开幕典礼。5月3日为商务印书馆创业三十周年纪念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1928年3月，添建平房五间，增设儿童图书馆。1931年5月6日，图书馆流通部对外开放借阅，为此专门购入新书数万册，供读者使用。

1926年4月29日《申报》刊发“即将开放之东方图书馆”消息，并附阅览章程

据当时统计，东方图书馆所藏书刊文献总量已超50万册，其中中文书籍近40万册，西文书籍46000册，日文书籍28000册，中外文报纸、期刊计945种合30000余册，藏书量在全国公开图书馆中列于首位。

东方图书馆藏书具有两大特色，一是珍贵古籍收藏丰富，二是地方志书相当齐全。据统计，清代以前的木刻本、抄本、批校本、稿本等达2754种、35083册，内宋元版书籍就有308种、5638册。宋版《周易》《通鉴纪事本未》，元版《陈氏易传》《后汉书志》，明代《永乐大典》21册等，均为稀世珍品。馆藏全国22行省方志2641种，在当时国内图书馆界列第三位，而所藏地方志品种覆盖全国1753个府、厅、州、县，完整率达84％，居各大收藏机构之先。此外，国内凡具较大影响的报刊大多有完整收藏。

东方图书馆建立后，发挥积极的社会效益， 1929年一年间，就有近 3 万人次进馆阅览，1930 年达3.6 万人次。但好景不长，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凝聚着商务人心血的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寇炮火，藏书付之一炬。作为文明载体的几十万册图书，价值更是无法估量。张元济仰天长叹道：“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事后，商务印书馆也努力实施复兴计划。

1932年，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1933 年 4 月成立复兴委员会，尽管此后藏书一度又达到 40 余万册，但藏书的质量已远不及当年，同时受诸多条件限制，对外开放已无可能。后因资金匮乏，复兴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旧藏交给文化部，东方图书馆图书交由政府管理。1953 年东方图书馆解散。至此，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成为历史。

鸿英图书馆

1924年，黄炎培、马士杰、史量才等创办甲子社，以当年为农历甲子年而名。偏重集藏时报及重要旧报，选择剪贴排比，兼及杂志图书。1929年起，编辑杂志、日报要目索引。其间，读者往来摘抄史料者络绎不绝，报刊与日俱增，对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加。于是甲子社开始筹设图书馆，当时预计需款 40 万元。1931 年甲子社更名为人文社，成立图书馆筹备处。1932 年，黄炎培等人发起募捐。适逢实业家叶鸿英来参观，“知其搜采多年，储藏已富，而为地位及经济所限，尚未能公开阅览”，遂慷慨解囊，捐助 50 万元作为“鸿英教育基金”，其中40万为图书馆基金及购地建筑设备费。

1933 年，人文社图书馆正式改名为“鸿英图书馆”，并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3号为筹备处，但其后因叶鸿英家族原因及时局等因素，图书馆迟迟未能落成开放，1938年曾短暂试行开放，但不久后又陷入停顿。按《申报》1938年6月15日的报道：“因某种原因已将门首的照牌拆去，现虽停止外界人士前去阅览，但内部人员仍照常做搜集图书及编制目录和整理的工作……”《申报》1939年3月20日又载：“本市鸿英图书馆，系已故沪绅叶鸿英氏捐资创办、现尚在筹备期间、筹备处在霞飞路一四一三号、该馆搜集各项图书颇为丰富、已在贝当路购地四亩余，年内即可动工，关于以后经常费，仍由捐款项下取息支用……”

然后直到1942年，贝当路（今衡山路）的馆舍一直没有眉目，当年10月，鸿英图书馆在霞飞路1413号筹备处正式对外开放。后因日军骚扰，于1944年停止开放。1945年8月恢复开放，不久又停顿。1946年，馆藏图书杂志150453册、日报136种、普通杂志索引卡片20余万张及《东方杂志》等专门杂志索引8种、日报提要卡片23760张；日报剪片资料1813166件，合订本3377册。

鸿英图书馆所藏《时兆月报》

上海解放后，该馆由市教育局代管。1952年9月，捐献给政府，当时藏书计有206178册。1955年1月，与新闻图书馆合并成立上海报刊图书馆，1955年3月，开始出版《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1956年改名《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1958年10月，鸿英图书馆正式并入上海图书馆。现今淮海中路1413号鸿英图书馆旧址为徐汇艺术馆。

现今的徐汇艺术馆

图片来源 | 徐汇区政府官网

合众图书馆

1939年春，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租界形成“孤岛”，当时在这里的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陈叔通、李拔可等深忧图籍的散亡，于是发起创办图书馆。张元济特请正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辞职南来负责建馆事宜。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通观顾廷龙先生的一生，面临抉择无不积极主动，在选择到图书馆工作这一生的事业时尤其如此。顾廷龙选择了图书馆事业，也可以说是图书馆事业选择了顾廷龙。

1939年7月13日，顾先生从北平出发，由水路经威海、烟台，于17日抵沪。对图书馆工作驾轻就熟的他，第二天便草拟《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几乎涵盖图书馆工作的所有方面，如办馆思想、经费、装订、排列、编目、阅览及办公时间等，其中建议将“合众”建成一专门国学图书馆、不办普通阅览的办馆思路，可谓与叶景葵、张元济心有戚戚焉。当年8月由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3人主持成立筹备处，设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4号。

