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自由与实践中的博物学_新浪财经

窗外有棵银杏树，我总在工作时忍不住抬头看看它，抽芽、变绿、变黄、落叶，四季变化，年复一年。前两年开始观鸟后，它成了我的观鸟自留地。因为很近，无需望远镜，有鸟飞来时抬头即可，至少见到过珠颈斑鸠、白头鹎、白颊噪鹛、麻雀、红头长尾山雀、鹊鸲、白鹡鸰、白腰文鸟、乌鸫、八哥、灰椋鸟、丝光椋鸟、黑尾蜡嘴雀和红耳鹎等。三四月之交的银杏叶已有钱币大小，但还没茂密到可以藏住鸟儿，树上挂满雄花花序。这两天案头上摆着刘华杰教授的《自然以自由》文集，里面有几篇提到观鸟，银杏树上有些吵闹的白颊噪鹛提醒我，或许可以结合这两年自己的观鸟活动和观鸟史研究聊聊文集中的一些话题。

《自然以自由》

鸟类能飞翔，常常是自由的象征，更契合了“自然”和“自由”的主题。之所以说“实践中的博物学”，是希望回应文集中《科学文化研究的一个修辞策略》，即动宾结构的著述标题，甚至名词动词化，如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我也同意这种修辞策略是在强调“过程”，正如范发迪在《知识帝国》中文版序言里所言，关注科学实践是科学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博物学或者博物学文化不是‘过去时’”，“实践”不单指关注研究对象（博物者）的实践或博物实践中涉及的事件、观点和物品（如工具、标本等），也指研究者自身的实践过程，包括一阶博物学活动和二阶的博物学研究，即作者所提倡的“博物+”策略。“二阶研究者在做研究、写论文的过程中也要沾沾泥土，亲自操练至少一种自然爱好，而且要长期坚持，否则根本体会不到研究对象（诸多博物者）对大自然的深情。”刘华杰教授自己多年深耕于一阶和二阶博物学，是践行“博物+”的典范，他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呼吁、鼓励和支持博物者和研究者加入到这种实践中。

想来，一阶和二阶博物学结合的理念也是我自己受到刘华杰教授影响最大的一方面，乡间的成长经历和植物园的工作经历培养了我对自然的热爱，为我走向博物学研究之路埋下了种子。这颗种子让我通过刘华杰教授推荐的《花神的女儿》一书与历史上的女性博物者产生了共鸣，在他的支持下将女性和性别作为自己多年来研究博物学史的重点。这两年观鸟后更加深刻体验到“博物+”策略的魅力，一阶的博物学爱好不仅充满乐趣和惊喜，与自然、与其他爱好者建立连接，也让我更加敏锐去发现新的研究主题，例如女性在殖民地的鸟类收集、记录和绘画等实践，20世纪初中国的女性观鸟先驱戴珍（Jane B. Dye），等等；而二阶的研究反过来让我对自然保持着广泛而持久的热情，尽管这种热情可能永远只停留在业余爱好者状态。

观鸟这项活动早于19、20世纪之交“观鸟”（birding/birdwatching）这个词的出现，作者在文集中推荐的《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将英国观鸟活动追溯到18世纪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怀特在工作和生活的教区长期以“古法”（裸眼）观鸟，细致记录和描述物种、习性、迁徙行为等，将他作为观鸟先驱当然是合理的。这本书表明，观鸟可以作为了解西方博物学、人与自然关系乃至西方文化等历史的有效路径，但它的书写方式还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补充一点看法。受观察工具和技术的限制，以及自然收藏热潮、狩猎文化和依靠标本的鸟类研究传统等因素影响，早期的观鸟活动很少能与标本撇开关系，即便如怀特，也会偶尔猎杀鸟类，解剖和制作标本。当然，在此并非要批判怀特等先驱，而是想要强调观鸟活动常常与标本收集、羽毛时尚、鸟类保护运动更显性的活动交织在一起，被这些活动遮盖，也远没有形成一种大众潮流。这导致本书在讨论20世纪之前的观鸟史时重点并非观鸟，而是这些更容易看见的人鸟互动方式，对女性观鸟活动的忽视尤其严重，在此不妨举几个例子。与奥杜邦齐名的英国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曾带着妻子伊丽莎白·古尔德（1804-1841）在欧洲大陆和澳洲殖民地考察鸟类，后者担任了他的鸟类画师。在考察期间，伊丽莎白并不参与狩猎、剥制鸟皮等事务，而是就地观察鸟类，用速写的方式记录鸟类栖息的植物和环境，这些速写为古尔德《澳洲鸟类》的插图奠定了基础。再如鸟类画家布莱克本（Jemima Blackburn, 1823－1909），从不对着标本作画，而是在生境中观察、写生，对绘画对象的行为、习性了熟于心。作家布莱特温（Eliza Brightwen, 1830－1906），为青少年写了不少博物学读物，观察和描述身边的鸟类和植物，传播鸟类知识，劝阻鸟类破坏活动，即使做标本也是处理自然死去的鸟类。在鸟类研究依靠猎枪的时代，女性与这项残忍的博物学活动格格不入，出于各种目的的标本收藏也是靠购买、赠送等间接方式获取，以怀特的方式观鸟契合了得体、优雅的性别角色期待，只是她们的观鸟活动被其他角色和身份所掩盖，比如这几位女性的画家或作家身份，所以很难被载入观鸟史。因此，尽管《丛中鸟》专门写了一章“遗忘角色：女性和观鸟”，但谈及的女性很少，尤其是20世纪之前，对以上女性只字未提。

