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知识、智慧与哲学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谈到“智慧”，这一论域中的“智慧”主要是指在某一方面比较聪慧、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及时地应对一些事件，等等。与之相关的举措，往往被称为智慧之举。从哲学上说，“智慧”一词与前面提到的“聪慧”等用法不完全一样，其意义需要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追本溯源，古希腊的philosophy已包含“爱智慧”之意，以此为参照视域，则哲学与智慧便有着不解之缘。

从哲学的角度谈智慧，便需要联系知识。相对于哲学意义上的智慧，“知识”主要表现为经验领域的认识形态。从知识之维着眼，人们面对的主要是经验层面的不同领域或特定对象。这些领域关联着相关知识学科，诸如生物学、物理学、地理学，等等，它们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事物。在这一意义上，知识首先是一种分科之学，后者指向的是对象世界中的特定方面。科学（science）可以看作作为分科之学的知识的典型形态。近代以来，science被翻译成“科学”，比较合乎科学的知识指向。从词义上说，“科学”的中文意思是分科之学，这一内涵显然典型地显现了知识的上述意义，表明知识主要涉及以分门别类的方式研究世界的特定学科。

与知识相关的上述研究无疑很有必要：具体地理解世界，不能停留于混沌状态。在未分化状态中，整个世界混沌一片，无法分别了解其中各个方面；知识则意味着将整个混沌世界区分为不同领域和对象，通过理解这些多样的方面，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世界的不同领域和对象。然而，由此带来一个问题：世界本来是相互关联、处于过程之中的，并不仅仅以彼此隔绝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在知识对世界加以分离以前，世界本身并非相互分离。然而，当人们用知识的方式理解对象时，对象之间本来具有的相互关联性、过程性，就常常被略去了。这样一来，如果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显然无法真实地把握世界。

除了“知识”这样一种切入存在的形态，认识世界还需要智慧。相对于知识所呈现的分门别类的认识方式，智慧的特点首先体现于跨越界限。如上所述，每一种知识或科学门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都有其特定对象并存在自身的界限。智慧则以跨越界限为特点，其内在取向在于把已有的固定界限加以化解，由此回到被知识分解了的原有的世界整体性形态。这是从关联性、跨越界限这一方面来说。另一方面，知识又常常将对象从过程中截断出来，在某一横截层面上加以认识。与之不同，智慧则倾向于让被知识截断的过程重新活起来，并在这一生动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可见，跨越界限、在过程中理解对象，构成智慧的重要品格。

人的认识，不管是以知识为进路，还是用智慧的方式，归根到底在于更真实地理解这个世界。从这一视域看，前面提到的知识和智慧无疑各有其作用和功能。认识过程首先离不开知识：如果不通过知识这一分门别类的进路切入对象，便无法清晰具体地理解世界。然而，倘若停留于这一层面，又有其自身的局限；唯有借助跨越界限的智慧的方式，才能联结世界的不同方面，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的真实状况。在这一意义上，智慧同样必不可少。具体而言，从思维方式这一角度看，如果说知识在于以实证和经验的方式切入存在，那么智慧的特点则在于从相互关联与过程的角度理解这个世界。显然，二者都不可或缺：人们既难以停留于原初的混沌形态中认识对象，也无法仅仅在相互分离、静态的层面理解世界。

以上是就认识层面而言。另一方面，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分同时又有价值意义。一般而言，知识具有价值中立的特点：任何知识都既可以为积极或正面的价值目的服务，也可以呈现消极或负面的价值取向。以原子能技术而言，相关知识既可以用于建造原子能核电站，以清洁能源造福人类，也可以用于制造原子弹、氢弹，使之变成一种杀人武器。化学、生物学知识也是如此，它们既可以为改善人类生活服务，也可以用于制造生化武器。比较而言，智慧在价值层面上更多侧重于正面引导，通过对人类前景和合乎人性的生活的把握，以规范知识的作用方向。这里涉及知识与智慧更深层的关系，需要肯定知识与智慧的结合：一方面，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智慧如果离开知识，便难免成为一种抽象的、思辨的东西；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又应接受智慧的引导，使之为正面的价值目的服务。

不管是知识抑或智慧，最终都与人的活动过程相联系。从人类活动这一角度看，智慧又关乎实践智慧。Wisdom或Practical Wisdom这个词虽然来自西方，但作为一种观念，并不是西方特有的。中国古代确实很少以“智慧”这一名称来表示把握世界的方式，墨子虽曾用过“智慧”一词：“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墨子·尚贤中》），但这一语境中的“智慧”与相对于“知识”而言的“智慧”，含义并不相同。不过，中国以往思想中固然没有今天所说的“智慧”，但是相关的观念早已存在。在哲学层面，中国古代的“性道之学”，便近于philosophy，其特点在于从总体或跨越界限的层面、从过程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这里，需要把语词与观念区分开来：从语词上说，中国古代没有“智慧”或“实践智慧”这个词，但是从观念层面来说，相关思想却是古已有之。

智慧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形态，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便已注意到智慧与人的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所谓Practical Wisdom（实践智慧）可以看作智慧的重要形态，其特点之一在于无法与人的活动或实践相分离。从人的活动这一角度来说，一方面，人的活动要获得自觉的、正面的价值意义，便必须有普遍的规范、原则加以引导，否则难免陷于盲目、自发的性质，并可能呈现负面意义；另一方面，规范无法涵盖千差万别的对象和情境，只能在原则上提出总体性的目标，从原则的层面规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实践过程又发生于千差万别的情境中——任何实践，不管是道德实践还是科学实践，都是在对象各异、变化多端的具体形态中展开的。如何把一般原则与具体实践情境加以结合，是实践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实践智慧的意义即体现于此，其作用之一在于使普遍原则和特定实践情境彼此沟通。

与之相关，实践智慧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智慧”或 “实践智慧”这一词语，但是相关的观念却早已存在。类似实践智慧的观念，中国传统思想常以“神明”等概念来表述，《易经》已提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谓“存乎其人”，也就是强调实践智慧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联。对中国哲学而言，真正地在实践层面把握对象，既需要把普遍原则和具体情形结合起来，也离不开“存乎其人”这一前提。这里蕴含的基本观念是：实践智慧的实现，并不表现为一个程式化的过程，它离不开具体的人的作用过程。换言之，不存在某种抽象的一般原则，可以用它囊括一切，解决所有问题；唯有通过具有智慧的人对特定实践情境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把一般原则与特定实践情境结合起来。“存乎其人”所强调的就是实践智慧具有本体论意义，表明它乃是人所具有的存在品格，与存在于世的个体息息相关。质言之，实践智慧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这里可以看到知识与智慧的另一分别：知识，包括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等等，是普遍、既成、已然的，人人都可以运用；智慧则内在于每一个体之中，内含着本体论规定（“存乎其人”）。一般规范与特定情境的关联，需要通过具有智慧的个体去完成。就此而言，智慧无法离开具体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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