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本报记者 王佳雯
受访人:潘大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医学哲学与人文实践协同创新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记者: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与精神疾病的产生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潘大为:精神疾病,或者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与躯体疾病相比,更难用基于还原论主义哲学立场的生物医学解释来处理。
从世界历史上看,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特征与社会评价,历来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关系密切。不同的社会文化对精神现象与精神障碍有不同的理解。从医疗社会史角度来看,在社会转型期,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和增加的不确定性,不仅给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造成直接影响,也带来心理乃至价值观念上的冲击,这种冲击可能以病理化或非病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涂尔干以来社会科学家们的共识。
记者:在精神疾病的发现治疗过程中,医学哲学与医学人文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潘大为:“医学人文”的概念与“医学科学”相对,指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角、概念、框架和方法对卫生健康议题进行考察,推动对人类卫生健康的更完整全面的理解。医学哲学是医学人文的核心要件,将人文关怀真正融入医学研究与医疗实践,需要发挥哲学引领作用。哲学思辨为医学人文带入思想深度,走出理论高度。精神病学是公认与哲学关系最密切的医学分支,哲学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精神疾病的概念,而且帮助我们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建立对健康与疾病概念的深刻理解。
记者:近些年我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理解和重视程度有怎样的变化?
潘大为:一个良好的社会不仅应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也应关切他们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其中,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科学态度和人道主义照护是重要内容。21世纪初中国社会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心理热”提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完成新一轮财富积累,公众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精神健康。
这种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反映:第一,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与流行病学特征变迁,特别是特定人群如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已成为国家与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第二,精神障碍在话语层面的可见性,如抑郁、焦虑等精神医学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视野和舆论;第三,与这种蓬勃增长的需求相应,各种医学与非医学应对策略的大量涌现。
不过,整体而言我国对精神疾病及其对个体与公共卫生层面的影响的关注还很不够,圈内专业人士与圈外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两张皮”现象仍存在。这也正是亟待医学哲学与医学人文学者着眼着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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