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_新浪财经

1927年的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架下。97年来，虽斯人已逝，但大钊同志致力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二七大罢工、发展北方党组织、参与黄埔军校建设、促进北伐胜利进军等多方面的历史功绩与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伟大人格，始终深深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

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也是李大钊率团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0周年。目前，关于介绍李大钊1924年6月率团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的文章不多，也不够系统，使人感觉有些缺憾。

近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唐山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刘凤敏，集多年研究心得，按照李大钊从北京启程，经昌黎、哈尔滨，至满洲里，前往莫斯科的途经之地发生情况，对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始末进行考探，形成一组文章，即日起本报副刊·文史版予以连载，以示纪念，以飨读者。

—编者

（一）李大钊在五峰山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1924年初李大钊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回京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却遭到了北洋政府巡警和特务的监视。李大钊一家人不堪其扰，为了摆脱管控，于1924年2月将北京城内的住所从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迁至相对偏僻的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今铜光胡同）。5月下旬，北京政府开始缉拿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李大钊成为头号通缉犯。

李大钊闻讯后，立即动身，由其长子李葆华陪同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动身前剃掉了胡子，装扮成生意人，从北京搭乘京奉线晚车，于5月22日天蒙蒙亮时到达昌黎。下车后，李大钊和李葆华直奔五峰山中，住进韩文公祠守祠老人刘克顺家里（按：李大钊曾几度到五峰山游览、客居，与刘克顺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了掩人耳目，刘克顺向外人说，李大钊是在关外某个大地方行商的买卖人，因患病方愈，到家乡的山里调养来了。李葆华是自动上山陪伴他的家侄。据197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一文记述，“当时，父亲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为了躲避缉捕，他化了装，带着我连夜乘火车来到昌黎，清早在昌黎下火车后就直接进了山。我们这一次又在山里住了一些日子。”这次在五峰山避难，李大钊每天在祠堂的客厅看书和写文章，还写了悼念因患急病夭折的幼女李钟华的长诗。

逃离北京当晚，李大钊的京内居所就遭到了北洋政府军警的搜查。王怀庆派便衣特务到北京铜幌子胡同甲3号的李宅搜捕李大钊，结果扑了一个空。妻子赵纫兰庆幸丈夫李大钊及时离京，见北京已无法留居，便带着子女离京回到乐亭大黑坨村老家。可谁料，军警不久又追查到乐亭老家，照样扑了个空。

5月20日，中央北方区委成员张国焘去向李大钊汇报工作时，李大钊提醒他北洋政府即将进行大逮捕，令其收拾文件，从速躲避。然而，张国焘违背指示并未及时躲避，5月21日晨5时在其寓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杨子烈等四人。随后，根据张国焘的口供，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密函北洋“内务部”，要求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1924年6月9日，《顺天时报》刊文《官厅大兴党狱通缉北大教授李大钊》：“北大学生张国焘等，因宣传过激主义及参与工会嫌疑，致被官厅逮捕而去。现经步军统领衙门已将该案犯等解交卫戍司令部讯办。兹闻王懋宣将军昨又谕令军警各机关，对于张国焘等案内漏网逸犯之工会首领（即北大教授李大钊等），极应上紧查缉务获，以凭归案讯办云。”

对这次通缉，赵纫兰非常担忧李大钊的安危……

6月上旬的一天傍晚，紧张工作了一天的李大钊正站在房前眺望山景时，突然发现从对面山梁上走下两个人来，一个是赵希增，一个是于树德。

原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出的《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函》，即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决定让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便派于树德（字永滋，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时的下两届同学，和大钊一起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通知李大钊。于树德先到乐亭大黑坨村找到赵纫兰说明来意，赵纫兰随即找来同村的侄子赵希增为其带路，二人来到五峰山找见李大钊。于树德向李大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决定委派李大钊为中共首席代表，带队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三天以内到北京与其他代表碰头，会齐后取道哈尔滨，由满洲里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大钊又惊又喜，他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同苏联同志交流革命经验，考察他心目中理想国度的真实情况。

时间紧迫，于树德完成任务之后便连夜下山，乘坐当晚11点多钟的火车返回北京。临别前，于树德还给李大钊带来了赵纫兰写给李大钊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了李大钊离京以后发生的事情，并在信中与李大钊商议，想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他设法把通缉令撤销。这样做是否妥当，她希望丈夫给一个明确回答。当晚，李大钊便复信让葆华和赵希增带回老家。他在复信中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断绝了交往。他为直系军阀效劳，而我站在革命大众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事，何况我与白坚武。”李大钊在信中最后写到，“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次日凌晨，李大钊辞别五峰山，冒着被通缉的危险秘密回到北京，约集其他代表先后出发，到哈尔滨会合，再前往苏联开会。李葆华回忆说，“接到通知第二天，父亲就下山，动身回了北京，准备同其他代表一起由北京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