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㉛丨“样式雷”：打破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的“失语症”——专访著名建筑史学家王其亨_新浪财经

“样式雷”，清朝8代从事皇家建筑设计、并执掌皇家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的雷氏家族的专称，在两百多年里设计了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庄、十三陵、清东陵、西陵、天坛等知名古建，留下了近两万张设计图档。从20世纪80年代测绘清东陵接触到“样式雷”起，王其亨把他的毕生精力放在了收集、整理和解读“样式雷”图档上。系列研究成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世界建筑史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缺乏设计理念和方法的观点纯属傲慢与偏见。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智慧以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与贡献，得到世界承认。

今年3月底，王其亨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设计理念、方法还是审美体系，对世界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功地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古建的价值，把中国古建的设计、尊严和话语权找了回来……王其亨说“我这辈子值了！”

年少时，王其亨跟随父亲在成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父亲要求所学必须能报效国家，自幼喜欢画画的他，不得不放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成都的招生。高考时他存了一点“私心”，悄悄报考了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在他看来，这个方向既能学建筑工程报效国家，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画画的爱好。

1905年以来，西方建筑史学家曾经长期用“建筑之树”来描绘世界建筑繁衍的“版图”。树中“枝繁叶茂”的是西方建筑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建筑只是其中古老却细弱的旁支。中国古代工匠留下了大量宫殿、庙宇及园林作品，背后有无设计理念和方法、有无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太多有说服力的材料。西方学术界由此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缺少设计、对世界建筑史鲜有贡献。

清朝皇帝为何相中东陵的位置营建皇陵？清代匠人又怎样构思出如此伟大的建筑作品？是否涉及现代建筑的选址和规划设计？王其亨向前辈请教，答案莫衷一是。他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样式雷”建筑图档重见天日。

“样式雷”图档，相当于雷家设计的皇家建筑的图纸；“烫样”，则是建筑模型。查阅档案，王其亨才发现“样式雷”家族留下的建筑图档有近两万件之多。在民国初年雷家迅速衰败被迫变卖图档时，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看到了其中的价值，求得拨款5000元大洋，把图档足足装了10卡车送到了北平图书馆，为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古代建筑材料。只是因为日本侵华，他们的研究启动不久便被迫中断。

王其亨敏锐意识到这些皇家建筑在选址、规划设计、施工中应有缜密的运作程序。然而，这批图档数量庞大、杂乱无序，需系统鉴别研究才能利用。他一头扎入其中，誓要搞清楚中国古代建筑从选址到规划设计的全流程和设计原理，把鲜为人知的古人的建筑智慧挖出来，为中国古建筑正名。

还在念研究生时，王其亨就曾选择东陵、西陵陵寝中最核心隐秘、技术也最复杂的部分——地宫进行测绘研究。那时除了路费和住宿费可以报销，餐费只能自己掏。“我的助学金每月只有49块5，可一顿早餐就要1块8。要测绘地宫，往往在这里一待就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钱不够怎么办？那就量入为出，一天只吃一顿饭，剩下的时间就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王其亨说，待他回到学校时，已是胡子拉碴，形容枯槁。

“进展还是太慢！”他继续调动天津大学建筑系师生集体参与，一做就是40多年。他们曾在清东西陵、十三陵附近的小学打地铺，也曾住在西北边远地区的山上工作，连喝水、洗漱都困难。师生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爬房上梁，获得了大量明清时期皇家建筑的测绘数据，令“样式雷”图档研究如虎添翼。而他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平均每天的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

王其亨在研究中发现，“样式雷”图档中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的“平格”法。相当于在复杂的3D地形上，投下一个不会变形的平面方格网，然后在每个方格网交点上去量它的高程并记录下来，形成精确的场地高程信息系统图纸。如果把图纸上面的“码子数”改成阿拉伯数字输进电脑建模文件，就可直接生成三维立体地形。这种古代地形建模方法比西方近代以来使用的三角测量和等高线图方法更为实用和先进，与现在的遥测火星、月球地形时用到的地表数字高程模型（DEM）法严密契合，而DEM直到1958年才由美国发明。“这样一种古代的地形建模方法，毫无疑问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王其亨表示。

展览的成功也直接推动国家图书馆将“样式雷”图档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申报材料就是王其亨带领两名博士做的展览文本。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成功入选。它是世界记忆遗产中人类现存古代建筑设计图规模最大、类型最丰富的遗产。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精选了24个国家和地区最具典型性的“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在巴黎总部展出，其中，唯有“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彰示了古代建筑设计的智慧，凸显出对于人类文明历史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王其亨说，“这就明确宣示，自1930年以来，中国建筑史学界数代学者殚精竭智，展开‘清代样式雷及其建筑图档’的整理研究，中国建筑作为人类智慧资源的不朽价值，已赢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尊重；世界建筑史上一向缺乏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念和方法等方面的‘失语症’，已从此彻底终结。”

王其亨：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其实西方同样存在大量的木结构房屋。很多人喜欢瑞士风景，和高山湖泊相映成景的就是成百上千年的木结构民居。如果西方都是石头建筑，就不可能有17世纪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大火，也不会有1834年英国的议会大厦——中世纪建筑威斯敏斯特宫着火。至于为何西方好像石头建筑更多？那是因为很多宗教建筑教堂是石质。不过即使是这些教堂建筑，同样也会消耗大量木材，比如用石头砌拱券时，耗费的木头绝对超过石结构本身。

