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制度企业家？什么激励了制度企业家？|企业家_新浪财经

作者：

特里·L. 安德森（Terry L. Anderson），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彼得·J. 希尔（Peter J. Hill），美国惠顿学院George F. Bennett 经济学讲席教授和经济学荣誉教授

来源：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原文选编自《不那么狂野的西部：西进运动中的制度演变》。

制度企业家

我们不仅要重点讨论制度如何促进合作与繁荣，还包括这些制度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发生变化。显然，如果没有很好地界定和执行产权，租金就会耗散，因此人们需要改变制度，防止宝贵资源被浪费。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有可能获得资源的租金，他们就会努力改变治理资源的规则，为此付出的努力程度，受其所认识到的投资回报率高低的影响。简而言之，产权远非外生，而是源于内因。

《不那么狂野的西部：西进运动中的制度演变》

[美] 特里·L.安德森 / 彼得·J.希尔著

张敏敏 / 林婉琳译丁建峰校

格致出版社

2023年4月

能认识到建立产权可能带来收益，并采取行动制定规则，让这样的收益变现的人，便是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这些人最终决定谁有权使用资源，谁可以从资源中获取租金，谁需承担使用资源的成本。传统上，我们认为企业家是通过引入新产品、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发掘新供应源，以及重组生产过程来创造价值的人。现在我们又添加了“设计新制度”这一条。有一些制度可推动生产和合作，但也有一些制度会重新分配财富，导致冲突。要理解西部不那么狂野的原因，需要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生产和合作而不是冲突。

制度企业家之路径

制度企业家可从以下三种行为中受益：（1）重组已有产权；（2）在没有产权的情况下，界定新的产权；（3）再分配已有产权。通过比较这三种行为，我们发现，并非每种制度企业家精神都是相同的：重组现有产权和界定新产权会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再分配产权则会减少社会财富。

重组产权

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是认识到资源的较高价值用途，并利用这种用途获利的人。如果特克斯认为原本被霍斯用于放牧的土地生产小麦更有价值，他便会买下这块地并用于生产价值更高的小麦，由此获利。如上所述，只要界定和执行土地产权的成本足够低，交易就有利可图。沿着这条路子，制度企业家会接受已有产权组合，再通过市场过程重新调整它们。将某种产权的控制权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的合同，则体现了这个过程。

这条路径的另一个例子，是新公司的形成。例如，假设霍斯认为将牛从得克萨斯州赶往蒙大拿州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可以利用那里茂密的草地先养肥牛群，再卖给当地的矿工。他就会从得克萨斯州的特克斯手上购买牛群，然后将它们带到蒙大拿州，获得回报。或者，霍斯和特克斯可能会选择合作：更了解得克萨斯牛的特克斯，负责提供牛群；熟悉路线的霍斯，则负责将牛群赶往蒙大拿州销售。通过合作，所有者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专业分工、专业知识共享的优势，不过它也带来了组织成本。霍斯和特克斯必须规范双方的义务和可获得的利润份额。他们还必须互相监管以确保双方遵守条款。不完备的合同会使一方为了获取部分收益牺牲另一方的利益，即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当合同条款不容易度量和监管时，各方将竞相争夺公司的利润。例如，如果执行不同工但同酬的合同，工人就可能消极怠工。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公司可能会使用计件合同，即工人根据自己生产的数量获得相应报酬的合同。

如果霍斯和特克斯认为，组建公司带来的益处（如规模经济或专业分工），在减去界定和执行合同的成本之后，仍好过单打独斗（特克斯直接将牛卖给霍斯，霍斯接下来也独自行动），他们就会创建公司。公司整合了对牛群的管理（从最初在得克萨斯州的购买，到在蒙大拿州的销售），在这个过程中，两位所有者用内部的分配决策取代市场交易，后者意味着管理权在所有者之间传递。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将交换财产权与合作组成公司之间的选择，称为寻找“有效边界”（efficient boundaries）。实际上，企业家们寻找企业有效边界的过程，就是寻求最佳生产规模以及合同形式的过程。

虽与东部的自然条件截然不同，但西部经济发展快速，活力十足，因此寻求最佳的合同形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有些新公司将牛群从得克萨斯州，赶往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的铁路终点站，或者更北边牛群较少的区域。这些公司为了适应新的机遇发展了合同。1866年至1886年间，约有1000万头长角牛从西南部带到了北部。人们先试着驱赶从70头到45000头不等的牛群，后来发现最优的牛群数量约为2500头。然而单个牧场的牛群远远不够这个数，因此在开始长途跋涉前就需要汇拢牛群。一旦开始，便很难具体规定赶牛人的职责和预估路途上的风险。得克萨斯州的牛主人不知道如何驱赶如此庞大的牛群，也不清楚一路上会有何种风险，因此不愿意花钱雇人监管整个过程。即便他们这么做了，赶牛人也会很容易偷走牛，并且将损失归咎于无法核实的状况。换言之，牛主人付给赶牛人服务费用的简单合同，应该让赶牛人攫取到一部分利润。

