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是工具还是武器？_新浪财经

App窃取用户隐私，这已经不算是新闻了。近几年，类似的新闻频出，多款知名App都曾因侵犯用户隐私被点名，而作为用户的我们，仿佛已经默认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大多数App如果不授权用户信息就不能使用，而“个人隐私”就成为了我们享受科技带来便捷服务之外的代价和筹码，人工智能时代更是让用户的数据成为各商家的通关必备，人们好像越来越没有隐私可言了。

360创始人周鸿祎近日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有时某些软件会打开用户的摄像头或打开麦克风进行录制，查找一些关键字以尝试第二天与用户的兴趣相匹配。周鸿祎认为，收集用户数据时，消费者应具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360创始人周鸿祎，图/视觉中国

如今的科技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思考的速度，而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我们，还只是沉浸在这样一个被科技营造的“美好幻想”中。在一些国家，甚至有人通过爬取网络数据来进行针对性宣传，从而影响国家大选，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在比尔·盖茨推荐的《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一书中便提到了这个现象，他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许可以为当今的科技公司和科技管理部门提供一些思考和启发。

消费者隐私：保护我们的个人数据

2018年3月，剑桥分析公司的争议突然爆发，无异于隐私保护领域的三里岛事故。脸书用户了解到，他们的个人数据已被这家政治咨询公司获得，用来建立一个针对美国选民的数据库，定向发送旨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广告。虽然如此使用个人数据本身违反了脸书的政策，但该公司的合规系统未能发现问题。此类问题往往会引发大量批评，同时让公司无法辩驳。它所能做的就是道歉，正如马克·扎克伯格所做的那样。

几周之内，华盛顿特区的公众情绪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政界和科技界领袖终于不再对监管嗤之以鼻，而是开始谈论监管不可避免，但他们仍然未能说清他们认为监管法规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问题的答案在美国另一端靠近硅谷的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不可能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他是一位美国人，名叫阿拉斯泰尔·麦塔加特，是旧金山湾区的一位房地产开发商。2015 年，他在位于加州皮蒙特的家中举办了一个晚宴。皮蒙特是一个浓荫密布的郊区小城，与静悄悄处理大量私人信息的硅谷巨头们隔湾相望。当麦塔加特询问一位客人在谷歌工作的情况时，对方的回答不仅让他很不满意，而且让他觉得惊恐。

科技公司收集了哪些私人数据？它们用它干了些什么？我该如何选择不提供这些数据？如果人们知道谷歌都知道什么，这位工程师回答说：“他们会发疯的。”

▲图/图虫创意

这场鸡尾酒桌旁的对话开启了一场为期两年、超过300万美元的“十字军东征”。事情过去差不多三年后，我们在旧金山见到了麦塔加特，他告诉我们：“我感觉这非常重要。我想，必须有人为此做点什么。既然这样，那么我可以成为那个做点什么的人。”

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打击科技行业。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坚定地相信自由和开放的市场。毕竟，在科技行业的推动下，该地区飙升的房地产价格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决心要推动改变，希望有一天能告诉孩子们，他帮助保护了一些珍贵的东西——我们的个人数据。

在被麦塔加特和其他一些人称为“商业监视”的时代，我们因为网络搜索、通信、数字定位、购物和社交媒体活动而暴露的个人信息远远多于我们希望分享的。他认为，这赋予十几家科技公司难以置信的权力。

他在谈到那些我们无意中以个人信息为代价使用的免费网络工具时表示：“你必须接受它们的隐私条款，否则你就不能使用它们的服务。这些服务是我们得以生活在现代世界的基础，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面对缺乏监督的现状，他招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并为加州起草了一项新的隐私法。“我生活在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世界，”他在谈论当前的房地产业管理法规和建筑规范时表示，“这是一种健康的环境。法律需要跟上科技的步伐，否则人们将不断突破底线。”

