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崛起有“钢铁密码”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冬，49岁的欧阳修作为“贺契丹登宝位使”（祝贺辽道宗耶律弘基上位），出使辽国，辽国给予高规格接待。第二年初春，欧阳修回程时，写下《奉使道中五言长韵》，前引即其中两句，赞契丹人儿童、妇女亦尚武，这被认为是辽国的“崛起密码”，契合了中原人群历代积累而成的刻板印象。

游牧人善骑射，性剽悍，稍加训练，即可成优秀的士兵。但欧阳修忽略了，辽国崛起还有其他原因——科技发达。

2011年10月至2014年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北京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该遗址发现于2006年9月，2010年被列入国家文物局重大文化专项“指南针”计划研究课题。

经3年勘察，共发现矿山5处，冶铁遗址4处，炼铁炉10座，专家称：“像这么完整，而且保存完好的炼铁炉还是首次发现。”让人惊叹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炒钢炉，将相关历史提前了约500年。该遗址最终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这些辽代的炼铁炉中，3号炉一天即可产铁1.2吨，如此惊人的生产能力，辽国军力岂能不强？

阿保机初期没惦记中原

元修三史（《宋史》《辽史》《金史》）中，《辽史》最差。且如学者苗润博所说，后人在书写辽史时，常带三重滤镜：

其一是中原史籍立足华夏本位而塑造的他者形象；

其二是契丹王朝出于权力意志的自我建构；

其三是后世史官将两者拼合、掺杂己见而形成的线性追溯。

在这些滤镜下，契丹史似乎变得“合理”而“清晰”了，其实是深度自愚。人们常想当然地认为，游牧人必冲击农耕人，辽代亦不例外，但据学者洪纬在《10世纪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研究》中钩沉：“与幽州政权最初的战争，均是由刘仁恭先挑起的”。

据《资治通鉴》：“每霜降，（刘）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

刘仁恭是藩帅，为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主动出击。阿保机在905年“进兵击（刘）仁恭，拔数州”；906年“复击刘仁恭”，无功而返；907年，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囚禁了父亲；909年，刘守光兄弟相攻，阿保机“进至横海军近淀，一鼓破之，（刘）守光溃去”，却并未趁机占领幽州。

洪纬认为，阿保机本人汉化程度不高，无进军中原计划，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后，仍用“天可汗”名号，表明他心在草原。

称帝当年，阿保机便“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神册三年（918年），“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神册四年（919年），“亲征乌古部”。神册五年（920年），“党项诸部叛，上亲征”；神册六年（921年），“遣鹰军击西南诸部，以所获赐平民”……中原不是其攻击重点。

辽国初期战术太简单

阿保机保持克制，因力有不逮。

学者洪纬在另一篇文章《论10世纪契丹南下的战术与后勤》中指出，辽国初期的战术太简单，以骑射、冲击为主，不是中原军队的对手。

神册二年（917年），阿保机首次南下进攻幽州城，正遇上猛将李嗣源（后成后唐明宗），“至山口，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将士失色，（李）嗣源以百余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因跃马奋挝，三入其阵，斩契丹酋长一人。”

与李嗣源一起出战的李存审见契丹兵多，便“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

结寨防守，本是中原常见战法，此时契丹骑兵只会“环骑而过”，遇到杀伤力更大的弩，损失惨重。

当时中原陷入大分裂，各方都想从游牧人处得到好马，招游牧人为兵。李克用有“北边五部之众”，李存勖有“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多万”，且以“契丹直”为亲卫兵；刘仁恭和刘守光则将招到游牧兵“皆刺面为义儿”，赵德钧也设了精兵“银鞍契丹直”……北境藩镇为加强实力，常主动向北攻击，控制了部分草原。

洪纬认为：“在唐末五代，军事层面应是南强北弱而非北强南弱。”阿保机的夫人述律说：“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直到辽太宗耶律德光（阿保机的次子）灭了后晋，契丹人仍认为：“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

得幽州实力暴增

阿保机为抵挡北境藩镇的袭扰，反侵中原，两度取平州（今属河北卢龙），旋又失去，始终找不到立脚点。恰在此时，石敬瑭冒了出来。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被后唐军队困在太原，向契丹求救，“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燕云十六州”遂被契丹占据。

据学者洪纬钩沉，宋代名臣宋祁论及此：“失长城之防，自蓟而南，直视千里，贼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此外，契丹至少收编了近10万汉军，弥补了原本单一兵种（只有骑兵）作战的短板。在经济上，幽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

耶律德光对石敬瑭颐指气使，常干预后晋宰相和地方官任命，“小不如意，则来谴责，晋祖（石敬瑭）每屈己以奉之”。

主和派桑维翰上书石敬瑭：“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以俟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便可以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桑维翰是辽国为后晋指定的宰相，他也认为暂时隐忍，是为了将来与辽国摊牌。