为了克服度量和监控赶牛人的成本，牛主人会选择直接将牛卖给他们。赶牛人成为牛主人后，便不会在途中作祟，因为只要把牛群成功送到北方就可获利。时间一长，这一路的风险便可量化并明晰地写进合同里。于是，专业的运输公司开始承包远距离驱赶牛群的业务。

赶牛人的劳动合同也是制度企业家作出的贡献。一路上需要完整的团队合作，可路途偏远，新工人很难调教，所以整个期间工人们都要签到，直到牛群到达最终目的地才能拿到工资。制度企业家们通过创建专门驱赶牛群的公司，并在任务结束后才支付酬劳的做法，防止了可能会减少资源重组回报的机会主义行为。

界定产权

重组产权要求产权一开始就存在。即使产权不存在，企业家也可以通过界定和执行行为，创建产权，从中获利。这样做，企业家可获得与独特财产相关的租金，不会因为竞争和争抢耗散租金。例如，如果企业家可以界定并实施一种产权，控制他人使用公共牧场，他就有激励去阻止过度放牧，从而获得租金。因此，制度企业家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阻止公地悲剧可增加的租金，与界定和执行限制使用的产权会带来的成本，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企业家们会积极增加资源租金，减少界定并执行产权的成本。

边疆的牧场主们都了解，并会积极避免公地悲剧。他们成立牧牛者协会，限制牧地的使用：非会员不可在协会领土上牧牛。他们还寻求本地、本区和州政府的协助，创立商标法，登记注册商标，并检查在售牛群的商标。

同样，矿工们也制定了采矿认领权（mining claims）。他们知道可以通过投资获得租金后，便愿意承担找矿成本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炼、加工、销售他们的矿产。他们在矿营里建立了规则，因此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界定并实施这种认领权。

再分配产权

企业家们希望通过建立产权获取租金的愿望，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一直为社会带来净收益。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指出：

企业家所做的努力作用多样，其中有一些并不像传统上对企业家褒奖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事实上，他们可能还是对经济有害的寄生虫。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企业家的表现主要取决于当时盛行哪种游戏规则——经济中的酬赏制。

换句话说，企业家们对租金的追逐并不总是正和游戏；通过再分配已有产权，或在合同协议中实行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让他们进入零和或负和博弈当中。这样一来，他们便可能将整个社会的经济馅饼变小。

为了获得他人手中的产权，制度企业家们必须尽力再分配已有产权；同样，现有资源所有者也会想方设法地捍卫他们的产权。这个过程被经济学家称为“寻租”（rent seeking）：企业家们寻求别人已经拥有的租金。寻租企业家必须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设法获取租金；而现有租金获得者，也必须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防止租金被掠取。

无论产权的再分配是通过偷盗等私人行为，还是通过税收和法规等政府行为，结果都是一样的：资源被消耗，经济馅饼变小。因此，私人盗窃行为和政治“寻租”，都会导致租金再分配。

美国西部的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1902年《开垦法》（Reclamation Act）指导下的联邦补贴灌溉水利项目。相关的实证研究指明，这些项目没能通过一般的收益—成本检验，可为什么仍会被执行？答案是：这些政府慷慨支助的受益者们，靠大量游说得到了补贴。另一个寻租的例子，就是联邦政府从早期牧牛者手中获取他们“锁定”的牧场。这些牧牛者成立私人协会，界定并实施公开牧场的产权，但是联邦政府禁用了这些产权，并将土地对开荒者开放。这又是一个受政治利益（土地权再分配）驱动的例子。印第安人因此丧失了产权，联邦政府为开荒者和采矿工开放了保留地，将印第安人的财富，再分配至定居者手中。

政府通过民主选举将再分配产权的寻租行为合法化，但是这对生产性投资和促进繁荣的激励，与战争一样具有破坏性影响。事实上，战争就是寻租的终极形式：一方的侵略会让另一方竭力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种寻租形式，正是“狂野西部”的本质：在这里，印第安人与涌入他们领土的白人抗争；牧牛者与牧羊人为了草地，矿工为了金矿，农场主为了水资源而互相争斗。上述情况都属于负和博弈，因为只有一方会取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赢家和输家都付出了大量资源和生命的代价。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争斗并非像传统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普遍存在。

这种寻租过程中的一个赢家便是政客：他们能“出售”自己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这些政客威胁用法规或税收没收私有租金从而榨取部分租金。事实上，只要政治企业家一开始就能成功威胁到所有者，迫使所有者从他们手中“回购”所有权，这种威胁都不一定需要真正实施。和寻租一样，抽租也是负和博弈，因为政客们会为这种威慑力展开竞争。美国西部抽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恬不知耻的治安官会擅用私权胁迫产权所有者，其方式和当今黑手党头目的手段并无两样。

