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她参与研制了多种抗生素
一度改写了我国抗生素发展的历史
是我国首个生物基因工程抗生素创新药
可利霉素的发明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以光
近日，总台《吾家吾国》专访王以光
听她讲述与抗生素的故事
01
她是当时抗生素专业唯一的中国学生
“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全力以赴”
1954年，18岁的王以光就读于大连医学院医疗系。入学不久，她就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一年后，她来到当时的列宁格勒化工制药学校，成为抗生素专业唯一的中国学生。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培养青霉菌时发现了能抑制其生长的青霉素，由此改写了人类健康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抗生素被用于临床，越来越多微生物感染的疾病有了药方。
不过，那时的中国抗生素还依赖进口。王以光的父亲便是因患肺结核去世，如果当时有抗生素，她的父亲也不会早早离世。这也成了王以光心中难以抹去的遗憾。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力求让一些重要和急需的领域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王以光在苏联所学的抗生素领域，便是其中之一。
赴苏学习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既有微积分、微生物、化学等基础课程，也有为生产应用服务的土木建筑、热工学等。每一门课程王以光都全力以赴，最终以三十七门课全优的成绩毕业，拿到了全优才能获得的紫红色毕业证书。
王以光回忆，“去的有七八个同学，只有我一个人分配在抗生素专业。这是国家的期望，我觉得应该好好学，到苏联不管学什么专业，都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学好。”
在苏联求学期间，王以光在合唱团里结识了当时在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留学的杨厚，两人相知相恋结婚。
五年留苏学习结束后，这对年轻的夫妻一同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中，杨厚远赴大西北修建铁路，王以光来到北京开启了长达64年的抗生素研究。
02
守护菌种像呵护孩子
照看自己的孩子却随机找户人家
1960年，王以光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跟随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奠基人张为申所长研制灰黄霉素。王以光接到的任务是，从自然界中找到产生抗生素的菌种，再通过发酵使抗生素产量提升。
王以光认为发酵是抗生素生产过程的灵魂。“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条件，它能够生长，你得研究。你给它吃馒头合适，还是吃窝窝头合适，就像孩子似的，你看孩子长大他喜欢吃什么，不同的菌，爱好都不一样，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创造一个特别好的条件。”
菌种在发酵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态和味道，王以光经过长期的积累，用视觉和嗅觉便能判断出发酵的好坏。
在她看来，发酵更像守护一个性格未知的孩子一样，如何让它走上正轨，着实不易。更难的是，不同的菌种并没有普遍的生长规律。一旦播种下菌种，王以光就失去了时间概念、不分昼夜，她需要不停观察菌种的生长状态，对菌种进行分析。
王以光：我搞过的抗生素里边，有的发酵最短36小时，有的120小时，不经过研究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得加班，因为种了以后，就不能停，要观察，要拿出来分析。
王以光守护灰黄霉素成长的同时，她的大儿子出生了。当时丈夫远在西北，孩子全靠她一个人照顾。没有适合带孩子的宿舍，她只能借住在检定所一个养耗子、做实验的动物房里。
因为忙于工作不能照看孩子，她上班路上抱着孩子沿街走，随便找到一户人家帮她看孩子，下班再去接孩子。“碰见一家门开着，我就进去说，能不能白天帮我看一下孩子，人家接受了我就放心了，孩子就放那儿了，晚上再去接。”
独自一人边照顾菌种边照顾孩子的日子，王以光就这样咬牙挺了过来。1963年，中国人自己的灰黄霉素呱呱坠地，正式投产。
随后，王以光又马不停蹄进行麦迪霉素和乙酰螺旋霉素的研究。这两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研制成功后，不仅让千万患者从中受益，还结束了我国大环内酯抗生素依赖进口的历史。
03
“研究中国人自己的药
是我一辈子的使命”
1978年，灰黄霉素和麦迪霉素的研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最主流的两种抗生素研制方法：传统发酵方法和半合成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王以光选择赴美留学，那一年，她42岁。为什么四十多岁还要出国读书？
王以光说，因为她不愿意一直走仿制药的老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创新呢？而且中国的疾病，不见得跟世界上都一样，研究中国人自己的药，是我一辈子的使命。”
传统研制抗生素的方法，需要不断试错且耗时漫长，所以王以光选择在美国进修分子生物学，她希望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有目的地改良菌种，让抗生素实现全合成，蹚出一条全新的路。
1988年，王以光学成回国，在获得国家863计划立项后，她准备采用新的方法研制一款全新的抗生素：可利霉素。
当前往药厂对可利霉素的菌种进行分子生物学改良的时候，王以光发现实验必不可少的发酵罐，早已废弃了。没有发酵罐，就不具备实验条件。她便让学生拿了灯笼钻进罐子里，人工把铁锈清理掉，把罐子洗干净。“我要退出的话，谁也不会责怪我，因为没有条件。我可以全身退，但是没有。”
1988年到2001年，13年时间，可利霉素终于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按照要求，他们需要找人试药，并且按最大剂量一次性服下，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因为试验有风险，王以光主动请缨，以身试药，“只能我来，我想到了，实在不行，顶多叫120呗。”
2019年6月，可利霉素作为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药物，通过了中国药审中心的评审，正式获批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制抗生素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从1988年立项时52岁，到2019年83岁时通过评审，王以光走过了整整31年。这段时光很难，但王以光说：“我觉得这一辈子还是做了一件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现在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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