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颠地的游廊上，一大丛罂粟茂盛地生长着|保罗·乔治_新浪财经

【编者按】

英国艺术家乔治·钱纳利是一位传奇画家，他出生于英国，但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印度和中国度过的，最终长眠于中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东方，他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大师，受到很多富商巨贾和各国来华贸易者的作画委托，包括鸦片商人。可以说，他的很多画作折射出了那段历史。本文摘自乔治·钱纳利的传记，通过表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著名鸦片走私贩颠地的游廊上的一个场景，展现当时的中外贸易、东西方关系。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加。

乔治·钱纳利画像

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钱纳利的画作《在颠地的游廊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乍一看，这是一种愉快的非贸易季节休闲的景象——这正印证了钱纳利的名言：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们“在澳门待了六个月，无事可做，在广州待了六个月，先生，无所事事”。游廊之外的远处，一面葡萄牙国旗在南湾北端圣方济各炮台的上空飘扬。墙上的望远镜和晴雨表显示出三个画中人物对海洋的兴趣。柔和的阳光从卷起的藤条下斜射进来，照亮了墙上地图一角的“中国”两个字。在画面最左边，一阵微风足以搅动香炉冒出的螺旋状烟雾。这一场合的不拘礼节被其中一只小狗的滑稽动作所强调，尽管它的表演没能转移绅士们对谈话的注意力。

《在颠地的游廊上》

然而，这幅画比我们不经意看到的内容要复杂得多。这些人物并不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而是两名商人——法国人J.A.达兰和美国人威廉·亨特——以及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威廉·霍尔。这三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卷入了1839年至1842年的战争。这幅画是在那场战争结束时描绘的，在那至关重要的三年里，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基本假设被永远改变了。

这个游廊本身是颠地洋行的房产，它是怡和洋行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南湾岸边，就在圣伯多禄炮台的北面。1838年11月，威廉·渣甸去世后，兰斯洛特·颠地被视为外国社群的资深成员，随着鸦片危机的加深，这一位置被证明任务艰巨。兰斯洛特·颠地似乎与钱纳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委托他作画，并允许这位艺术家从他的账户上取钱。1845年，当兰斯洛特·颠地带着钱纳利的自画像回到英国时，这位艺术家写信给他，表示“我向你保证，我对你诸多应尽的义务，都负有充分的认知”。

然而，在钱纳利描绘的场景中，颠地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外向的达兰（也拼作Duran，Durant或Durand）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他采用了“东印度群岛”所喜欢的接近水平的姿势。达兰是一艘位于孟买的区域船的船长，这艘船定期从印度向中国运送鸦片和原棉。1832年1月，他与妻子在澳门上岸时，在南湾与中国海关官员发生争执，导致他受伤——这一事件表明西方商人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钱纳利的达兰铅笔肖像是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后绘制的。船长的妻子可能是尤菲米娅·达兰夫人（Mrs Euphemia Durant），于1834年7月13日去世，安葬在澳门的新教徒墓地。

J.A.达兰铅笔素描肖像

关于达兰在颠地的阳台上闲逛的原因，在1836年至1837年法国船“博耐特号”（Bonité）环游世界的一篇报道中有解释。1837年1月，法国旅行者在颠地的合伙人罗伯特·英格利斯的房子里受到款待，在这里他们很高兴见到他们的同胞达兰，“他来自加尔各答，专门从事鸦片贸易”。他们了解到，有一次，达兰带着一船货物停靠在加尔各答，他似乎不得不亏本出售。但颠地救了他，除了达兰的信用，没有用任何其他担保，颠地就预付了他一大笔钱，以便达兰可以推迟出售，直到市场行情好转。

从那时起，达兰就一直和颠地在一起，他可能就住在南湾岸边颠地那座庄严的宅子里，同时继续自己的投机生意。他是鸦片纵帆船“天琴号”（Lyra）的船主，这艘船是在1841年这个不吉利的年份开始做生意的。在那年晚些时候的一次沿海航行中，“天琴号”上的两名男子被谋杀。战争结束后，达兰还在继续做生意，在澳门，他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戏剧性的东西。为了庆祝1845年7月4日的独立日，他在“风精灵号”的甲板上燃放了烟火，“风精灵号”是最早也是最快的鸦片快船之一。第二年，在一次聚会上，当客人们正难得享用美味的冰淇淋时，正是达兰忘了关上冰窖的门，结果珍贵的冰块都融化了。

