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时期的全国劳模表彰及其时代价值|大庆市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游海华

　　1977年至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5次举行会议，对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此前相同规格的劳模表彰，是1960年举行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为什么时隔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如此密集地召开全国劳模表彰会？召开全国劳模表彰会，有哪些时代价值呢？

　　1977年至1979年的5次全国劳模表彰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0年代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短短3年之中连续5次对全国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

　　第一次是1977年5月。这年的4月20日至5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4月20日，会议开幕式在大庆油田举行，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致开幕词，大庆市委书记宋振明介绍了大庆的基本经验。来自中央部门和各地的领导干部、工业战线的各路英雄共7000多人，齐聚大庆与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4月27日，大会在北京继续举行。在5月13日的大会闭幕上，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致闭幕词，副总理王震、谷牧向出席会议包括大庆油田在内的2511个大庆式企业、先进企业和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光荣册》。其中，授予全国大庆式企业、全国先进企业称号2126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385人。

　　第二次是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3月18日，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了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近6000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科学盛会。在3月31日的大会闭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发了奖状；授予全国先进集体称号826个，授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192人。

　　第三次是1978年7月。这年的6月20日至7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6月20日，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000多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财贸战线规模空前的盛会。在7月9日的大会闭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王震、康世恩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发《光荣册》，授予全国财贸战线大庆式企业称号736个，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381人。

　　第四次是1979年9月28日。这一天，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授奖仪式，嘉奖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的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出席会议的代表有9000多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大会，宣读了《国务院关于表彰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向118个先进企业代表授予了“嘉奖令”，向222名劳动模范授予了金质奖章和全国劳模证书。

　　第五次是1979年12月28日。这天，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年第二次授奖仪式，嘉奖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会议的代表有8000多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大会，宣读了《国务院关于表彰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授奖大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351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和340名全国劳动模范授奖。

　　密集表彰全国劳模的原因

　　1970年代末，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什么如此密集地召开全国劳模表彰会呢？

　　众所周知，结束“文革”以后，党和国家亟需迅速扭转之前的混乱局面，将中国这列火车导引到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轨道上来。为此，1970年代末，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彻底平反各种冤假错案，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职务，建立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思想上和理论上澄清教育科学文艺领域的是非，恢复高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经济上整顿工农业生产秩序，恢复国民经济，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外交上积极主动展开和平外交，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和美国正式建交，加快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

　　显然，1970年代末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民族精英、国家栋梁、社会中坚、人民楷模的劳动模范，对其的表彰既是全国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扬帆起航的关键一环，是全国历史性转折工作的一个方面。因此，在第一次劳模表彰的这次会议上，李先念致会议开幕词说，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党和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制订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表彰先进人物，奖励优秀成果”，是为了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刚刚结束的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确定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上，华国锋为会议的题词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用大庆大寨精神办好财贸，支援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生活服务”。在第四次表彰全国劳模会议上，余秋里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号召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战线的企业和职工，向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学习，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掀起一个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新高潮。在第五次表彰全国劳模会议上，余秋里充分肯定了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出的优异成绩和发挥的骨干作用、带头作用、桥梁作用，希望他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怕挫折，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并号召各条战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学习，掀起一个人人为四化作贡献，立功劳，争当劳动模范的热潮，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不难看出，各次会议承担了转折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曲折之后重新定位、再次起航的标志。在这其中，受表彰的劳模，既被赋予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又被树立为标兵和榜样，成为全国人民争相效法的典范。

　　历史转折时期全国劳模表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那么，作为其中的一环和一个方面，全国劳模表彰工作能否推动拨乱反正和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历史进程呢？受表彰的劳模能否充分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呢？对于这种历史作用，无疑需要1980年代以后大量的史实加以实证研究才能准确回答。不过，在当时，全国劳模表彰所彰显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还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五次会议和劳模受表彰的规格是国家级的，是党和国家工作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会议、对劳模表彰的重视。劳模是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科学大会、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等五次会议上受到表彰的。这五次会议，都是国家级会议，前三次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持召开，后两次由国务院主持召开。

　　第二，参与会议代表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各条战线的实际负责人，他们负有传达和贯彻会议精神的责任。每一次会议，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劳动模范、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以外，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条战线的实际负责人，他们才是参会的主体。例如，第四次参会人员有9000多人，除少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340名受表彰的先进单位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外，其他近9000人是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群众代表，以及北京市工交基建战线的先进单位、模范人物的代表。第五次参会人员有8000多人，同样除少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691名受表彰的先进单位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外，其他近8000人是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群众代表，以及北京市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先进单位、模范人物的代表。换言之，参会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群众代表以及北京市各条战线先进单位、模范人物代表，他们不但要学习会议精神，领会中央部署，而且要将会议精神和中央部署传达下去、贯彻下去。

　　第三，会期较长，《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予以了连续的、密集的报道，营造了一个广泛深入的舆论动员场。除第四次、第五次是专门的劳模表彰会会期较短外，前三次都是专门的工作会议，会期很长，分别有24天、13天、20天。据不完全统计，仅《人民日报》关于前三次会议的报道分别有20多次、60多次、60多次。报道的内容主要有会议代表参观活动、开幕、代表发言、闭幕、合影，领导人讲话、报告、指示、题词、题诗等，以及会外与会议主题的相关新闻、相关社论、会议代表个人事迹等。即使是一天结束的第四次、第五次劳模表彰会，《人民日报》也做了一两天的大幅度报道，包括授奖仪式、领导人讲话、全国先进企业和全国劳模名单、社论、倡议书等。仅《人民日报》连续的、密集的报道，就营造了一个广泛深入的立体舆论场，其产生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效应无疑是巨大的。

　　第四，参会过程是劳模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劳模的示范作用。第一次劳模参会和受表彰，是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是一次现场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大庆油田的许多标杆单位，访问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边看边议，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与会代表都被安排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接受革命传统和精神教育。在第四次会议上，全国劳动模范陈福汉宣读了倡议书，提出“要在新长征中继续发挥带头、骨干、桥梁作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在第五次会议上，全国劳动模范史来贺、刘靖慧宣读了各自的倡议书，他们均表示，“决心同全国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广大社员、职工一道，去夺取新的胜利”。显然，劳模和其他与会代表的参会过程，也是接受再教育的过程，通过生产现场的学习参观、大会现场的表决心等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劳模的持续示范作用。

　　综上所述，在1970年代末，全国各条战线劳模在多次会议上密集受到表彰，其彰显的转折年代的社会效用是显而易见的，其蕴含的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导向毋庸置疑。劳模在特殊年代再次扮演了特殊角色，发挥了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树立劳模弘扬劳模精神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0ADJ007）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