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的《瘗鹤铭》情结_新浪财经

□ 徐苏

过去在焦山的西侧有一处瘗鹤岩，有名的《瘗鹤铭》就刻在此岩上。由于雷击的缘故，此岩被不断地损毁，塌坠入江中，《瘗鹤铭》石刻亦随之沉入，在江水长年冲刷下，字迹变得残缺不全。除了自然的损坏，人为的因素也破坏了石刻字迹的完整。在宋绍兴年间，就出过一件毁坏《瘗鹤铭》的痛心事。据《云麓漫钞》记载，（赵彦卫）在“绍兴中访旧本（《瘗鹤铭》），有使者过，命工凿取之。石头重不可取，只得十许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二字去，弃其余，为此碑残缺之由。”到了清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加入了《瘗鹤铭》的研究队伍，社会各界对《瘗鹤铭》的关注倍增，不少在镇江任职的官员和来自各地的书法家，出于自己的职守和爱好，不断伸出援手，加大了对《瘗鹤铭》的保护和研究力度，使这一书法瑰宝为更多的天下人闻知，提升了镇江的知名度。

清代地方官对《瘗鹤铭》的保护

清初任职镇江的地方官程康庄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程康庄，字坦如，号昆仑，武乡人。明代崇祯年间拔贡，康熙年间担任镇江府通判。“在镇江摄大营（京口旗营）理事官，治讼不少偏，民甚赖之。”他不仅是一位管理地方刑狱事务方面的官员，也是一个知名学者，与当时的名人陈大士、罗文止、杨子常等都有交往，诗歌唱酬。清代诗人王士禄在《万岁楼程昆仑别驾招饮》诗中夸他：“参佐风流如谢朓”。他入乡随俗，考察民情，很快与当地文人何雍南、程千一、姜西溟等成了好友。在镇江任职四年期间，他在保存地方文化遗存方面尽心尽力。有一次程康庄和好友张南溟、程苍孚、袁重其到北固山甘露寺山门前，看见寺的门榜上有“天下第一江山”六个大字，为宋淮东路总管延陵吴琚所书，被书法家董文敏称为“江南第一名榜”。他看到门榜上的六字侵蚀严重，就决定将六个字照原样刻到石壁上去永久保存。他邀请当时在镇江寓居的著名书法家宋射陵，来临摹吴琚的字迹，保持了原字的特点，达到了“原字双钩，惊鸾之美”的效果，以后又自己掏钱，请刻匠将宋射陵临摹的吴琚字迹细心地刻到石壁上，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天下第一江山”石刻。

程康庄对焦山《瘗鹤铭》石刻也很关注，摹刻玉烟堂帖《瘗鹤铭》是他做的又一件好事。由于《瘗鹤铭》石刻已塌入大江中，只有冬天枯水的季节才能到达它的位置，看到它露出水面的内容。为了让游人不受季节的影响，随时都能观赏到《瘗鹤铭》的书法绝妙处，程康庄开动脑筋，派人四处寻找《瘗鹤铭》的残本，均没有收获，正在惆怅的时候，有个叫计逋客的人给他送来了玉烟堂帖，此帖“从初榻全本仿而刻之，而神情近似”。他看后很高兴，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又找来石匠，按照玉烟堂帖上的《瘗鹤铭》字迹重新刻石，让“后世登临之士，得共赏之”。这样任何时候，来焦山的游人都可以看到《瘗鹤铭》的字样，“论者谓瘦捷清拔，大字之妙，无过于此，后之览观者，流连反复，相与考其源流，穷其年代。” 给书法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清代苏州知府陈鹏年因打捞焦山《瘗鹤铭》残石也在镇江出了名。他曾有一段被软禁在镇江的悲惨经历，这段经历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方志中也缺少相关资料。陈鹏年《重立瘗鹤铭碑记》中说：“余自庚寅十月，再罢郡，羁系京江，足不逾户庭且三年。越壬辰冬，蒙天语昭雪，洞及隐微，禁网始疏。乃间以扁舟，一至山下，寻探崖壁，乃命工人求遗文，出之重渊。自冬徂春，凡阅三月，厥功乃成，是为癸巳二月既望。”记录了他在镇江的经历和打捞《瘗鹤铭》的过程。康熙四十九年（1710）陈鹏年被当时署江宁布政司事的葛礼诬陷，罗织了流言上告朝廷，结果陈鹏年被罢免了苏州知府的职务，羁禁在镇江，呆了三年之久。他先是被软禁在月华山附近的城隍庙内，不得行动自由，心情非常苦闷。当时城隍庙内有一个北极阁，里面有一个姓梁的道士和陈鹏年关系特别好，帮他排忧解难，度过了艰难岁月。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解除软禁后，移居到城南的张氏草堂，陈鹏年才恢复了自由。从此来见他的镇江文人多了起来，门庭若市，“求画者踵至，挥汗不倦”。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天，陈鹏年乘舟到焦山，探访了摩崖石刻，有了打捞《瘗鹤铭》残石的打算。他请来了打捞人员，花费了三个月的工夫，最终打捞起了《瘗鹤铭》五块断石，对石刻进行清理剔垢后，得铭文完整字八十一，损缺字十二，计九十三字，并按前人考证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在焦山定慧寺伽蓝殿南面建亭以保护。后来人们依据陈鹏年打捞《瘗鹤铭》残石的时间，将康熙五十二年(1713)之前的拓本称为水前本，之后的称为水后本。