在游廊上坐在达兰旁边的是威廉·亨特，他是肯塔基州人，1825年12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沿海，但1827年他的公司倒闭，回了美国。1829年3月，他回到广州，受到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的聘用。几个月后，旗昌洋行与先前占统治地位的珀金斯洋行（Perkins & Co.）合并，成为美国最大的鸦片经销商。亨特于1837年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从他描述自己经历的两本书（包括与钱纳利有关的一些逸事）来判断，亨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也善于待人接物。他还是一名勉强过得去的业余水手，有一次在澳门锚地举行的比赛中，他驾驶着约翰·颠地34吨的接应船“吉卜赛号”（Gypsy）获得第二名。作为“弥达斯号”（Midas）的部分所有者，他和霍尔上校一样对蒸汽推进感兴趣。1844年，“弥达斯号”成为第一艘在中国海域航行的美国蒸汽船。据说，钱纳利现存的几幅肖像画的就是亨特。

威廉·亨特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在好些年中，他是中国海岸仅有的三名能用中文交谈的外国人之一——剩下的两位是传教士马礼逊（他还是亨特1827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审查人）和外交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因其调停的态度向着中国人，使他常常与英国商人产生争执）。亨特似乎也对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促成的一系列事件大失所望，他称其为“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最不公平的战争之一”；1842年底，虽然只有30岁，他就放弃了旗昌洋行的职位。当亨特在颠地家的游廊上被描绘的时候，他正在中国海岸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并终于在1844年2月回到了北美。

游廊上的第三个人物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廉·哈琴·霍尔上校（Captain William Hutcheon Hall，后来成为海军少将），他靠在一根柱子上，与另外两人稍微隔开一点距离。霍尔是一位实干家、工程师和发明家，对西方社群的许多人来说，他是这场战争的英雄。1840年11月25日，霍尔率领轰动一时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抵达澳门，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艘铁船。这艘船是由蒸汽驱动的，它的平底（有可移动的龙骨）使其能够靠近海岸。船体装备了两门32磅枢轴式火炮和一架火箭筒；在一次行动中，一枚点燃的康格里夫火箭卡在了发射筒里，差点要炸毁“复仇女神号”，霍尔亲自把火箭推了出去，胳膊受了重伤。

事实证明，“复仇女神号”对中国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他们对这种多重功能和猛烈火力的致命组合毫无准备。在英国军队的军事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霍尔上校被允许参加正式结束战争的《南京条约》的签署，“作为特殊优待的标志，尽管未达到规定的级别”。1842年12月23日，“复仇女神号”终于“向澳门告别”（‘bid adieu to Macau’），正如一位英国编年史家所说，“所有人都感到遗憾”，想必中国人除外。

钱纳利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完成这幅油画，因为在画面左边晴雨表上部的一幅图样保存了下来，日期是1843年12月2日。的确，把霍尔纳入构图可能是后来才想起来的。他没有出现在钱纳利1842年10月29日的原始素描中，因为当时他在舟山，“复仇女神号”正在那里进行修缮。在这幅素描中，达兰和亨特并排坐在椅子上，旁边写着这样一句话：“柱子末端伸出来的部分，必须着手重画一遍……达兰先生白裤子……和淡黄色的外套……亨特先生灰色晨衣……和白色的马裤……正确……10月29日。［18］42年。”画面下方，椅子被完整地重画了一遍，并以速记写道“破损［？］……都是白色的”；在画面的底部，“正确”的标志之后，普通写法的题记为“达兰［？——无法识别］和亨特。竹椅”。

1842年10月29日的原始素描

钱纳利在其他场合也给达兰画过素描，其中一幅（图1）是在作《在颠地的游廊上》两周之前画的，尽管在这幅画中，达兰被捕捉到的是一个非常不体面的姿势，无法在油画中加以纪念；在其他的肖像画（图2、3和彩图1）中，达兰开始变秃的头顶被各种华丽的帽子保护着。达兰本人是一名业余艺术家，他在图2中扮演了这个角色，速记题词是“达兰先生绘制T-st先生（Monsieur T-st）的肖像”——这可能是指英国商人查尔斯·忒斯特（Charles Twist）。八个月后，达兰本人在“晚餐”时为钱纳利画了素描。达兰的一些绘画和临摹钱纳利的作品，可以在1847年赠予托马斯·博斯沃尔·沃森（Thomas Boswall Watson）的一本画册中找到；1848年2月20日和25日，钱纳利的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达兰，代表他本人传递了说明和绘画。

图1

图2

图3

彩图1

在钱纳利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亨特和达兰也许是他最亲密的两个朋友。在他临终前，亨特一直陪伴着他，而达兰则成为他遗产的受托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颠地的游廊上》这幅画，是钱纳利对他们相投的友谊和援助的致敬。但霍尔上校的出现，位于两个商人上方，离他们稍远一点的地方，为这幅画增添了额外的维度，因为这是在一场不仅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且威胁到整个中国贸易的激烈战争结束时画的。随着霍尔的加入，这幅画变成了一种宽慰，甚至是感激的表达，因为中国沿海西方社区的欢乐、传统的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印象因构图中的另一个元素而得到加强，而这个元素在现实中是绝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的，但在这里纯粹是为了它的象征意义：在颠地的游廊上，一大丛罂粟——西方对中国贸易的经济基础——茂盛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