双方维持7年和平，石敬瑭去世时，亲子年幼，在冯道等力主下，义子石重贵上位，他只同意对耶律德光自称孙，不称臣。

开运元年（944年），契丹伐后晋，被后晋大将刘知远打败；开运二年（945年），契丹再次出兵，依然战败；直到开运三年（946年），契丹成功灭掉后晋，并占据其首都汴梁。辽国拥有幽州后，实力暴增，具备了持续作战的实力。

辽代有三处大型冶铁中心

据学者丛密林在《契丹骑兵研究》中钩沉，契丹早期“革鞭木镫、人马皆不甲胄”，《辽史》记骑兵标配是：

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小刀石、马盂、粆（音如炒，炒米）一斗，粆袋、搭旄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

契丹箭镞达15种，“较宋代样式更为繁杂，且体型大、质量大”，另配铁剑、铁矛、铁叉、铁匕首、铁短枪头、铁弓、铁骨朵等。重骑兵沿用唐朝鱼鳞甲、山文甲。辽代铁马具精美，常作为礼品，送给宋朝、西夏使节。

学者梁玉多在《渤海冶铁和铁器制造业对辽金的影响》中钩沉，辽代大型冶铁中心有：

一在今辽阳、鞍山一带，“契丹把大批渤海户迁到辽阳冶铁，被称为曷术部或曷术馆”。

二在今河北省滦平、隆化到平泉一带，即“七十里至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镇），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滤沙石，炼得成铁……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今河北省隆化县韩麻营乡），惟有番户百余，编荆为篱，煅铁为军器……九十里至铁桨馆（今河北省平泉县洼子店）”。

三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太祖（阿保机）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

北京延庆大庄科不在其中。

学者王玉在《辽代铁器手工业研究》中称，辽代冶炼水准不如中原，仍用“生吹法”，“以此法取铁，半数以上之铁变作炉渣”。做出的兵器“利于骑斗，挫于步战，便于弓矢，拙于剑戟”，多长矛，少短兵。

渐失行动快速的特点

早期契丹军队无辎重，“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而后踵而击之”。学者吴飞在《“行逐水草”与“打草谷”》中钩沉，辽军后勤靠两个渠道：

其一，“行逐水草”，随军携带牛羊。

其二，“打草谷”，即到民间抢粮，“胡兵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按辽军配置，“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谷草骑四出抄掠以供之”。

第一种方式不耐苦战，阿保机围幽州时，敌方发现“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安巴坚（即阿保机）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战争延续时间长，就会“人畜多死，国人厌苦之”，军队易崩溃。

第二种方式激化矛盾，引起被占领地区人民不满。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时，纵兵“打草谷”，致义军蜂起，辽军占领汴梁仅3个月，便匆匆北逃，耶律德光半路病死，去世前后悔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

此后辽国逐禁“打草谷”，建立了后勤系统，却背上沉重包袱。据美国学者鲁惟一计算，辽军1万骑兵，每月就要1320辆大车的粮饷，还要360辆大车的盐，如每人两匹战马，每月还需2880大车送饲料，加起来需4500辆大车，还没算人力支出。

辽军渐失早期行动快速的特点，且多数辽军士兵无军饷，还要自备兵器，禁“打草谷”后，作战积极性下降。

炼钢史提前500年

王船山说：“得幽州，则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则赵、魏之野，莫非边徼。能守赵、魏，而不能守幽州乎？”

占据幽州后，辽代经济迅速繁荣，学者孙立梅在《10—13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与欧洲人的契丹印象》中钩沉，北宋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称：“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商品。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到处鲜花盛开。万花含苞欲放，馨香和樟脑香气布满人间。”

沿着丝绸之路，“契丹茶”名满天下，被传说成“契丹全国都在用一种植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植物的叶子，其人称之为‘契丹茶’……全国之人都在用这种东西，并十分珍贵它。撷取这种叶草，或干或鲜，以水煮之。以空腹饮用一二杯，则热病、头痛、胃痛、腰痛或骨节痛诸症皆去”。

富庶的幽州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保障。学者刘乃涛钩沉，宋辽前，只有夯土竖炉，夯土不结实，炉子做不大，大庄科的辽代冶炼炉用石砌，呈鼓形，大大增加炉内空间，且鼓风技术升级，“使用木扇、风箱等硬质封装鼓风器。此类鼓风器可承受更高气压，也能做得更大。它们采用水力或多人驱动，产生很高的风压和流量”。

在遗址中，还有一个炒钢炉，它将生铁加热到液态，用鼓风等方式，将杂质氧化，特别是降低碳含量，成为质量更高的钢。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记载，但大庄科辽代冶炼遗址的发现，“从实物角度把中国钢铁联合生产至少提前了500年”。

大庄科辽代冶炼遗址是北京的骄傲，应倍加珍惜。（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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