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经史皆集”的学术特征

　　《书屋》2024年4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书屋》杂志“书屋讲坛”介绍了钱锺书先生的学术特征。文章开篇开门见山：对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章学诚是“六经皆史”，陈寅恪是“集部皆史”，钱锺书则是“经史皆集”。

　　文章写道，在《管锥编》中，无论对经部的《左传》《周易》《诗经》，还是对史部的《史记》，子部的《老子》《列子》，作者都与集部的《楚辞》《全汉文》一视同仁，一例将其视作前人“文集”——作为“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的文集来看待。这就是钱锺书的学术气象、学术特征所在。事实上，钱锺书先生自己也说过：“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就这句话来看，似乎他是“经、子、集皆史”的倡导者、“集部皆史”的继承者。但他在另一处却似乎为这段话下一转语：“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即与其说经、子、集皆史，还不如说古史即诗，这个诗是广义之诗，即无非“文学”也、“集”也。

　　钱锺书“经史皆集”的学术气象，与他的家学有很深的渊源，与其父钱基博有一定的承传关系：一、集部之学是钱家父子相承的家学；二、在钱氏父子心目中，其集部之学是可以与钱大昕的史部之学相提并论的；三、明清文集是集部之学的上溯之基；四、其方法论又与清人的经史之学有联系。当然，钱基博“集部之学”与钱锺书“经史皆集”的学术气象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钱锺书后来的发展，是将集部抬高到与经史并列的学术地位，甚至以集部之学统领经史研究，并且由中国古典的集部扩大到西方文献。这就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其父所谓的钱氏家学。

　　文章说，传统的汉学、宋学，都是经学；到了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可说是以治经之法治“史”；到孙诒让、章太炎，则以治经史之法治“子”。到了钱锺书，他既继承了清人治经史之法以治“集”，更以观赏集部的眼光看待经、史、子三部，作“经史皆集”的平等观，这是对古代经典别开生面的解释，更是一个对经典的解魅过程。

　　文章总结，在钱锺书心目中，不论经、史、子、集，皆与文集一样，均别无等次地属于人类运思的“现象”。此与古代的经高于史、史高于子、子高于集的价值观不同，乃作彻底的“平等观”，于是便可以通过异同比较，“抉前贤著述之隐”，找出古今中外相通的人心轨迹——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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