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㉛丨“样式雷”:打破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的“失语症”——专访著名建筑史学家王其亨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㉛丨“样式雷”:打破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的“失语症”——专访著名建筑史学家王其亨
2024年04月29日 08:20 川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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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亨,祖籍河南,少年时成长于成都。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及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在中国古建筑测绘、明清皇家陵寝与园林、古代建筑图学、传统建筑设计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40多年来搜集、整理、解读“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近两万件,推动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智慧以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与贡献,得到世界承认

·衡量建筑美不是比外在,而是比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否有时代价值,中国古建就大量浓缩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观

·“人类应该尊重环境”的价值观念,应该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本质最大的贡献

·按中国的古建观念,建筑从属于环境,自然和人文的环境才是人类生存和建筑创作的本体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摄影 韦维

在几年前大热的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中,故宫博物院推选的国宝“样式雷建筑烫样”有两位国宝守护人。一位是歌手王菲,另一位便是天津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史学家王其亨。

“样式雷”,清朝8代从事皇家建筑设计、并执掌皇家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的雷氏家族的专称,在两百多年里设计了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十三陵、清东陵、西陵、天坛等知名古建,留下了近两万张设计图档。从20世纪80年代测绘清东陵接触到“样式雷”起,王其亨把他的毕生精力放在了收集、整理和解读“样式雷”图档上。系列研究成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世界建筑史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缺乏设计理念和方法的观点纯属傲慢与偏见。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智慧以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与贡献,得到世界承认。

今年3月底,王其亨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设计理念、方法还是审美体系,对世界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功地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古建的价值,把中国古建的设计、尊严和话语权找了回来……王其亨说“我这辈子值了!”

发现“样式雷”

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图重见天日

王其亨生于20世纪40年代,受父亲影响,报国图强是他一生的理想。

年少时,王其亨跟随父亲在成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父亲要求所学必须能报效国家,自幼喜欢画画的他,不得不放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成都的招生。高考时他存了一点“私心”,悄悄报考了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在他看来,这个方向既能学建筑工程报效国家,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画画的爱好。

毕业后,王其亨先到渡口市(今攀枝花市)的矿务局基层当了10年工人,1982年,他重回天津大学攻读建筑历史专业研究生。那一年在清东陵测绘带来的巨大触动,让他从此扎根古建研究领域。

那是王其亨第一次来到清东陵。看到这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群配合山川之胜势,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陵区内建筑设计在使用功能之外更处处移步换景,王其亨震惊了。

1905年以来,西方建筑史学家曾经长期用“建筑之树”来描绘世界建筑繁衍的“版图”。树中“枝繁叶茂”的是西方建筑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建筑只是其中古老却细弱的旁支。中国古代工匠留下了大量宫殿、庙宇及园林作品,背后有无设计理念和方法、有无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太多有说服力的材料。西方学术界由此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缺少设计、对世界建筑史鲜有贡献。

置身东陵,王其亨不由感叹:如果说这不是建筑设计,那是什么?!

清朝皇帝为何相中东陵的位置营建皇陵?清代匠人又怎样构思出如此伟大的建筑作品?是否涉及现代建筑的选址和规划设计?王其亨向前辈请教,答案莫衷一是。他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样式雷”建筑图档重见天日。

“样式雷”图档,相当于雷家设计的皇家建筑的图纸;“烫样”,则是建筑模型。查阅档案,王其亨才发现“样式雷”家族留下的建筑图档有近两万件之多。在民国初年雷家迅速衰败被迫变卖图档时,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看到了其中的价值,求得拨款5000元大洋,把图档足足装了10卡车送到了北平图书馆,为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古代建筑材料。只是因为日本侵华,他们的研究启动不久便被迫中断。

王其亨敏锐意识到这些皇家建筑在选址、规划设计、施工中应有缜密的运作程序。然而,这批图档数量庞大、杂乱无序,需系统鉴别研究才能利用。他一头扎入其中,誓要搞清楚中国古代建筑从选址到规划设计的全流程和设计原理,把鲜为人知的古人的建筑智慧挖出来,为中国古建筑正名。

研究“样式雷”