是什么激励了制度企业家？

与其他企业家精神一样，制度企业家精神也起因于对高回报的期待。为了实现这种期待，企业家需要建立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他们成为了合同创新者，他们必须找到可通过重组和创造产权而获取价值的方法。

制度企业家最明显的动机就是获取资源所有者的租金。例如，西部土地价格较低时，确定和执行产权限制该土地的使用是不值当的，因为租金太少。随着土地价值的上涨，限制使用土地的回报增加，各种产权活动也会接踵而至。最初，定居者只是通过报纸和海报发声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做法变得更加组织化，他们会试图使用暴力或法律制裁闯入者。可是，若价值下降则会引发反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马匹的价值暴跌，人们减少了对界定和执法活动的投资，在公共领域放养无烙印马匹。与所有经济决策一样，是否在界定和执行产权上投资的决定，不仅取决于财产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确保所有权需带来的成本。反过来，后者主要依赖技术的发展。例如，带刺铁丝网的到来，降低了限制个人使用公共牧场的成本，可以让牧牛者在界定和执行其产权方面更精准有效。为防止牛群走散或被盗，搭建带刺铁丝网也比雇用牛仔更便宜。

在围栏里使用多少股网线体现了人们在界定和执法方面的投资力度。单股铁线虽可划分出财产边界，却不能保证牛群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两股线可以更好地限制牛的走动；三股、四股效果更佳，以此类推。但是当铁线的数量到达一定值（对牛群来说，通常是四股），围栏起的安全作用也会有限，因为更安全的所有权并不能抵消多用一股线的成本。

干旱、资本匮乏和劳动力短缺，意味着合同上的创新可带来回报。例如，某人与得克萨斯州的牛主人签订合同，按规定他需将牛群带到北方养肥后再出售，他也可因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但为保证这段长途旅程更顺利，他需要与多名产权主人签合同。同样，一个能与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签订合同、向干旱地区供水的企业家，可以获得新创造财富中的绝大部分。然而，建立储存、运输系统，并与农场主谈判长期协议的能力，并不是人人拥有的。

新技术常常能引发制度变革。带刺铁丝网让个体牧场主划定领土和保护牛群的费用更低。这进而也减少了靠牧牛者协会出面协调，合作围捕牛群的需求及其成本。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时，通常是矿工独自在溪流的砾石中淘金。后来，水闸箱和水力采矿等新技术都被用来提取黄金，可是这些技术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进而需要资本投资和更大的组织机构，才能实现规模经济。为能充分利用这些机遇，诸多大公司开始应运而生。

技术变革带来的另一个制度上的改变，是马匹进入了平原印第安文化。马匹到来之前，平原印第安人更喜欢定居生活；他们捕猎野牛时，也往往合成大队伍以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他们需要强大的狩猎首领，这些首领则受到执行狩猎规则的部落战士群体的支持。然而，随着马的到来，狩猎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小群骑马猎人就能杀死满足自己群体需要的野牛。这种狩猎形式几乎不会有规模经济；事实上，人太多反而会吓跑牛群，不仅给营地带来更多卫生问题，还带来牧马吃草的问题。

在这种技术环境下，优秀骑手的重要性上升，狩猎首领的重要性下降，因此报酬方案也发生了改变。在步行狩猎活动中，每人对生产力作出的贡献一样，所以除了猎人能得到同样分量的牛肉外，家属也可得到相应的赠予。不过，狩猎首领和勇士（披上野牛皮，引诱牛群至悬崖边的人），可能会分配到不同数量的肉。在骑手文化中，拥有马并能骑马射箭的人，可获得最大或最好的份额。野牛的所有者是骑手：谁射出致命一箭就标注了野牛归谁所有。因此，技术变革改变了印第安村落的组成方式，以及成员之间在财产分配上的默契。

技术变革通常会降低建立产权的成本，但它也增加了公众对资源的使用，而让制度企业家的任务更加艰巨。例如，在开阔的海洋上，改进后的船舶技术增加了离岸更远的捕捞活动的租金，却让限制进入捕捞领域并防止公地悲剧变得更加困难。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第一支马车队以及接下来的铁路的到来，让人们可以更容易进入无人认领的土地。事实上，牧场主和自耕农之间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农民搬到西部与牧民争夺土地的成本降低了。制度企业家能否克服这种越来越激烈的竞租行为，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我们很快会谈到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联邦政府鼓励边疆企业家参与寻租行为。早期灌溉项目是由私人出资，但1902年的《开垦法》允许他方出资补贴灌溉项目，西部农场主们因此获得了巨大收益。印第安人的土地也因其价值增加，以及美国陆军发动的土地战争，而被重新分配。

本文选编自《不那么狂野的西部：西进运动中的制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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