《澳洲鸟类》

“birding/birdwatching”这个专有指称在19、20世纪之交的出现可以视为大众观鸟潮流兴起的标志，这种潮流植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博物学文化，也与当时欧美鸟类保护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期，在华的欧美人士就将观鸟活动带入了中国，例如上海的威尔金森（E. S. Wilkinson）和成都的戴珍等人开启了国内观鸟先河，起步并非如通常以为的那么晚。但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20世纪初即使在欧美，观鸟人数也有限，更不要说中国，观鸟成为热潮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诚如刘华杰教授所言，“观鸟活动是种享受，是一种有趣的生命体验，也是一种优良的生活方式……文明、高雅，所谓小康社会，可以用公众博物的程度、观鸟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博物学有助于人成为有道德的物种和个体，也可以帮助人“寻找、确认价值和意义，让日常生活更美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观鸟来实现这样的目标。作者也反复强调通过博物学了解自己的家乡和第二故乡，发现身边的自然，培养从平凡生命中感知自然的能力。我曾经多次思考如何去观察和了解自己的故乡，在阅读梁鸿的梁庄系列和黄灯的农村观察等作品时也感慨万千，但终究发现博物学才能让我走进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成长之地，甚至以此理解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乡土的眷恋和依赖，以及他们积累的本土动植物知识。最近一两年每次返乡，总可以在村庄及附近平凡无奇的树林和山谷里记录到30多种鸟，有限的几次观鸟已经累计近60种鸟类，这个数字还会增加。而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成都，地铁公交可达的市区/郊公园吸引了鸟友们反复打卡，我也时常一时兴起出门走走，还有小区、校园、周围的公园、河道等地，都提供了便利的观鸟点。

观鸟活动的繁荣，使鸟类学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公民/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在此借着观鸟谈谈作者对“公民科学”的看法。作者并不太认同这种提法，因为它是“科学界发起的，天生具有不对称性”，“依然以科学（家）为中心”，“根本上是让百姓（爱好者、业余人士）成为外围组织”，“廉价、免费甚至倒贴的打工者”。2023年5月《自然辩证法研究》“公众科学研究”专题刊登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将博物学复兴运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本土案例，肯定了这场运动对科学、现代性以及科技治理的反思，其积极影响毋庸置疑。另外两篇探讨了公众科学的概念和思想发展等，“公众作为科学家”主动与科学家合作、参与到科学研究项目，并以此实现公众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称性，以及科学的民主化。两篇论文都提到了康奈尔大学鸟类实验室项目是公众科学的经典案例，我身边也有一些公众参与的鸟类研究项目，如成都越冬水鸟调查、城市公园鸟类调查、熊猫基地和唐家河保护区鸟类环志、龙泉山猛禽监测等。除了环志由机构和科研团队发起、招募志愿者，其他都由观鸟会和自愿者组织和参与。有些项目志愿者确实比较辛苦，需要从早到晚一直“坚守岗位”，基本也没有报酬，甚至需要自己解决交通和食宿，的确存在作者提出的这些弊端，但弊端可能不是全部。从志愿者的角度看，首先他们拥有选择的自主权，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时间和想去的地方，比如以上几类项目，我只喜欢鸟类环志项目。其次，从作者设想的“公民做若干科学探究，为自己服务”角度讲，这些项目中会有专业的鸟类学家和资深鸟友指导，让志愿者快速提升鸟类知识和观鸟技能，有助于他们之后自己践行博物学。有些项目可以为爱好者提供了“自己玩”无法实现的平台，让他们“利用”科研资源为自己的博物爱好服务。比如，我从环志项目中学到了环志的一系列技术，“合法”进入保护区核心地带，使用研究工具，近距离接触到鸟类，参与鸟类迁徙监测数据的收集，这些都是我靠“个人致知”无法实现的。

对于作者设想的最关键一条建议——生产知识，公民科学项目提供的平台鼓励公众提交自己的观察结果，经由审核纳入数据库，或者直接与科研团队合作参与知识生产。这与“个人致知”并不矛盾，尤其是在个人还达不到形成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时，公民科学不失为参与知识生产的有效方式。毕竟，通过长期、系统的博物观察然后完成某个地方的博物考察报告、自然观察手册等只是少数人想做也能做到的事，大部分人爱好者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或条件去完成这样的目标。我不禁想起林奈的使徒们，还有后来帝国博物学网络中身处科学中心的欧洲博物学家和遍布全球的采集者，即使在信息极不发达和对等的时代，欧洲的权威与“边缘”地带的采集者和本土居民之间，也并非完全的掌控与被掌控关系。当然这个类比可能不太合适，但在信息时代的公民科学，公众在信息获取、利用科学研究成果、选择权等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性，而科学共同体对公众参与的依赖也会让科学家不断反思这种合作关系。博物学的式微不可否认，但在生态学、鸟类学、保护生物学、民族植物学、人类学等领域，专业科学家、学者也无法否认博物爱好者、本土居民对知识的贡献，甚至必须依赖他们的参与，与他们一起采用传统的博物学方法推进研究项目的开展。改善公民科学现有的不足，让“表面浮浅”的博物学与现代科学方法并存、互利，搭建公众和科学家的双赢模式，或许也是一种选择。当然，公民科学还有更多值得讨论和探索的方面，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成熟，会在亲自参与、观察和思考中发生变化。

这本文集也是刘华杰教授的“博物收集”，收集了不同时代和地方的博物者和博物好书，以及他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博物学文化，当然也汇集了作者自己丰富的博物实践和思想，在此只是借观鸟粗略谈谈。

何以自由？自然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