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史知多少？|中国科学报_新浪财经

转自：中国科学报

“我们对世界科技史依然知之甚少，这难以满足国家科技创新对科技史知识的迫切需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张柏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

科技史研究随近现代科技发展而兴起，成果服务科技创新发展。通过分析科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案例，从而助力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日前，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联合主办了“科技史经典译丛”出版座谈会，发布“科技史经典译丛”，与会专家们围绕如何通过经典译著促进国内外科技史学科的交流。

了解的仅是“冰山一角”

“与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相比，国内对世界科技史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对世界科技史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同行们。”张柏春指出。

中国科技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职业化和建制化。1978年，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由古代史扩展到近现代史。此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成为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并取得相当显著的进展。

国际上的科技史研究已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学术成果浩如烟海。在张柏春看来，最快捷有效的学习途径之一是翻译国外优秀科技史论著。

事实上，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就起草了《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其中提到：要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翻译外国科学史名著和古典科学名著。

这一雄心勃勃的设想未能如期付诸实施，但国内学界在翻译国外论著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翻译出版了诸如丹皮尔的《科学史》、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论著，为传播科技史知识，以及促进国内对世界科技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上优秀的学术著作层出不穷，我们翻译过来的并不够多。”张柏春坦言，可供选择的好书太多了。

近年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世界科技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策划实施，在国内外科技史研究学者和青年科学家参与下，“科技史经典译丛”正式启动。

关注学科最薄弱处

选择哪些科技史学术论著，张柏春给出了几点原则，包括推介普遍获得国际同行好评的力作，不追求作品类型一致或面面俱到；除了英文论著，特别关注以法文、德文、俄文等语种出版的成果；与国内已经翻译的作品有区别或互补等。

张柏春特别提到，在“学科建设薄弱环节”下功夫。比如《科学与知识的历史》一书，共上中下三卷，主要讲述从文艺复兴至今的科学与知识的历史，模糊了“科学革命”的边界。

“科学革命是特殊阶段的历史现象，并不能涵盖长时期的科技发展。”张柏春表示，科技发展的常态并不是革命，那么，科技发展的总体面貌如何？知识系统化成为“科学”之前的知识是什么样的？《科学与知识的历史》讲述了知识和科学渐进、连续的发展过程，而非跳跃式发展。

此外，科学发展不是单一的，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密切关联的知识也值得关注。

在张柏春看来，过于强调科学本身，容易把相关知识排斥掉。尤其是现在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发展趋势下，更需要开放包容的理念。

又如：《ENIAC在行动：现代计算机的创造与重塑》原著是英文版。ENIAC是世界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是研究计算机和信息科技史绕不开的对象。该书挖掘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系统思维等，涵盖创新思想、项目管理、工程实现、应用开发、系统进化、社会影响等。

再如：《威廉·西门子传》原著是德文版，呈现了威廉·西门子的人生轨迹及其生长环境，探讨了他的全球视野、技术创新实践、企业创新经验等，这对当下科技创新与创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亟需专业人才

座谈会上，不少专家还提到，在人工智能时代，专业人士翻译是否还必要？

他们一致认为，非常必要。译者除了语言能力，还需要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基本态势、理念和方法，不仅能研读研究文献，而且还能解读原始文献，以具备评判前人成果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并且要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合作等，这些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由此凸显了专业人才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世界科技史研究与翻译人才、学者型编辑都非常紧缺，当务之急是培养专门从事这一研究方向的复合型青年学术人才。”专家们认为。

“期待中国学者们将来成为世界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者。”张柏春表示，在人才培养方面，须持续鼓励年轻人到海外学习与合作，同时聘请国外高水平专家来华工作及培养世界科技史方向的研究生，让青年学者们直接走上国际学术舞台。“随着青年人才的成长，我们就能够直接参与世界科技史的学术前沿研究，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关切，为广大读者奉献新知识，在国际学界发挥中国人的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