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他者之可鉴，省己者之可省|奥斯曼帝国_新浪财经

　　陈鹏

《认知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观》陈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已的环境之下，考察“他者”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认知自我、寻求变革的重要路径。近代中国人在认知世界与反观自我的过程中，不仅注目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日本等与自己有着密切往来的大国或强国，还对希腊、埃及、波斯、印度、暹罗、朝鲜等国进行过细致考察。奥斯曼帝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特殊“他者”。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地位显要、民族命运相似、宗教接触较多的国度，始终抱有关注热情。现存各类型的中国近代史料文献，不仅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也呈现了当时中国人对于其发展历程的多样解读。

　　公元14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兴起于小亚细亚。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持续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寿终正寝。16世纪奥斯曼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是东西方的桥梁和纽带。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步入长达几个世纪的衰落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整个帝国土崩瓦解。当然，奥斯曼—土耳其的近代史不仅是一部列强侵略和国家沉沦的历史，也包含人民反抗压迫、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土耳其观研究是中国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普遍忽视的课题。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持续推进，地处欧亚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双边关系获得国内外学界的格外关注。

　　不过，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时段，即甲午战争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革命和建国初期，相对忽视了甲午战前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情况。再者，研究者的解释取向往往较为单一。为避免对奥斯曼帝国形成简单化的刻板印象，我们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多角度地揭示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认知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本书尝试改变以往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模式，从问题意识出发，将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认知区分为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奥斯曼帝国知识的记述与传播。近代中国人所获取的各类奥斯曼帝国信息和知识，是中国人世界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关于该帝国的记述和认知深浅不一、侧重有别、各具特色。这些丰富的信息和知识通过出版事业、课堂教育、文体活动，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熟悉。与此同时，在更多普通中国民众心中，奥斯曼帝国并不总是与民族主义、国家兴衰这类沉重话题联系在一起，一提起它，人们会立刻想起土耳其浴、土耳其地毯，这或许才是民间社会对于帝国最为经典的记忆。通过触碰这些问题，我们能够以丰富的材料和多维的视野，提供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奥斯曼帝国观之系统完整的知识史面貌。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聚焦奥斯曼帝国，把握他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论述，不仅刻画与塑造了其在中国的形象，还体现了国人对于自我及世界的看法与定位。作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他者”，奥斯曼帝国在近代中国人的域外认知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虽然与英、法、美、德、日、俄等与中国有着较为频繁往来的国家相比，其与中国的交往较少，但是，奥斯曼帝国有着独特的审视意义和认知价值，作为中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构成了中国人观察自我、他者与世界的一个独特视角。民国时期，走向现代的土耳其不仅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其“复兴”的话题也得到中国知识人关注，并引以为鉴。就全球视野的展开而言，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定位反映了国人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把握，将这样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动态纳入考察范围，并与自身的国家安全勾连、比对，体现了国人世界眼光的拓展。在透析西方外交法则方面，奥斯曼帝国以切身的经历和实践，帮助国人洞悉了西方主导的外交法则之片面性和不公平性，有助于提高对列强侵略性的警惕和防范。可以说，近代中国人正是通过了解和认知奥斯曼帝国这类国家的斗争和命运，更加懂得了如何用外交法则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个层面是近代中国人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展之史的借鉴与反思。这个遥远的国度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命运，中国所遭受的各种侵略，他都先一步碰到，并留下诸多经验教训，他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又给中国人以强烈的刺激，并由此掀起一股学习热潮。于是，在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上，奥斯曼—土耳其的经验和教训比之西方国家，更具针对性、参照性和实用性。在晚清，面对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时代主题时，人们自觉透过奥斯曼帝国之镜，去摸索教案、外债、铁路等新课题的解决方策。在面对革命、改良的道路选择之际，1908年土耳其立宪革命给予各派表达政治主张的绝佳机会：清廷官员或忧思立宪带来的皇权丧失，或指摘高层的步伐滞后；革命派以此倡导武装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立宪派则敦促清廷立宪，反思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延至民国，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建国运动，又成为中国各政治势力及知识界从事合法性论证和政治动员的绝好武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