《图书季刊》（1940年第2期106页）学术及出版消息：上海合众图书馆之创设

1941年8月，拟订图书馆组织大纲及董事会办事规程，明确该馆创办的目的，是在搜集各时代各地方的文献材料，供研究中国及东方历史者的参考。又由于图书馆的创办，首先是通过征集各私家藏书而成事，因取众擎易举之义，命名“合众”，馆址蒲石路（今长乐路）746号（近富民路）。抗战胜利后，合众图书馆1946年在市教育局立案，定名为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顾廷龙自筹建开始，即负责主持日常馆务。

该馆藏书特色，明以前各代的史料基本齐全，明以后的虽不完全，但数量不少，可供一般参考应用。地理史料比较丰富，地方志近3000种。传记史料最为丰富，家谱大宗，附有履历的朱卷1万份。还有附小传的总集、行状、讣闻、同官禄、缙绅录、职员录及名人日记等。佛教史料相当丰富，影印的各种藏经基本齐全。经济史料有2000余种，其中有清末民初的企业章程和报告等。教育史料有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及办学章程、年刊。民俗史料有歌谣、谚语、方言、历书（清道光以后是较全的）。戏曲文献有清末以来的戏单，清内府的唱本。石刻拓本有3000余种，其中河朔的石刻最为完备。此外，还有在解放前该馆冒着风险搜集保藏的一批宣传马列主义的早期出版物、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著作等革命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众图书馆于1953年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由市文化局接办。1955年2月25日，正式改建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6年8月22日，顾廷龙被任命为馆长。

20世纪90年代，长乐路富民路口西北角的合众图书馆旧址

1958年10月，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合并，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址曾作为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

海关图书馆

海关图书馆全称是中华民国海关图书馆，前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图书室。1930年，为满足社会各界对工商、贸易文献资料的需求，将所藏图书资料移至新闸路1714号，经过整理，作为一个公开的参考图书馆，于1931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开放阅览。图书馆经费仍由海关税务司供给。

新闸路1714号，早期的海关图书馆

资料来源 | 《关声》杂志 1934年第3卷第8期第6页

1931年10月10日《申报》刊发“中华民国海关图书馆开幕通告”

图书馆开放初期，有藏书14000余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保存了海关成立90余年的档案资料。至1936年，藏书已超过5万册，包括中文图书4万余册，外文图书1万多册。其中经济类文献，如商业、金融、贸易等方面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和专著尤为集中，形成特色收藏。海关的各种统计材料、图表更是完整齐全。另有部分中国政治、外交、历史相关参考书籍。海关图书馆的藏书文献吸引众多读者，每月来馆查阅参考的研究人员二三百人。为适应馆藏文献的增加和社会各界日益增长的读者，1935年海关图书馆决定另建新馆。新馆建筑位于新闸路1708号，按图书馆专业要求设计，书库采用钢质书架、送书电梯等新型设备，于1936年6月建成对外开放。

1936年建成的新闸路1708号海关图书馆新馆正门及内景

资料来源 | 《关声》杂志 1937年第5卷第6—7期第8页

抗日战争时期，海关图书馆附近增加许多为躲避战火迁来的大专院校，学生读者骤增。图书馆在保证专业研究读者的同时，与校方联系，为在校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课题文献服务。上海解放后，海关图书馆藏书由北京相关单位接收。新闸路1708号馆舍后改建成静安区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

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在南京西路325号建成开馆。很多上海市民对人民广场西侧钟楼下的老图书馆记忆犹新，那是1933年建造的旧上海跑马总会大楼。

1949年8月，上海解放不久，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文管会）成立，开展对文物、图书的接管、征集、收购和整理工作。1950年7月，文管会成立图书整理处和文物整理处，着手筹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1951年初，文管会决定成立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聘请徐森玉、顾颉刚、顾廷龙、李芳馥、王育伊、刘汝醴为委员，李芳馥为召集人。1951年2月，文管会将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作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馆舍，陈毅市长还欣然题写馆名。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正式落成建成开馆。1956年11月，市文化局根据军管会命令，接管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藏书楼，经过整理充实，于1957年1月开放阅览。在此以前，上海图书馆还接收原亚洲文会图书馆的藏书。

1957年，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门前已经挂起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两块牌子

1958年10月，市文化局经过对当时公共图书馆事业工作方针和体制的研究，经市委宣传部同意，决定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四馆合并，当时也称“四馆统一”。1960年11月，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作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对外仍称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1976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一方面进行整顿，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进行恢复和加强，另一方面适应形势要求，开拓一些新业务。为改善办馆条件，1982年在南京西路现址扩建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2号楼，1988年又在龙吴路建成1万平方米的书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阅览室和书库空间日趋紧张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读者正在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检索书目卡片

图片摄影 | 陆杰

20世纪80年代，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门口这样的场景已是司空见惯图片来源 | 澎湃新闻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提速，市民对知识的渴望与日俱增。位于南京西路的图书馆大门口，每日清晨，特别是节假日，有大批读者排队等候入馆，借书证一卡难求，阅览室更是一席难得。为了能使上海图书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对知识结构更新、扩充的需要，经国家计委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扩建上海图书馆。1983年6月，市文化局成立上海图书馆扩建新馆工程办公室，1986年正式启动，1993年动工，这就是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淮海中路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