我刚开始学建筑学的时候读中外建筑史，心里其实很失落。因为那时候年轻，总以高大为美。后来慢慢读书多了，发现衡量建筑美不是比外在，而是比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否有时代价值，中国古建就大量浓缩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观。比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建筑是人类存在的本体。”而孟子早在2300年前就说过类似的话：“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居移气”，指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及空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素质，“移”指改变，“气”指“气质”；“养移体”，建筑能够满足人的生理发展需要——抵御寒暑风雨。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品位的要求也会随之转变。

另外中国古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筑不能和人的心理感受相冲突，也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建的代表紫禁城，最高的午门也没超过37米，太和殿加上台基总共才35米，因为从视敏度来解释，100尺是一个人视敏度的极限。另外，中国建筑不歌颂绝对伟大的存在，哪怕皇帝的宫殿也不会修得充满神性的高贵。相反，欧洲的宗教建筑强调神的意志，目的不同导致风格迥异，或许是中外建筑最大的不同。

王其亨：这些年来，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越来越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并没有自然美的审美体系，但是在中国，自孔子倡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后，自然美的审美命题在魏晋时就已高度理论化，并和建筑结合起来。我们的古代诗文描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小桥流水人家”，都有自然美的意境，均把描写的主体对象对准了建筑和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还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发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经常用到建筑术语。比如“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沟通桥梁”等均是如此。另外，“开门见山”“门当户对”已是大家常用的成语。门还是体现中国人智慧的建筑结构——《周易》讲乾坤，门打开属于乾，关上属于坤。门一开一关就是变化的过程，而往来无穷谓之通，有无往不复、生生不息之意。

王其亨：“人类应该尊重环境”的价值观念，应该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本质也最大的贡献。早在《中庸》便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说法，呼吁通过个人的至诚和努力，实现与天地和谐共存。中国几千年来的智慧也影响了中国建筑的观念：我们从来就意识到人类生存的环境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善待它。

100多年前，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考察至清东陵时，赞叹其为“天才的设计”。为什么？首先选址于山川壮美之处，其次陵园建筑群配合山水胜势。尤其神道上所有的景观都经过精心设计，轴线上的对景设计全为双向甚至是三维乃至四维的立体景观关系。“这么大气磅礴又精微细致的景观营造，即使放到今天，也依然能成为世界级景观建筑教科书内的伟大范例。”

按中国的古建观念，建筑从属于环境，自然和人文的环境才是人类生存和建筑创作的本体。清东陵这种源于自然法则的建筑思想，和西方建筑的认知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环境是建筑的从属与服务”，而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本末倒置”。

王其亨：因地制宜，取材方便、加工方便、适应性强。比如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平屋顶住宅，漏水问题至今从技术上无解。但传统建筑在防水上却体现了智慧。比如四川传统的瓦房，瓦面从房梁起自然下垂。如果雨大漏水，在屋子里拿一根竹竿把瓦片拨一拨就不漏了。四川的古建很多也不做油漆，直接原木使用，就是因地制宜。因为四川空气湿度大，如果油漆封木，地底下的潮气进入木头后出不来，木柱就会霉变招白蚁。

中国古建体现智慧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南方潮湿多雨，尽管有瓦屋面排水，但房檐下被水浇的木柱根往往容易糟朽，所以古人发明了穿斗式建筑。这种结构哪怕把一根柱子锯掉都还能保持稳定。而北方的房屋要考虑防风以及冬天大雪的荷载，瓦面做得很厚，满足北方房屋抗风、保湿、隔热的需求，所以北方的古建，最经济合理的就是抬梁式结构。

中国的很多古建筑，用西方的三大力学解释不通。比如山西应县辽代木塔，60多米高的塔身就靠木头一层层堆起来而多年不倒。如果以现代建筑的理念，那必须打很深的地基。天津独乐寺是辽代寺院，但修建时也就是把普通的土地夯实把柱础摆上，柱子搁上去。如今1000多年过去，经历了28次地震的独乐寺依然矗立。它们的背后，都是中国古建的智慧。

王其亨：中国古建最伟大的理念就是把环境当作本体，也就是人和环境必须对话，这种对话机制在西方建筑里并不存在。我认为中西方建筑设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环境和建筑谁是本体。西方从来是把建筑当作本体，环境从属于建筑；而中国人恰恰倒过来，建筑从属于环境。

景观建筑学，其实就是了解我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小气候和水文，等等，然后根据这些内容来选择城市、聚落、建筑以至大运河、都江堰、长城等大型工程的选址和修筑。它将地质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知识融为一体，从而影响着古建筑的选址和设计。如果不懂得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出现古代众多的工程奇迹。

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3000多年前西周诸侯国燕国就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建都；宋代大儒朱熹在其《朱子全书·地理》中也曾断言北京是适合作帝都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人注重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他们会测算一个地方的土地能够有多大承载力、能养活多少人口、建立多大规模的城市合适。北京作为几朝古都为何能养活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北京是华北平原最好的土厚水深之地。

这种智慧在以前的中国随处可见，所以“不列颠的头脑”李约瑟评价中国乡村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自然有机融为一体，有节制地利用自然繁衍生息。同样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以四川成都城为例，距离成都城几十公里的金堂夏天经常被洪水淹，但成都城却鲜有这样的遭遇，这就是选址的智慧。另外有些城市的城墙除了御敌，还兼有防洪功能。安徽亳州的城墙哪怕洪水都快涨到城墙头，但是城墙里边的水可以排出去，外面水进不来……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王其亨：中国自古就倡导顺应和利用自然，也就是现在说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说到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发展，我觉得成都现有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借鉴的，至少它考虑到了城市的园林化。比如在居民小区几百米内一定有开放的公园、大量高架桥墩爬满“爬山虎”让人恍如进入原始森林。人本能地喜欢绿色，作为城市的掌舵人应该考虑到百姓的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