麦塔加特已从他的房地产业经验中熟知政府的运作方式。他敏锐的政治触觉让他认识到，来自硅谷的反对可能会使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难以通过一项法律。但是加州和美国西部其他州一样，存在政治上的选择。这些成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州，根据宪法规定享有一项权利——如果收集到足够的签名，就可以将一项提案付诸投票，并由选民来做决定。

如果说剑桥分析公司事件相当于三里岛核电站事故，那么阿拉斯泰尔·麦塔加特能完成隐私保护领域的第13号提案吗？

我们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关注着麦塔加特的提案。一方面，我们长期支持美国的隐私立法，包括联邦层面的立法。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前委员、公司隐私和监管事务主管朱莉·布里尔的领导下，我们决定在2018年5月GDPR生效时采取与其他科技公司不同的应对之道。同时我们将GDPR规定的消费者权利提供给全球的所有客户，而非仅限于欧盟成员国的消费者。这种做法让我们获得了一些惊喜的洞察。我们很快发现，美国消费者比欧洲消费者更愿意将这些权利付诸实践，从而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即美国将最终转向接受更强的隐私保护权利。

我们也发现，麦塔加特提案草案的文本过于复杂，在某些方面令人困惑。我们担心，它在某些地方会导致与GDPR不同的技术要求，并且这些不同的要求其实并没有多大必要。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机构及其详细的起草程序加以解决，但不能通过一项“支持或反对”的全民投票来解决。问题是，应该如何说服所有人不执着于通过11月投票来对提案进行表决，而是转向寻求州议会的立法支持，同时又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扼杀提案呢？

其他科技公司发起了一场筹款运动，以反对这项提案。硅谷认识到，要想取得成功，可能需要筹集超过5000万美元的款项。

最终，这一加州提案宣传所需的巨额资金促使双方愿意坐下来进行谈判。麦塔加特愿意与主要民选官员坐下来讨论立法细节，其他一些科技公司则对该怎么做颇为犹豫。我们派出了两名隐私专家到萨克拉门托，他们几乎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与立法领袖和麦塔加特的团队共同推敲细节。

▲图/IC photo

在最后一刻，立法机关通过了《2018年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案》，州长杰里·布朗很快签署了该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隐私法。与GDPR一样，它赋予加州居民权利，可以知道数据公司正在收集他们的哪些个人数据，对销售这些数据说不，并迫使未能保护个人数据的公司承担责任。

该法案对全国的影响几乎立刻显现。随着加州的水闸打开，很明显其他州也会效仿。商业团体开始游说国会通过一项国家隐私法，该法将优先于（或实际上否决）加州法律和其他州的法规，而不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各州法规。尽管还有很多未竟之事，但麦塔加特确实已经成功地改变美国对隐私问题的考虑。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当我们在旧金山见到麦塔加特本人时，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来很容易被视作一个威胁——一位想要控制一个已变得过于强大的行业的活动家。但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对未来有着多方面思考、和蔼可亲的实用主义者。

“一切都尚未结束，”他说道，“在接下来的100年里，我们仍将持续讨论科技与隐私的关系，就像标准石油公司案件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仍在持续讨论反垄断法那样。”

麦塔加特的经历充分说明了全球民主国家的重要优势和机遇。一个独裁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会警惕地看待一个法律系学生和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所拥有的不可预测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得以颠覆统治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极其强大的技术规则。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它，总体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更好的视角。麦塔加特成功地借助既定司法和提案程序来纠正他们认为的错误情况。

新的挑战：工具和武器的两面性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工具和武器两面性。它们让我们想起1932年爱因斯坦的话，他提醒人们机器时代会创造诸多收益，但同时呼吁人类要确保其组织能力与科技进步同步。在我们不断努力为人类带来更多科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为科技注入更多的人性。

当今的科技对经济的影响极不平衡，令有些人尽享巨大的进步与财富，而将有些人甩在后面，夺去他们的工作，并止步于那些没有宽带接入能力的社区。它正在改变战争与和平的面貌，在网络空间创造新的战区，对民主构成新的威胁。同时，它也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侵蚀了隐私，并为极权政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能力，使其能够对公民进行前所未有的监视。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所有这些趋势也将加速发展。