陈鹏年还请他的好友祝荔亭帮忙，收集考证古代有关《瘗鹤铭》的材料。“祝子荔亭，京江佳士也。家富藏书，琴尊罗列，几砚精良。其所居地最胜，面山而背江，因筑小楼为习静之所，颜曰见山。”祝荔亭曾在两淮盐运司内做个小官，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他的上司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在他离官后，才知道放走了一个才子，十分懊悔。以后他到镇江来，亲自到祝府拜访，结识为好朋友。祝荔亭把自己画的一幅《老渔图》拿出来请卢见曾观赏，卢见曾很高兴，挥笔在画上题了“披图重认旧同官，白眼名流谢过难。烟月一竿纶在手，而今真作老渔看”的诗。祝荔亭的人缘很好，见山楼中经常文人聚集，清代名诗人沈德潜就在见山楼中住过不少日子，编成了《古诗源》。陈鹏年在焦山打捞上来《瘗鹤铭》的残石后，见残石字迹模糊，需要逐一辨认并加以考证，于是陈鹏年想到了请祝荔亭帮忙，他接受任务后，多方收集相关文献，仔细考证残存文字，下了不少功夫，最后编成了《瘗鹤铭考》；为了给研究者和观赏《瘗鹤铭》提供方便，祝应瑞又画了《观碑图》。此图绘成后，许多文人赶来庆贺，诗人鲍皋等还应邀在图上题诗，风靡了京口文坛。

清代书法家对《瘗鹤铭》的研究

虽然清代初时《瘗鹤铭》已经残缺不全，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书法家对它的喜好，随着各种拓本的流行，对此铭的研究更加热烈。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赞扬此铭“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赅上下数千年之字学”。在书法爱好者的眼中，《瘗鹤铭》兼含隶意，以雄浑峻拔的北碑意趣强调形体，参差错落而又生动奇趣。结体舒展，笔法圆通。一代文宗阮元对《瘗鹤铭》曾赞美有加，亲自为《瘗鹤铭》残片大字整理编号。嘉庆十八年（1813）春，阮元在焦山设立“焦山书藏”，就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并将其所捐的宋、元《镇江志》编为“相字第一号”和“相字第二号”。对于《瘗鹤铭》书法艺术，阮元评价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镇江大书法家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曾掌教杭州崇文书院。他的书法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并称“翁刘梁王”四大家。他对《瘗鹤铭》也是十分神往。在60岁那年，他正好赶上“花神节”赴焦山自然庵中赏梅，专门作了《快雨堂临书》以记盛。此卷开篇临《乐毅论》，后书《洛神赋》《瘞鹤铭》，他在书铭后谈了自己的感悟，认为宋代书法家黄庭坚评价“大字无过瘞鹤铭”极有见地，《瘞鹤铭》为焦山名胜。王文治在焦山“观此千古名迹后，方悟黄字多从此中来”，认为《瘗鹤铭》对黄庭坚的书法影响是很大的。

晚清以后，随着碑学的兴盛，《瘗鹤铭》更是受到书法家的青睐，明显受此碑影响的书法家有高凤翰、郑板桥、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曾熙、李瑞清等。最能体现郑板桥书法艺术特点的是被称为“六分半书”的作品。他的书法是“书法《瘗鹤铭》而兼黄鲁直，合其意为分书”，说明了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与《瘗鹤铭》的内在关系。雍正十三年（1735）郑板桥曾读书于焦山，常游于山中的古松、翠竹、峭壁间。当时焦山西侧的沿江一带，全为峭岩陡壁，其间有宋元明历代游客的题名、题诗刻石，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山中的《瘗鹤铭》更使郑板桥如醉如痴，为之颠倒。他的“六分半书”隶楷结合，正是从《瘗鹤铭》中得到了启示，吸取了营养。清人蒋士铨曾写绝句说：“未识顽仙郑板桥，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瘗鹤兼山谷，别辟临池路一条。”

道光十二年（1832）秋，清代文人何绍基回京应试，时十八省贡生以朝考云集京师，一时交游极盛。考试结束后，他沿着运河南下，行至镇江焦山，冒着雪手拓《瘗鹤铭》。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仍藏有何绍基旧藏的水前拓本。同治元年（1862）春，海琴宴请何绍基于所建篆石亭，何绍基为其作《瘗鹤铭集联》：“留得铭词篆山石，相于仙侣集江亭”，并再次临摹了《瘗鹤铭》。何绍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咸丰年间出任四川学政。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很高，各体书法熔铸古人，自成一家。他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兼容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所书《瘗鹤铭石鼓歌合册》就是其书法代表作之一。

清代书法家曾熙则选择《瘗鹤铭》作为楷书的主攻方向，他认为《瘗鹤铭》笔法和右军笔法是参通的：“唐太宗评书，称王右军笔法，势似欹而反正，惟此石足以当之”。曾熙说：“《瘗鹤铭》如画家画松，各有奇骨耳”。在曾熙的传世楷书中，最多的就是以《瘗鹤铭》风格面貌为基底的作品。作为清末民初的海派领军书家，曾熙堪称“碑学运动”的得力践行者，其楷书得《张黑女》《瘗鹤铭》之神髓，形成了圆秀蕴藉、气势飞动的典型风格。他还珍藏有《瘗鹤铭》的水后拓本。书法家康有为也对《瘗鹤铭》评价很高，他说：“楷书之传世者，不啻千件充栋。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他在《瘗鹤铭》“刘文清旧藏本”跋中说：“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历代书家之临此者，惟东坡得其神，山谷得其形，外此不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