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四画家|画家_新浪财经

　　龚继先

　　朱屺瞻（右）与本文作者龚继先

　　在我主持《艺苑掇英》的编辑工作之后，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不少知名画家。海派画家中，我十分敬佩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朱屺瞻、程十发等老先生，他们不仅画得好，而且人品厚道、收藏丰富、学识渊博，平日里与他们交往、向他们请教，收获很大。

　　朱屺瞻先生住在巨鹿路，离我工作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很近。当年，很多画家都住在巨鹿路，比如谢稚柳、吴青霞、高式熊，还有我们出版社的贺友直、程十发、罗盘、王仲清……

　　朱老长寿，资历也深，早年间与画坛名家王一亭、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吴湖帆、贺天健、王济远、李秋君、潘玉良、庞薰琹等人都有交往，还和徐悲鸿、汪亚尘创办过画会。他非常喜欢齐白石的画和印章，曾请白石老人为他治印七十余方。

　　朱老谦虚宽厚、豁达磊落，从不斤斤计较，他的口碑极好，没人说他的闲话。有一次参加笔会，朱老和唐云先生都画好了，一位女画家突然说她还没画，提笔就在朱老画的大石头旁加了块小石头。我感觉这块小石头实在是不协调，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感，纯属多此一举，其他旁观者也有同感，但朱老毫不介意，笑眯眯的，神态如初。

　　因为离得近，朱老常约我去他家坐坐。他家种着很多菖蒲，绿莹莹的，小巧精致，花盆的造型尤其典雅，这里摆一盆，那里摆一盆，斗室生辉。菖蒲难养，他却侍弄得极好。

　　朱老的画独具一格，笔力苍劲，拙朴大方。当旁人称赞他画得好时，他总会笑着说：“瞎塌塌，瞎塌塌！”他的收藏也很丰富，手头有不少名画，但从来不炫耀、不声张。我到上海时，他已经是上海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家，在海派画坛地位很高，却一直保持低调。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计划给朱老出一本画册。记得选画时，师母把画一张张铺在地上，朱老坐在椅子上认真观看，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朱屺瞻画册》出版后，朱老让儿子给我送来一块衣服料子和一罐麦乳精，在当时，这可是稀罕物。

　　到上海后，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蒋玄佁先生。蒋先生是同济大学的美术教授，1903年出生，“文革”刚结束就过世了，知道他的人不多。

　　蒋先生家的小院里铺着宋瓷残片，屋子里挂着他的老师潘天寿先生的画，可见其性格风雅，品位不俗。1928年，蒋先生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前身）雕塑系学习油画和雕塑，1930年考取公费赴日留学，到东京帝国大学攻读。“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回国，重入国立杭州艺专深造，当年一起学习的，还有我的老师李可染先生和孙青羊先生。

　　虽然蒋先生学的雕塑和油画，但他也擅长国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蒋先生出的画册，直到他过世两年后（1979）才问世，画册里收录了他的水彩和国画，并没有油画和雕塑，后两者，大概在“文革”时损毁了。

　　蒋先生对国画很有研究，我们俩都喜欢石涛，所以特别谈得来。现在，像蒋先生这样的老先生几乎没有了，年轻画家往往求教无门，只能自己摸索。

　　蒋先生尤喜楚文化。他珍藏着战国时期的绢本，脆化得很厉害，只好把它们放在大前门香烟的圆铁罐里。我有幸看过这些绢本，像炸酥的春卷一样，一碰就碎，连蒋先生自己也不敢碰。他家的宋瓷很多，书桌上、架子上甚至地板上都有。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书画鉴赏家朱省斋办过《古今》杂志，后来他去了香港，在香港继续做古董商人，与张大千、吴湖帆、谭敬过从甚密，还出版了《省斋读画记》《书画随笔》《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画人画事》《艺苑谈往》等著作。蒋先生有朱省斋的书，我向他借书，一有空就抄录下来，这些书是香港出版的，在上海根本买不到。

