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合作助力中国考古深入发展|考古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政协报

玉璜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出土

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是2023年度田野考古的杰出代表。参加终评的22个项目重大发现不断“填补空白”“改写认知”，呈现了我国考古事业加速发展的景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近年来，多学科研究在考古中的应用不断深化，对遗址的深入认识，与多学科合作密不可分。

探寻历史密码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首次揭示出10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的充分利用，生动再现了为应对冰期、间冰期交替出现带来的环境变迁，远古祖先不断调整适应策略及维生方式的历史场景。这也系统地完善了海岱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和旧石器技术发展过程。跋山遗址使用石英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文化特点，发展到距今约3万年水泉峪遗址出现细石器技术，经凤凰岭遗址、扁扁洞遗址传承发展，而后开启了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看来，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最基础最漫长的阶段，涉及人类共同的兴趣，具有高度的国际性，中国在关键区域、关键时段的发现一直被世界所关注。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7500-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各阶段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明确，发展延续关系明显，存续多个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时期的居址空间利用模式揭示了该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珍贵的人骨遗骸、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以及确凿的农业证据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这种特点贯穿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于1970年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2015、2016和2023年进行了三次发掘。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演进研究的典型范例。其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多数器形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研究。遗物中自始至终网坠比例都很高，结合采集和浮选的大量水生动植物和少量的陆上动植物遗存，说明了生计方式上，渔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该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岭文化大型礼制性建筑，发现黄土台基和体量巨大、结构清晰、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磉墩”，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发现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葬俗独特，存在多组墓葬间的“有意打破”现象，墓葬出土“玉覆面”及成组石圭具有礼器的性质，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直观反映。遗址陶器群类型多样，文化面貌复杂并具有鲜明地方风格，代表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豫东地区的新类型。

助力考古持续深化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出土了类型丰富的成套青铜酒礼器，展现了早商时期最为完整的酒礼器组合，代表了早商礼仪制度和礼仪文化的最高规格。发现的黄金绿松石牌饰，与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在镶嵌工艺等方面一脉相承，是二里头文化以来嵌片绿松石高等级礼器的巅峰。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大量葬车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和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出土了国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深入影响。对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是继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祭祀建筑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两汉时期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期天坛、地坛等祭祀建筑风貌，具有极强的礼仪性。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残片和窑具。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建立了霍州窑历史分期标尺，掌握了各期的产品面貌和工艺技术特征，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的工作。这一发现充分展现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