把中国古建在世界丢失的话语权和尊严找回来

40多年来,王其亨带领团队完成数百次明清皇家建筑遗存的测绘,指导绘制了上万张图纸,在此基础上,研究整理出了近两万件“样式雷”图档,让中国古建的智慧渐渐清晰。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还在念研究生时,王其亨就曾选择东陵、西陵陵寝中最核心隐秘、技术也最复杂的部分——地宫进行测绘研究。那时除了路费和住宿费可以报销,餐费只能自己掏。“我的助学金每月只有49块5,可一顿早餐就要1块8。要测绘地宫,往往在这里一待就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钱不够怎么办?那就量入为出,一天只吃一顿饭,剩下的时间就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王其亨说,待他回到学校时,已是胡子拉碴,形容枯槁。

1984年以前,王其亨把当时开放的地宫以及地面建筑全部进行了了解,它们的主人包括了乾隆、光绪、慈禧、香妃等人。

“进展还是太慢!”他继续调动天津大学建筑系师生集体参与,一做就是40多年。他们曾在清东西陵、十三陵附近的小学打地铺,也曾住在西北边远地区的山上工作,连喝水、洗漱都困难。师生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爬房上梁,获得了大量明清时期皇家建筑的测绘数据,令“样式雷”图档研究如虎添翼。而他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平均每天的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

“现在要查明清皇家建筑测绘图,只有到天津大学来。经过研究,我们已经可以根据档案文献,在不发掘的情况下把最复杂的地宫的建造过程梳理出来。”王其亨说。

通过研究原始图纸、模型、档案文献和实地考察,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古建是有设计的。”比如东陵就体现了“建筑与环境对话”“建筑与建筑对话”的设计理念,而西方现代的建筑教育和理论研究都没有这个内容。

中国古建还不乏十分先进的建筑设计方法以及地形测量技术,尤其在对精确描述建筑场地、精确考虑土方量以及建筑竖向的、平面的布局上,“样式雷”通过中国传统的“平格”方法,在建筑创作设计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王其亨在研究中发现,“样式雷”图档中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的“平格”法。相当于在复杂的3D地形上,投下一个不会变形的平面方格网,然后在每个方格网交点上去量它的高程并记录下来,形成精确的场地高程信息系统图纸。如果把图纸上面的“码子数”改成阿拉伯数字输进电脑建模文件,就可直接生成三维立体地形。这种古代地形建模方法比西方近代以来使用的三角测量和等高线图方法更为实用和先进,与现在的遥测火星、月球地形时用到的地表数字高程模型(DEM)法严密契合,而DEM直到1958年才由美国发明。“这样一种古代的地形建模方法,毫无疑问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王其亨表示。

2004年,在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管理机构的支持下,王其亨从近两万件图档中,精挑细选了300多件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展览,引起轰动。

展览的成功也直接推动国家图书馆将“样式雷”图档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申报材料就是王其亨带领两名博士做的展览文本。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成功入选。它是世界记忆遗产中人类现存古代建筑设计图规模最大、类型最丰富的遗产。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精选了24个国家和地区最具典型性的“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在巴黎总部展出,其中,唯有“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彰示了古代建筑设计的智慧,凸显出对于人类文明历史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王其亨说,“这就明确宣示,自1930年以来,中国建筑史学界数代学者殚精竭智,展开‘清代样式雷及其建筑图档’的整理研究,中国建筑作为人类智慧资源的不朽价值,已赢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尊重;世界建筑史上一向缺乏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念和方法等方面的‘失语症’,已从此彻底终结。”

“这是我这辈子干得最得意、最对得起老祖宗,也对得起当代和后人的一件事。”王其亨表示。

如今王其亨年近八旬,依然继续带着学生爬房测绘、挖掘档案,解读“样式雷”图档,研究和宣传中国古建。他希望通过自己让更多人关注中国宝贵的古建遗产。

中国古代建筑的本质就是诗意地栖居

中国古建筑都有自然美的意境

记者:网络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看上去没有西方石头建筑宏伟壮观,为何中国传统建筑在历史上选择了木结构?

