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的研究成果与展望

转自：团结报

　　□ 马  筝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因地制宜，大力开展水利建设，为抗战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水利建设是中共抗日根据地农业发展、水害治理、经济恢复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此观点已成为学界共识。

　　农业生产研究中的水利问题

　　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研究中，多将水利建设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防洪、灌溉）的一项重要举措进行论述，普遍认为兴修水利是敌后根据地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之一，但研究区域和研究视角各有不同。在晋察冀边区农业生产研究中，李自典《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与政府干预》认为中共发挥政策指导优势，把兴办水利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且成效显著；史新恒、夏松涛《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一文认为，大力兴修水利，改善农作物生长环境是边区政府缓解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主要对策。在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研究中，白均堂、薛婧《陕甘宁边区农林政策的历史价值》从农业现代化视角，认为边区政府实施兴建水利等农业科技政策是巩固陕甘宁根据地、支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研究中，王明前《晋绥抗日根据地农业研究》一文认为，兴修水利是晋绥抗日根据地提高农业生产潜力、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研究中，张淑生、吴云峰《抗战与生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指出，边区政府呼吁群众因地制宜开展水利建设，集中兴修小沟渠，能够速见成效。虽然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水利建设的论述存在篇幅过少、研究不深等问题。

　　生态保护、灾害防治与水利

　　生态保护与防灾、救灾是水利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在抗日根据地生态环境保护、水害救治与防御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水利建设。在边区生态保护的研究中，李芳《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生态保护工作》一文指出，水利建设是战时边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彭敦文和张晓晅《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与改造——以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水利建设改善了边区水土与气候条件，优化了边区农业环境。还有学者从水利灾害防治的“功能性”视角切入，如胡惠芳《抗日战争时期苏皖边区的救灾渡荒工作》一文认为，兴修水利是苏皖边区政府救治淮河下游自然灾害的一项标本兼治的措施；苑书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水旱灾害与水利建设》认为边区军民大力兴修水利，战胜了灾荒；吴云峰、方春生《华中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研究》一文指出，根据地推行兴修水利等灾荒救济政策，不仅改善了群众生活，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密切军民关系，巩固根据地政权也有重要意义；冯佳《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指出，水利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使群众自发进行生产自救的“治本”措施。但是由于此类研究以灾害防御为研究主体，对于水利建设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功能性”层面。

　　根据地的水利建设

　　相较于较为成熟的根据地农业生产与水旱灾害预防救济研究，学界对根据地水利建设的专门研究尚不充分。有学者从整体视角对根据地水利建设开展研究，张晓丽《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初探》一文对抗日根据地水利工程类型、水利技术、水利成就以及工程作用进行探索。而多数学者是在中观视域下开展区域水利史研究，陈瑞丽《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水利建设》认为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如成立水利机构和完善立法，给予财政信贷与租税优惠支持，制定由小而大、因地制宜的方针，使得水利建设呈现普遍性、群众性、规模小、技术低的特点；刘云《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初探》一文认为，安徽抗日根据地为保障供给、改善民生、持久抗战，掀起了大规模水利建设，凸显出党领导的正确性与组织性，以及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耿涛《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灌溉研究》指出，边区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水利投资、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奖励竞赛、树立典型等方法，推广水利灌溉技术，对于改善军民生活、支持持久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春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晋察冀边区农田水利建设经历了初创、急速发展、曲折前进、稳步发展四个阶段，边区政府适时调整水利政策，有力支援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建国后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牛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田水利建设》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通过实施新土地政策、制定农田水利建设办法、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兴修农田水利，促进了边区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侯欢欢《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研究》一文认为，边区政府将水利贷款、生产互助与军民共建相结合，在农田水利建设与河流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效，为生产与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吴云峰《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认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兼顾效率与质量、节约经费，并用科技治水，不仅减轻了旱涝灾害，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树立了根据地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微观视域下，根据地水利建设的个案研究也有进展，如薛永毅《“幸福渠”：延安时期的红色水利工程》研究“幸福渠”，认为“幸福渠”对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然而现有研究集中于区域水利建设，个案研究较为鲜见。

　　还有一部分研究成果聚焦于毛泽东水利思想，吴挽挽《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研究》认为毛泽东对于水利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提出水利建设的宗旨原则、目标任务和方式方法，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水利建设发展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史向军《毛泽东“三农”思想研究》一文论及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水利思想与理论成就。更有学者关注到国共水利建设问题，但并未开展深入的比较研究，如汤建学、傅靓、孙婷霞《抗战时期国统区和边区水利建设初探》将1937-1945年国统区与边区政府的水利建设举措投影到战时自然条件、人民心理与社会生态的宏大背景下，展现特殊时期国家水利建设经历的曲折与成就。

　　中共抗日根据地水利研究展望

　　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研究仍具有较大空间，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挖掘、整理，根据地水利建设的研究将走向“广化”与“深化”。

　　第一，相较于根据地水利推动农业生产、防灾救灾的“嵌入式”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对根据地水利建设本身开展专门研究的成果尚不充分，今后在加强史料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可加大研究力度。

　　第二，已有研究成果较多关注水利的“工程性”，对水利建设的“资金链”重视不够，水利尤其大型水利具有公共品性质，工程建设耗资较大，资金使用周期较长，水利融资问题应引起充分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对水利建设资金来源如水利贷款、水利公债等问题较少论及，更鲜有专门研究问世，亟待加强。 

　　第三，研究成果大多以各根据地水利建设整体为研究对象，缺少以某一水利工程的个案研究，有较大努力空间。

　　第四，在研究区域上，多以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为主要研究区域，其他根据地的水利研究有待加强，各根据地水利政策与实践的比较研究也需展开。

　　第五，抗战时期，国统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水利建设，建议关注国共水利建设的比较，以深刻阐释中共在根据地为人民服务，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抗战精神。

　　（作者单位：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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