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万年前 “天府之国”已有人类足迹

皮洛遗址考古现场。

濛溪河遗址出土的骨锥。

尖状器。

龟甲。

犀牛下颌骨。本文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今年1月，资阳濛溪河遗址一举获评2023中国考古新发现。这处距今5万多年的旧石器遗址，揭开了一幅远古人类在河畔生产生活的鲜活场景，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巨大关注。　　然而，在近年四川重启旧石器遗址考古调查以前的60多年里，四川全省境内发现的旧石器点位仅约10处。相比旧石器遗址在四川周边的陕西、云南、贵州被频频发现的盛况，这些零散分布的旧石器点位似乎在说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鲜有涉足四川。这一让人困惑的现象，随着新的考古调查工作，渐渐有了新答案。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随着在全省开展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四川迄今发现的旧石器点位已超过200处，覆盖了全省13个市州，在成都平原、川西高原、川南川北均有发现。专家表示：“这充分说明了至迟在20多万年前，四川境内的多个区域已有人群迁徙并频繁互动。旧石器时代，四川并非人迹罕至。”迷雾60多年仅确认约10处旧石器遗址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四川曾经有过高光时刻。　　“‘资阳人’头骨化石，被认为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新人化石’，也是我国南方第一个有明确地点的晚期智人化石，为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介绍。此后，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裴文中、吴汝康亲自前往考察并指导发掘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资阳人头骨的年代至今还是个谜，相关研究也几经停滞。　　为了在四川开展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并争取找到资阳人头骨化石的新线索，考古人员又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资阳鲤鱼桥遗址展开发掘，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同时取得了完整的地层资料。此后，“资阳人”B地点也在“资阳人”发现地点西偏北100米处被发现，现场发掘到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让人意外的是，此后经年，四川境内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并不多见。　　雅安富林遗址，是此前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之一，地处流沙河与大渡河汇合处下游左岸的二级台地。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曾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2009年至2010年，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省考古院副研究员陈苇曾经主持发掘富林遗址，他清楚地记得“遗址总共发掘出土石制品、打制碎屑及石料达万余件，其中形制规整的石制品300余件。出土动物骨骼化石约20件，以及一些木炭标本……”这些大量的石制品中，部分石片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使用过的痕迹。　　在攀枝花回龙湾洞穴中，考古人员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现了一些打制的小型石器、细石器、骨器、动物牙、骨化石及灰烬、炭屑等，距今2万至1.2万年。　　随着绵阳北川猿王洞自然风景区的打造，位于北川平通河左岸的旧石器遗址烟云洞也在2005年进行了发掘，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并留下了发现石制工具的相关记载。到了2010年，考古人员在距离资阳人遗址40公里远的简阳龙垭再次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　　2018年，当省考古院准备在四川的旧石器领域进行系统调查梳理的时候，面对的就是已发现旧石器遗址屈指可数的现状。“早期人类不可能在陕西、贵州、云南等周边区域活动，却有意避开四川，这不科学。”时任省考古院副院长周科华曾经如此表示，“最大的可能就是还没有发现他们的痕迹。”破题主动调查遗址暴增至200余处　　2019年1月，川藏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工作正式开启。主持此项工作的郑喆轩主动提出了基建和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得到了省文物局支持。一扇跨越数万年的“大门”由此徐徐打开。　　选择从川藏铁路沿线开始旧石器时代摸底调查，郑喆轩并非突发奇想。事实上早在上世纪20年代，外国传教士休士顿·埃德加就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疑似手斧。如果在更大范围内采集到手斧等旧石器遗存，有望更加明确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程。在冰雪尚未消融的时节，一群年轻的考古队员从康定开始，沿理塘、稻城、白玉、甘孜、炉霍、道孚苦苦寻觅。　　“我们前期通过卫星地图已对川西高原区域地形有所预期，但翻过折多山后，宽广的河谷、绵延的阶地、深厚的第四纪黄土还是深深地触动了我们。”郑喆轩回忆，川藏铁路红线刚好跨过山下的二级阶地，照既往经验，这里即使没有旧石器遗存，也会有新石器之后的文化遗存发现。果然，在沿着318国道向雅江方向摸查过程中，他们在康定市新都桥镇附近有了收获。那是两河交汇处一块非常典型的三级阶地，爬上阶地调查，果然发现了一件旧石器时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工具——手斧。　　这次发现让考古人顿感拨云见日。根据此前总结的方法，第一轮调查便在川西高原发现了24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点。