王其亨: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其实西方同样存在大量的木结构房屋。很多人喜欢瑞士风景,和高山湖泊相映成景的就是成百上千年的木结构民居。如果西方都是石头建筑,就不可能有17世纪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大火,也不会有1834年英国的议会大厦——中世纪建筑威斯敏斯特宫着火。至于为何西方好像石头建筑更多?那是因为很多宗教建筑教堂是石质。不过即使是这些教堂建筑,同样也会消耗大量木材,比如用石头砌拱券时,耗费的木头绝对超过石结构本身。

我刚开始学建筑学的时候读中外建筑史,心里其实很失落。因为那时候年轻,总以高大为美。后来慢慢读书多了,发现衡量建筑美不是比外在,而是比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否有时代价值,中国古建就大量浓缩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观。比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建筑是人类存在的本体。”而孟子早在2300年前就说过类似的话:“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居移气”,指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及空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素质,“移”指改变,“气”指“气质”;“养移体”,建筑能够满足人的生理发展需要——抵御寒暑风雨。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品位的要求也会随之转变。

另外中国古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筑不能和人的心理感受相冲突,也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建的代表紫禁城,最高的午门也没超过37米,太和殿加上台基总共才35米,因为从视敏度来解释,100尺是一个人视敏度的极限。另外,中国建筑不歌颂绝对伟大的存在,哪怕皇帝的宫殿也不会修得充满神性的高贵。相反,欧洲的宗教建筑强调神的意志,目的不同导致风格迥异,或许是中外建筑最大的不同。

记者:中国古建美在哪里?

王其亨:这些年来,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越来越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并没有自然美的审美体系,但是在中国,自孔子倡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后,自然美的审美命题在魏晋时就已高度理论化,并和建筑结合起来。我们的古代诗文描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小桥流水人家”,都有自然美的意境,均把描写的主体对象对准了建筑和环境。

换一句时髦的话说,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其实在几千年来的中国已无处不在。远到班固在《西都赋》里描写长安的壮丽宏大和宫殿的奇伟华美;近到几十年前的湘西农村,当地百姓只要有一点文字表达能力,就会张贴楹联赞美建筑和环境的融合。

中国古代建筑还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发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经常用到建筑术语。比如“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沟通桥梁”等均是如此。另外,“开门见山”“门当户对”已是大家常用的成语。门还是体现中国人智慧的建筑结构——《周易》讲乾坤,门打开属于乾,关上属于坤。门一开一关就是变化的过程,而往来无穷谓之通,有无往不复、生生不息之意。

所以我们要提升文化自信,客观地看待中国古代建筑的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尊重环境的价值观

记者:“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被评为世界记忆遗产,打破中国建筑在世界的“失语症”。归纳起来,中国建筑对世界建筑史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王其亨:“人类应该尊重环境”的价值观念,应该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本质也最大的贡献。早在《中庸》便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说法,呼吁通过个人的至诚和努力,实现与天地和谐共存。中国几千年来的智慧也影响了中国建筑的观念:我们从来就意识到人类生存的环境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善待它。

100多年前,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考察至清东陵时,赞叹其为“天才的设计”。为什么?首先选址于山川壮美之处,其次陵园建筑群配合山水胜势。尤其神道上所有的景观都经过精心设计,轴线上的对景设计全为双向甚至是三维乃至四维的立体景观关系。“这么大气磅礴又精微细致的景观营造,即使放到今天,也依然能成为世界级景观建筑教科书内的伟大范例。”

按中国的古建观念,建筑从属于环境,自然和人文的环境才是人类生存和建筑创作的本体。清东陵这种源于自然法则的建筑思想,和西方建筑的认知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环境是建筑的从属与服务”,而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本末倒置”。

记者: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点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其亨:因地制宜,取材方便、加工方便、适应性强。比如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平屋顶住宅,漏水问题至今从技术上无解。但传统建筑在防水上却体现了智慧。比如四川传统的瓦房,瓦面从房梁起自然下垂。如果雨大漏水,在屋子里拿一根竹竿把瓦片拨一拨就不漏了。四川的古建很多也不做油漆,直接原木使用,就是因地制宜。因为四川空气湿度大,如果油漆封木,地底下的潮气进入木头后出不来,木柱就会霉变招白蚁。

中国古建体现智慧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南方潮湿多雨,尽管有瓦屋面排水,但房檐下被水浇的木柱根往往容易糟朽,所以古人发明了穿斗式建筑。这种结构哪怕把一根柱子锯掉都还能保持稳定。而北方的房屋要考虑防风以及冬天大雪的荷载,瓦面做得很厚,满足北方房屋抗风、保湿、隔热的需求,所以北方的古建,最经济合理的就是抬梁式结构。

