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和马一浮在蒋庄。
丰子恺作品《劫后重生》。
丰子恺作品《仓皇》。
全面抗战爆发后，艺术大师丰子恺一家人与故乡作别，辗转抵达长沙。后来，他又带着女儿去往武汉。在武汉，丰子恺目睹了中国人民守土抗战的坚定决心与意志，这极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1938年4月29日，中国空军迎头痛击日寇的战机，取得了自抗战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丰子恺闻听捷报，兴奋异常，填了一首《望江南》：“闻警报，逃到酒楼中。击落敌机三十架，花雕美酒饮千盅，谈话有威风。”某日，他又在武汉乡下看到一棵遭人砍伐、只剩主干的大树，春风和煦，那光秃秃的枝干在抽枝发芽——这不正是中国的现状吗？回到寓所后，他赶忙把这个场面画出来，并题写：“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坚信抗战必胜，中国必胜。在长沙、武汉避居的那些日子里，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漫画，以此表达他的思想和观点。
武汉并非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日寇随即将其确定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在九江失守后，武汉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当局开始疏散人员。情急之下，丰子恺决定接受桂林教育局的邀请，奔赴大后方桂林，为“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学员讲课。
1938年6月23日一早，丰子恺和家人从长沙出发，次日下午到达桂林，暂居大中华旅馆。桂林“开明书店”的经理陆联棠是丰子恺的朋友，他提前在桂林马皇背租下三间平房，还添置了一些家具，所以丰子恺只在大中华旅馆住了几天，就搬到马皇背的寓所了。
“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课程结束后，丰子恺应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的邀请，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
桂林师范学校坐落在桂林两江的枫桥，“枫桥”这个称谓是学校建成后才传开的。桂林师范学校的南边有一条洛清江，江水清澈见底，两岸杂树如锦；江上有一座石拱桥，因桥边高大的枫树成林，学校的师生经常在枫林下休息，久而久之，这里便有了“枫桥”之称。由此，桂林师范学校也派生出一个诗意的简称——“枫桥师范”。
唐现之是广西著名的教育家，他筹建桂林师范学校之时，恰逢丰子恺在桂林的“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讲课。他主动登门拜访，邀请丰子恺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起初丰子恺觉得很为难，毕竟离开讲台十年了，早已习惯自由的创作和生活，但唐现之的真心实意令人动容，丰子恺遂应下此事，到桂林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和美术。但丰子恺向唐现之提出三个要求：一是不住校。丰子恺深知桂林师范学校还在建造过程中，学校的压力不小，还是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为好；二是有权自主选择国文教材，不照搬课本上的篇目；三是保留在开明书店的编辑职务。对这三个要求，唐现之并无异议，他还找了一间房，作为丰子恺午休的场所；丰子恺也租下泮塘岭村40号谢四嫂家的几间房，那里到桂林师范学校有五六里路。
1938年10月24日，桂林师范学校举行了开学纪念周仪式，由于处在战时，仪式相对简单，丰子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七时十分。行最初次的纪念周。全校师生一百三十余人，教师十余人，雍容一堂，行礼如仪。我脱离教师生活，十年于兹。今日参加此会，犹疑身为来宾，不知自己已是此剧中的一角色了。”
仪式上，唐现之请丰子恺给全校师生讲话，原本他推辞不就，但后来台下的学生一起鼓掌，也就只好上了台。这是丰子恺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同师生讲话，多少有些生疏，所幸他到学校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参加了学校的招生工作，和各位老师日渐熟悉。他结合师范学校的教育宗旨，阐述“礼乐结合”的观点，谈及学生到师范学校读书的三个缘分，当他讲完话，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仪式结束后，丰子恺迅速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第一堂课是高师班的美术课，他问学生能否听懂他刚才的讲话，学生纷纷举手表示听得懂，他很高兴。第二堂课是简师班的图画课，讲完课，他又问学生能否听懂他的“石门湾普通话”，结果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表示听不懂，他讲课的兴致受到了些许影响。
尽管存在磕磕绊绊，丰子恺仍对桂林师范学校十分欣赏，对唐现之十分敬重，对其提出的“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的办学理念十分赞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未敢有丝毫的怠慢。不久，唐现之请丰子恺为桂林师范学校写一首校歌，他欣然命笔：“百年之计树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师范仁为训，克己复礼泛爱群。洛水之滨，大岭心村。心地耕耘，普雨悉皆荫。”这首校歌充分体现出丰子恺的教育理念，文字优美而典雅，是他创作的众多校歌中的上乘之作。他认为：“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迟早必败。我们将来抗战胜利，重新建国的时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愈，百体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来营养调理，方能恢复健康。桂师便是一种牛奶，应该让他好好地保藏起来，留给将来，不要在病中当白开水冲药吃了。”
