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美国应反思“世界主义”和“优先主义”，更关注本国的贫困|美国_新浪财经

文丨［美］安格斯·迪顿

（作者为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高级学者。本文摘自作者新书《美国的经济问题》第三章，有删减。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对外援助的，最初是帮助欧洲国家进行战后重建，历经数十年发展变迁后，今天专注于改善全球健康状况和消除贫困。在美国，对外援助曾常常被视为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工具。随着其目的改变以及苏联的解体，对外援助越来越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无论是在公众辩论中，还是在经济学家的分析中。

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存在如此普遍的贫困和匮乏，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国内的贫困和物资匮乏现象？反之亦然。在进行思考时，可以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扪心自问：谁会因为多了一点点额外的福利而受益最大（这里的“谁”涵盖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或哪个国家）？同时还应认识到，那些过得相对较好的人需求没有那么迫切。这是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观点，因为它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这也是一种“优先主义”（prioritarian）的观点，因为它更优先考虑那些收入较低的人。一个人可能是优先主义者而非世界主义者，他优先考虑的是自己同胞中的穷人，而很少甚至完全不关注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是世界主义者，忽略国界并认为它在道德上无关紧要，但并不认同优先主义，而是遵从其他道德体系。

世界主义和优先主义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很有效，指导着我们自身的思考或是慈善事业，也主导着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国际援助机构的理念。即便如此，我仍开始逐渐相信，出于道德和实践的原因，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认真反思。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统计，在过去40年中，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多，从20多亿人减少到新冠疫情前的6.5亿人。这数亿人中没有一人生活在美国，但这一“事实”受到了质疑。尽管世界人口增长，加之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放缓，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极端贫困现象仍然不断减少。然而，全球化虽然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众多贫困人口，但同时也给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富裕国家的部分民众带来了伤害。对于我们这些更担心全球贫困问题，并持世界主义兼优先主义观点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成本，因为那些利益受损的人本来就比那些获益者更富有（更健康）。

世界主义观点促使许多人（包括我）将慈善捐赠从国内转向国外。寄给贫困国家的美元能带来更大益处，因为收到钱的人拥有更迫切的需求，而且由于贫困国家物价水平更低，会使得美元在这些地方的购买力翻上一倍甚至数倍。正如任何出国旅游的人都可以证实的那样，1美元兑换成卢比（或比索）后，在印度（或墨西哥）买到的食物或是住宿比在美国国内花1美元能买到的更多。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的捐赠更“贵”，而且因为捐款被用于那些已经相对富裕的人，所以其能带来的好处比较少。

我们自己在做出相关判断时摇摆不定的立场，就像红苹果里有一条正在啃噬果肉的虫子。我这样的人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在我们的父辈从未梦想过的更大和更富有的市场上销售我们的服务。最明显的一个好处是，我得以自由地离开故乡英国，搬到新泽西州。从这一点来说，我不能算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像我这样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的人至少应该警醒，其他人可能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那些因为全球化而生活艰难的人来说，这个进程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与此同时，虽然和目前的生活水平相比，我曾经很穷，甚至穷到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担心金钱问题上，但从来也没有穷到接近世界上最贫困人口所处境况的地步。

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过去50多年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物质条件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对于没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美国男性来说，自1970年以来，实际工资中位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难道不是仍然比在越南河内、印度达卡或墨西哥蒂华纳的工厂（这些工厂曾经设在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纳州）中的工人好上太多？毫无疑问，至少从物质条件来看，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对许多人来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是一个残酷的环境，数百万美国人，包括黑人、白人，其中也有西班牙裔人口，生活在日人均收入只有几美元的家庭中。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堪比世界银行所定义的印度或埃塞俄比亚的贫困水平，甚至更糟。在美国，低收入水平的人寻找栖身之所远比在印度或埃塞俄比亚等温暖地方困难得多。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美国制造业的崩溃还摧毁了许多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使得他们的贫困问题远远超出了物质贫困的范畴。