中国的很多古建筑,用西方的三大力学解释不通。比如山西应县辽代木塔,60多米高的塔身就靠木头一层层堆起来而多年不倒。如果以现代建筑的理念,那必须打很深的地基。天津独乐寺是辽代寺院,但修建时也就是把普通的土地夯实把柱础摆上,柱子搁上去。如今1000多年过去,经历了28次地震的独乐寺依然矗立。它们的背后,都是中国古建的智慧。

如果说民国时期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的调查,解决的是中国古建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我这几十年的研究,主要解决的就是中国古建为什么用木结构、大量采用单层建筑少用高层以及怎么设计的问题。研究中国古建不可能人人再去读一遍文献,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样式雷”图档进行系统性解读,让人们更轻松地了解中国古建从设计到施工的全套流程以及设计原理。

把环境当本体是中国古建伟大的理念

记者:影响中国古建选址和设计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其亨:中国古建最伟大的理念就是把环境当作本体,也就是人和环境必须对话,这种对话机制在西方建筑里并不存在。我认为中西方建筑设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环境和建筑谁是本体。西方从来是把建筑当作本体,环境从属于建筑;而中国人恰恰倒过来,建筑从属于环境。

景观建筑学,其实就是了解我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小气候和水文,等等,然后根据这些内容来选择城市、聚落、建筑以至大运河、都江堰、长城等大型工程的选址和修筑。它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为一体,从而影响着古建筑的选址和设计。如果不懂得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出现古代众多的工程奇迹。

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3000多年前西周诸侯国燕国就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建都;宋代大儒朱熹在其《朱子全书·地理》中也曾断言北京是适合作帝都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人注重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他们会测算一个地方的土地能够有多大承载力、能养活多少人口、建立多大规模的城市合适。北京作为几朝古都为何能养活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北京是华北平原最好的土厚水深之地。

中国古代建筑,选址十分讲究建筑人文美与山水自然美的有机结合,设计的相关工程建筑师要随有关官员赴现场勘察,统筹生态、景观及工程地质、环境容量等要素,确定基址并展开相应的规划设计。

这种智慧在以前的中国随处可见,所以“不列颠的头脑”李约瑟评价中国乡村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自然有机融为一体,有节制地利用自然繁衍生息。同样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以四川成都城为例,距离成都城几十公里的金堂夏天经常被洪水淹,但成都城却鲜有这样的遭遇,这就是选址的智慧。另外有些城市的城墙除了御敌,还兼有防洪功能。安徽亳州的城墙哪怕洪水都快涨到城墙头,但是城墙里边的水可以排出去,外面水进不来……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记者:这种尊重自然的理念对当下的建筑设计和城市建设有无作用?

王其亨:中国自古就倡导顺应和利用自然,也就是现在说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说到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发展,我觉得成都现有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借鉴的,至少它考虑到了城市的园林化。比如在居民小区几百米内一定有开放的公园、大量高架桥墩爬满“爬山虎”让人恍如进入原始森林。人本能地喜欢绿色,作为城市的掌舵人应该考虑到百姓的这个需求。

漫漫征途需要更多人接力

王其亨教授是一位很细心的长者。在和我确定采访地点时,他详细告知可以在天津大学哪里吃饭、怎样以最优的路线行进至采访地点等,让我们的异乡采访变得非常顺利。不过这次采访中,最令记者震撼的,无疑是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深厚积淀,持续40余年而不改的孜孜探求的精神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

作为一名搞建筑史研究的学者,王其亨在采访中动辄引经据典,展现了极强的国学功底;言及相关数据和史料,不经思考便能准确无误说出;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对世界建筑史的贡献及独特魅力时激情四射滔滔不绝;言及部分追捧西方建筑贬低中国古建的言论,又是痛心疾首,激愤溢于言表。这一切的背后,皆因一代学人执着的信念和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正如他那泛黄的日记本上写下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信仰,就是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其亨一以贯之忠实践行,其间艰辛唯有自知。他的学术生涯和奉献精神,是发掘、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几代学者的缩影。

正是有一个又一个王其亨的前赴后继,才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也才有了故宫、长城、黄鹤楼等为代表的古建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当然,文化传承发展的漫漫征程远未结束。年近八旬的他仍在为研究和宣传中国古建而付出,这条“长征”路也期待更多人的接力加入。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策划:李鹏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三十一期

执行:黄颖

记者:吴晓铃

摄影:韦维

海报:刘津余

编辑:杜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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