　　记得蒋先生送给我一只宋代天目釉剪纸花的茶盏，后来我几次搬家，找不到了，有点可惜。

　　再说说老画家糜耕云先生，他是张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

　　糜先生藏有张大千的作品，其中包括一幅张大千的自画像，谢稚柳先生补绘了松树。一次，我和糜先生说要借这幅画拍摄出版，他很大度，答应了。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经常接触珍贵书画，经验、教训都很多，出版社早就立下规矩：凡是借来的书画，务必于当日归还，不能拖沓。我们深知美术出版工作的责任和风险，所以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一直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执行。

　　借这幅画拍摄的时候，糜先生近八十岁，有些忘事。平日里，由于我对老先生很尊敬，老先生喜欢与我交往，糜先生就经常一个人溜达着到我家。他住在华阳路，离我家不远。每次来，我都要送他回去，把他亲手交到家人手里才放心。

　　有天晚上，我接到糜先生的电话，他说：“上次你们从我这里借去的张大千与谢稚柳合作的那幅画，什么时候还啊？我儿子要看看。”我一愣，这幅画不是当天就还回去了吗？我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到糜先生家，和师母一起找画。很快，师母在桌下一摊故纸堆里，找到了那幅画。师母很不好意思，抱怨了糜先生几句，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找到就好，否则如何交代呢？想想都后怕。

　　尽管我长期从事美术出版工作，重心都在业务交流上，自己画画的时间并不多。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画画也一样，在干校的时候不让画，“文革”后拿起毛笔，我都快哭出来了，太久没有画过，生疏了，不知如何下笔。我真正心无旁骛地画画，是在退休之后。

　　改革开放后，书画市场复苏缓慢，先富起来的人不懂行，绝大部分家庭的工资都差不多，养家糊口尚且捉襟见肘，哪儿有闲钱买书画。待人们手头的余钱多了，也知道附庸风雅时，对书画的兴趣才日渐升温，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各种笔会应运而生。

　　笔会的主力，是我们这些年富力强的中年画家，知名画家只偶尔参加。当时沪上有“四大花旦”之说，是指曹简楼、乔木、钱行健和我，我们四个都是画花鸟画的，题材喜庆，市场喜欢，出手也快。那会儿笔会频繁，说接连不断也不为过，我有取舍，去得相对少一些，但每次去，总会给人家多画两笔。

　　我参加笔会的主要目的是“以画养画”。画画费钱，尤其是宣纸，价格不菲，而且画大写意画每天要动笔，纸的消耗量极大。我买的都是好纸，但凡试过好纸后就不能降格，只能往上，不能往下。墨和颜料也不能差，我读书时随王雪涛先生、俞致贞先生学画，很早就领悟到颜料好坏的差别。其实稍微成名的画家，在纸、墨、颜料上的花费并不多，大多有人送来，有企业送来试用的，也有索画者赠送的。但金泥、朱砂、藤黄、洋红等珍稀的颜料，还是要自己买，这类颜料很小众，一般人不懂。

　　其实我的花费，主要在字帖和画册上。做美术出版工作多年，只要看到中意的画册，无论是外社出版还是本社出版、价格如何，我总会买，从不犹豫。所以那些年我也画过一些应酬之作，用来负担艺术创作上的开销。

　　1998年夏的一天，天气湿热，《新民晚报》组织了一场笔会，邀请了很多画家，大家随到随画。当时，我已经受聘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的兼职画师，去画院办完事再赶来，到得晚一点儿，快中午十二点了。我画画的时候，已过了十二点。正画着，突然感觉身后有动静，回头的一瞬，就听到有人惊呼：“哎呀，快看看……”等我转过身来，看见沈柔坚先生已经仰坐在椅子上，大家大声叫他，他已经没有反应了。不少人都有医学常识，知道这个时候要平躺，我们赶快扯了几张宣纸铺在地上，轻手轻脚地把他放平。此时，他已经失禁，身体机能完全失控了。

　　事发突然，很多老先生都吓呆了。乔木在我身后，他拿出一瓶麝香保心丸，说：“继先，快快快……”鉴于情况不明，谁都不敢轻易处置，当时也喂不进任何药了。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救护人员检查后问：“是送家里还是送医院？”徐昌酩说：“当然是送医院啊。”他跟着救护车一起去医院。后来徐昌酩回来，告诉大家不幸的消息——沈柔坚先生走了。

　　那天，沈先生画了一篓荔枝，画得蛮好，没想到成了一生的绝笔……（邢建榕、魏松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