美国引以为豪的机会平等，哪怕过去确实真的存在，现在也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真实可触。在全球化浪潮中失去工厂的城镇同样失去了税收，并发现难以支撑学校教育，而这正是帮助下一代人逃离困境的途径。与从前相比，人们现在搬到经济更繁荣的地方不再容易，因为那些地方的住房成本大幅上涨。精英学校一方面通过取悦精英来赚取运营经费，一方面通过取悦少数族裔来纠正对后者长达上百年的剥削。这些做法固然无可厚非，但当白人中的工人阶层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新秩序中根本找不到位置时，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感到愤怒呢？

更糟糕的是，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中，所谓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即因自杀、酗酒，特别是因意外过量服用合法药物（处方）和非法药物而死亡的人数。美国的总体死亡率一直在攀升，甚至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如此，没有四年大学学历的美国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已经持续下降了十年。我们固然可以合理地争论物质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是否合理，无论是质疑数据中是否包括了所有收入来源、最贫穷的人到底花费多少，还是质疑通货膨胀是否被夸大、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被低估，抑或是各地的学校是否真的那么糟糕。然而，我们还是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有如此高的死亡率，尤其是在世界各地自杀率下降之际，美国的自杀人数却不断上升。

同时，在道德层面，也有许多人不同意一视同仁地对待本国同胞和其他国家的公民。无论你是否自愿选择成为美国人，美国公民的身份都伴随着一系列其他国家公民没有的权利和责任。我们有义务纳税，同时也有权享受福利。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项相互保险计划。如果受到外部攻击，我们有相互保护的责任，但至少在最近一些年，这一责任不成比例地由那些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少的美国人承担。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军官都拥有大学学历，但事实上，普通的男女士兵很少有人拥有大学学历。国家的保险计划，例如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险，可以被视为一种承诺，即我们不会容忍同胞（至少部分同胞）遭受某种程度的健康或经济贫困之苦。

所有这些都并不与真正的世界主义观点相矛盾，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承认对每一个人均肩负义务，但对国内所肩负的义务与国外的义务并不相同。如果我们仅仅衡量物质生活水平，将全世界所有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从高到低排序，并优先考虑后者，那么就无法达成正确的平衡。这样做不仅遗漏了福祉的其他组成部分，也遗漏了作为某一个国家而不是另一个国家公民所拥有的独特权利和责任。

当然，许多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世界主义者，也许优先考虑物质贫困者的世界主义在精英人群，尤其是学术精英或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过高。如果事实如此，我们需要更好地贴近我们身边的普罗大众，因为正是他们通过纳税、工作和心甘情愿地提供服务支持着我们。

就算在理论上是一个顽固的世界主义兼优先主义者，你也无法回避现实问题。抛开每个人独有的个人道德体系不谈，我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可以强制执行全球优先制度，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实权太弱，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帮助的是国内同胞，通常情况下你离得足够近，可以亲眼看到并判断效果，如果受救助者不喜欢某些东西，捐助者总是有办法得到民主的反馈。但对于乍得或塞拉利昂的援助支出则不然，因为捐助者远在异国，看不到他们的援助用在哪些地方，所以钱已经被花掉往往是援助成功的唯一证明。在捐助者眼中根本不可能有失败，哪怕受赠者正饱受困苦。在缺乏有效反馈机制的情况下，“我们”无权告诉“他们”，他们的所需是什么。

全球化显然使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受益，优先主义者自然有权为这一成就感到高兴，哪怕其中一些收益是以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但受益者不会在美国选举中投票，而美国工人会。全国选举制度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支持全球优先主义。任何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当选，其对改善全球穷人的生活都不会有多少兴趣。因此，成功的全球优先主义存在自我毁灭的风险。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穷人有所亏欠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需要在那些戴着“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人拿着干草叉找上我们之前，更好地照顾自己同胞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