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这次调查中与震惊考古界的稻城皮洛遗址擦肩而过。因为行程原因，郑喆轩一行在首次前往稻城时，只是在距离皮洛遗址不足一公里的高坡上远远观察了一下它的地貌便匆匆离开。直到此后继续开展旧石器专项调查时才重回稻城。次年5月，考古队员重回皮洛，第一天就捡到石核、石片和零星手斧，第二天踏查到遗址核心区，发现暴露的旧石器俯拾皆是，仅手斧就采集了20余件。　　稻城皮洛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了至少早在1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征服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更以制作精美的手斧等阿舍利产品组合，证明“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谬论。　　皮洛遗址的发现，也正式拉开了四川全省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的大幕。　　在川西高原，包括皮洛遗址在内的旧石器点位多达70余个。除了皮洛这种旷野遗址，还发现了洞穴遗址。在川东的遂宁，当地文物工作者主动展开调查，将数百斤的包括普通鹅卵石在内的疑似石器背回办公室，没想到真的从中发现了手斧、手镐等打制石器。在宜宾，省考古院的工作人员深入喀斯特地貌留下的洞穴，同样找到了新的线索；在凉山盐源盆地，这处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走廊同样也有发现，并且极可能是旧石器时期一种较新的文化因素……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已超过200处，覆盖了全省21个市州中的13个，四川的东西南北以及中部均有发现。”郑喆轩介绍。成果早期人类生活图景渐揭面纱　　随着发掘的遗址不断增多，不同遗址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令早期人类在四川的生存繁衍有了更加鲜活生动的面貌。　　郑喆轩说，在皮洛遗址发现以前，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十几万年以前，人类还能够在海拔3750米高寒缺氧的高原生存。“这就说明了在旧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就已经不是人类活动的荒漠。那时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能力应该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所以才有能力不断上去。”而遍布川西高原不同区域的旧石器点位，还留下一个线索：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断登上川西高原，“皮洛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可能就是早期人类数以千次万次上去的结果。”　　2021年9月，距离“资阳人”遗址35公里处，又意外发现了另一处旧石器遗址——距今5万多年的资阳濛溪河遗址。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石器，还发现了剑齿象、犀牛、鹿等动物化石，甚至还包括了骨器和木器，留下了探寻早期人类如何生存的重要线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介绍，濛溪河遗址的丰富遗物，为还原晚更新世远古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鲜活场景，“他们生活在小河边，附近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栖息着大象、犀牛、鹿等动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则从遗址发现的骨器和木器中发现了更多不寻常，“濛溪河当地基岩是疏松的砂岩，无法做成工具，结果早期人类就发挥聪明才智，把动物骨骼和木头做成了工具……”　　发现接连不断。2022年，考古人员在遂宁射洪市再度发现了距今20万年至5万年的桃花河遗址。这处遗址面积大、遗物多、密度高，应该属于在此活动的早期人类的基本营地或中心营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体现的人类技术和文化特点非常鲜明，如遗址使用石器原料，就是原地利用河床砾石进行剥制。而在数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使用的石器也从最早以大石片、石核为主的重型刮削器，渐渐尺寸有所缩小，到第三期仅以中小型石核、石片和工具为主，且对石料有一定选择性。“这种使用工具大小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类的进化。”郑喆轩透露，考古人员甚至发现过只比指甲盖大一点的小石器，“早期人类正是在不断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手部越来越灵活，因此能够用更小的工具进行更精细的操作。”　　在广袤的成都平原，眉山坛罐山遗址也填补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空白。众所周知，成都平原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之前，水患严重，似乎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不过，2019年位于成都平原南部、岷江支流东醴泉河右岸的低缓垅岗上，坛罐山遗址被发现，并且最早距今不低于20万年。同时，眉山武阳、成都王家堰及大山坡等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也正在不断揭开成都平原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面纱。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已经可以认为至迟在20多万年前，四川境内一直有人群在此迁徙和互动。”郑喆轩说，随着未来更深入地调查、发掘和研究，我们将更清晰地认识到四川的早期人类是谁，从哪里来，如何在四川生生不息，并如何进一步过渡到后来的巴蜀文化，并对人类起源演化、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未来，这幅四川远古的人类演化图景，还将更加清晰。”象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