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故土”_新浪财经

　　▌王淼

　　《欧洲故土》（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所谓“欧洲故土”，在米沃什的笔下指的是东欧——他生在立陶宛，长在波兰，既将欧洲视作他的家园，又声言“我的根在东方”。米沃什的《欧洲故土》其实是一部关于一个东欧人的书，一部为了解释“我是谁”的书。尽管冠以自传之名，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融合了个人、他人与时代的“平行的、彼此碰撞的、重叠的”三重话语，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作者个人、欧洲与人类总体处境的著作。

　　早在写作《欧洲故土》之初，米沃什已自觉地设定了自己的界线，他认为想表明一个来自欧洲东部的人怎么样，最佳的切入点就是他自己。但米沃什并不想把个人强行放在显著的位置，而是把写作的重点集中在时代背景上，他试图以个人史、家族史和民族史的角度，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在深入探索个人心路历程的同时，把自己看成是一种社会学现象，尽量从一个人的环境经历的变化，去评价保留在个人记忆深处的内在经验。

　　米沃什首先去做的就是追溯故土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故土既是一种荣光，又饱经祸患和灾难；故土关涉的不仅是语言问题，又是文化归属问题。这里曾经被西方主流文化视作不毛之地，保留着一个外部黑暗的边缘形象；生长在这里的人们，则一直在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知道为何捍卫它。米沃什把自己所有的同情都献给了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在他幼时被形塑的年龄，正是这些“野蛮人”的英雄事迹，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精神印记，从而唤醒他内心自由的情愫，使他对暴力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抵触，并对所有“教化者”的辩护抱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米沃什的文字有着非常浓郁的故土情结，他把故土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框架之中，来追述他的那些同胞们的命运，时时为他们鸣不平。

　　米沃什既是一个流亡者，又是一位见证者。他有着敏感的身份意识，既为自己贵族的出身和家族荣誉感到骄傲，也一直将自己视作立陶宛人、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血统融合。米沃什声言：“我生来就没有随继承的财产而来的安全感，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走我自己的路。”当一战爆发时，米沃什尚在髫龄，身处危境，他拼命哭喊，不能忍受无法改变的不幸，这是他第一次抗议“必然性”。而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又让米沃什无意识地感觉到一切都是暂时的，这必然会影响到他成年以后的判断，也成为他藐视专制的理由。他说：“历史成了流体，因为它等同于无休止的漂泊。”他第一次对逃亡有了真切的感受。

　　二战的爆发成为米沃什一生最重要的转捩点。彼时的米沃什正值青春年少，尽管他生活在一种充满疑惑的状态中，而且遭遇到个体的无力，被卷入进独立于个人意志而运转的机械装置里；尽管他早期的作品并不承载许诺一个快乐幸福的未来社会，只是接受对流动多变的制度的批评，但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改良者的意愿，并止步于门槛之上。二战的炮火摧毁了米沃什的家园，同时却也打破了他故步自封的壁垒，他在积极参与历史命令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自己的命运。当米沃什第一次立足在巴黎时，他开始真正了解西欧，并与自己曾经居住的家园作对比。他开始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内心的感受，甚至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他认为他的身体只是记录印象的仪器，而“承诺是无限的，那是生命的承诺”。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二战，米沃什其实很难真正领悟存在的秘密，他虽然自称是一个“未驯服的生性的个人主义者”，但囿于相对狭隘的视界，他并不容易走出笼罩着他的那层与世界隔绝的壳，“仅一个人的命运这条线在个体与历史错综复杂的无望纠缠中”，就足以把他缠住。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个思想者，却很难成为一个行动者。对于米沃什而言，二战虽然是一次无奈的放逐，却也更像是一种解脱。直到二战之后担任驻美文化参赞，彼时的米沃什其实已经脱胎换骨，他卸下自己的面具，从自我安慰的谎言、幻觉、哄骗和花招中解放出来。

　　对于米沃什来说，1943年乃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如果说之前他归属的故土已不存在，他始终有一种无家可归感，并曾经挣扎与虚耗了很多年，那么直到彼时他才获得了决定性的经验，明白了“时间珍贵，当以应有的方式利用它。若像战前那样放任自流，将意味着逃避最重要的责任”，于是他才清楚地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责。米沃什自此成为一个与战前完全不同的人，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包括他手中的笔，也同样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官僚米沃什渐行渐远，作家米沃什横空出世。

　　米沃什坦陈，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那一代人，都曾经是恶魔力量的玩物。尽管如此，米沃什既对他面对的社会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也依然热爱这个冷静、宏伟的世界，因为正是这个世界向他提供了新鲜与不同的转变，他随它航行，“就像曾随莱茵河航行，在每个转弯遇到不可料的事”。却也恰是这种双重生活，终于使米沃什在经过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种种灾难、经过了很多年黑暗中的摸索之后，他的脚再次触到坚固的地面，终于恢复了活在当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