丰子恺每天在泮塘岭村和学校之间往返，要走十多里的乡间泥路，但他风雨无阻，从没有迟到过。某日桂林下大雪，天气异常寒冷，高师班的学生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丰子恺来上课。上课铃声响过，只见他准时走进教室，棉袍上都是雪，让学生大为感动。
在国文课上，丰子恺将他写的《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抗战主题的散文发给学生，还给学生讲解了李煜的《相见欢》《清平乐》《浪淘沙》《虞美人》，以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在教学时他发现学生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不仅乱用标点符号、文法不通，错别字也很多，他就把错用例抄在黑板上，在课上详细讲解、纠正。他要求学生用白话文作文，文章写好以后先念给别人听，只有别人听懂了，才能交卷；标点符号不许乱用，字不许潦草。
除了上课，丰子恺还要参加一些校务会议。一日，因为下午三点需要参加一个会议，丰子恺上完上午的课后并未回家，到同事傅彬然的宿舍休息一会儿。中午无事，他拿起傅彬然的《牡丹亭》翻读起来。突然，门外有人喊“报告”，原来是一个学生要向导师（傅彬然）请假。学生一进门，即向傅彬然鞠躬，鞠躬时头仍垂直看着导师，身体呈弯曲形，好像某种机器的一部分。丰子恺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鞠躬，很好奇，傅彬然告诉他，这是军队里的礼貌，受过军训的学生都这样。等那个学生出了门，丰子恺学起他鞠躬的样子，自觉吃力，继而感叹学生如此鞠躬，着实不易！
下午的会议上，丰子恺是要讲话的，但他一拿起书，就把讲话的事忘了，直到临开会时才想起。他立即针对此次会议的内容打腹稿，将届时需要讲的话梳理一番，不料第一个发言的唐现之就把他想讲的话讲完了。这下，丰子恺“蒙圈”了，只好临时另找话题。类似的情况，在如今的职场上很常见，没承想丰子恺也遇到过。
因为社会动荡，同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马一浮先生的学生王星贤要离校。王星贤离校前，学校的师生召开茶话会，欢送王先生。
在茶话会上，唐现之请丰子恺讲几句，丰子恺说道：“你们用茶点送先生，我前天作画送先生。画一人正在行路，回视路旁土中有果实嫩芽正在萌动，面有喜色。为什么作此画送别王先生？你们有所不知，原来王先生的老先生——马先生——喜欢吃果子，他家里统统是好的果子。王先生常常去吃。有时老先生送他吃，有时王先生偷来吃。他到两江来的时候，带了许多果子来，他曾把其中一个果子的核抛在这公路旁，就是我们这学校里。将来冬尽春来，一切种子普雨悉皆萌，这种子也萌芽起来。于是王先生再经过我们这地方，眼看见它已发芽，心里很是喜欢。我的画所指的正是这状态……我用这画送别王先生，应把画给你们看，但这画已收藏在王先生的行李中，不便拿出来，只好讲给（你们）听听。这就算补白了。”听完这段幽默风趣的发言，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王星贤刚离校，丰子恺就收到马一浮的来信，马一浮告知丰子恺浙江大学将聘请他为艺术指导，明年桂林师范学校续聘时，不要立即肯定，要留些余地。马一浮还说自己已在宜山购地一亩，建茅屋三间，尚有空地，“正好王星贤和你在此造屋”。浙江大学的邀约很有吸引力，桂林师范学校的师生对丰子恺而言也是难以割舍，所以他在日记中说：“今得马先生信，料浙大相聘之事将成事实，对桂师忽感留恋。不知吾与此百数十质朴广西学生，尚有几许相聚之缘也。”
1939年1月8日，丰子恺收到浙江大学郑晓沧的电报，正式聘请他到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担任讲师和训导。他拟好回电，同意应聘。与此同时，他对桂林师范学校的依依不舍渐浓，说离开这里“半由自愿，半由马先生之吸力。计在此间尚有一月可留。依依之情一起，环境忽增美丽，处处可美”。
1月12日，丰子恺正式向唐现之递交辞呈，唐现之十分大度，只要求他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到二月底再离开；另外，不要让学生知道此事，以免分心。丰子恺自然答应了唐现之的要求，唐现之还非常恭谦地请丰子恺为学校留下宝贵建议。
马上就要离开桂林师范学校了，丰子恺给同事们画了不少漫画，留作纪念，这些画的画题都是元人吕思诚《戏题》中的“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他说：“同事中多颠沛流离而来者，得此画可资振作。”
1939年2月28日下午，桂林师范学校为丰子恺举行欢送会，丰子恺在欢送会上作了深情的演讲，称桂林师范学校为自己的“老家”：“记得吾与诸君初相见时，久雨方晴……今吾与诸君相别，又值天雨方晴，阳光满堂。此足证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励。”欢送会结束时已经很晚，由校工文嵩提灯引路，唐现之亲自送丰子恺回家，两人在路上有说不尽的话……
从1938年10月24日到1939年2月28日，尽管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的任教时间十分短暂，但他和学校的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钟桂松
（《次第春风到草庐》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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