我们看到这些动态关系正在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问题。人们对移民、贸易和针对富人和公司的税率争论不休，但我们很少看到政治家考虑，也很少看到科技部门承认科技在制造这些挑战中所起的作用。就好像我们都被由此产生的症状吸引，以致我们缺乏时间和精力关注一些重要的潜在原因。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影响继续加速，它有可能让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加短视和浅薄。

积极应对的方法：更广泛的协作

虽然指望科技变革放慢脚步是不现实的，但要求我们自己付出更多的心血来管理这一变革并不过分。与以前的技术时代和发明（如铁路、电话、汽车和电视）相比，几十年来，数字技术在几乎没有监管甚至自我监管的情况下取得了进步。现在应该认识到，这种放手的态度需要让位于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方式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更加积极主动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应该留给政府和监管部门。这就像要求政府什么都不做一样，既短视又不成功。相反，这需要从每家公司的具体情况开始，在整个科技行业开展更加广泛的协作。

20年前，当微软处于困境时，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从我们的战斗中总结了三条教训，这三条教训我们一直还在学习和应用。在我们思考科技在当今世界发挥的作用时，这些教训似乎也适用于整个科技行业，就像当年适用于我们公司一样。

▲图/图虫创意

第一，我们要勇于接受政府、行业、客户和整个社会对我们寄予的更高期望。不管法律是否要求，我们都必须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突然发迹的行业新贵。我们需要努力树立榜样，而不是狡辩说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需要广开言路，倾听别人的意见，多下功夫来帮助解决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此，我们首先要与更多的人建立建设性的工作关系。但这只是开始，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担忧。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等到它们恶化到失控。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频繁地与各国政府，甚至我们的竞争对手坐下来寻找共同点。我们认识到，我们肯定会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鼓足勇气，敢于妥协。

曾经很多次，一些工程师争辩说我们应该继续战斗。有时，我几乎觉得他们在质疑我的勇气。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更多时候，我认为，妥协比继续战斗更需要勇气。它还需要坚持。寻求共同立场的过程往往十分曲折，我们可能首先在谈判中陷入僵局和失败，然后才能各退一步，并达成协议。我们需要培养一种能力，使我们可以优雅地面对失败，即使在事情破裂的时候也要赞美对方，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的时机到来之时有能力再次出发，最终克服困难。情况几乎总是这样。

第三，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更具原则性的工作方法。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创业文化，同时将其与我们可以在内部和外部讨论的原则结合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发展能力制定这样的原则，首先是针对反垄断问题，然后是针对互操作性和人权问题。如本书第二章所写，根据萨提亚在2015年针对监视问题提出的建议，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来指导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决策。由此产生的云承诺将继续成为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效仿对象。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包括它有助于同时也迫使我们思考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面对这些责任的最佳方法。

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法要求整个科技行业实行文化变革。出于种种原因，科技公司传统上会首先专注于开发令人兴奋的产品或服务，然后尽快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除此之外，它们通常很少有时间或精力关注其他方面。正如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创造的新词“闪电式扩张”所准确捕捉到的那样，如果想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市场领先的技术，那么速度优先于效率的“闪电式的快速路径”不啻为最佳途径。即使公司已经取得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可想而知，如果沉重的需求可能拖累创新，科技公司将会出现怎样巨大的担忧。

这些担忧固然重要，但鉴于目前科技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发展速度超过其思考的速度，或者它根本不考虑其服务或产品的更普遍的影响，则同样十分危险。《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这本书的论点之一是，公司尽其所能履行社会责任是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萨提亚明确指出，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们需要快速行动，但应在我们的技术上安装保险杠。拥有能力预见问题并确定原则性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才更有可能在加速时确保“不会翻车”。这至少有助于避免公众争议和潜在的声誉损害，并因此迫使管理层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应对，而无法将精力集中在产品开发和用户增长上。

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自信的方式来监管数字技术，这一点已经越来越重要。如同本书所述其他内容一样，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有一些重要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