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美国半个世纪的自救之路_

A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

—— 《老人与海》海明威

美国梦的破灭

《教父》是中国人相当熟悉的一部美国电影，电影的第一句台词就是“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我相信美国，美国让我拥有了财富。）

生活在美利坚共和国的人们，对这句话应该是深信不疑的。

在美国，大家相信只要凭个人能力，就可以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获得成功。他们世世代代追逐这种美国梦。美国梦是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而美国梦的本质，可以从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教授马修·沃肖尔的话中得到完美诠释，“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梦中不变的成分。”

但是，这个财富梦在半个世纪前，开始失落了。

这就要从七十年代美国陷入严重的滞胀说起。

滞胀，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吗？

要回答滞胀是否是个严重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滞胀。

如果懂一点宏观经济学，你会对滞胀做出更加精确的定义：“滞胀就是指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高失业以及高通胀，与此同时，还伴随物价水平持续上涨。”

说得直白点就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百姓没钱，物价还特贵。那这滞胀肯定是个大问题。

美国从1969年开始滞胀至1982年经济全面恢复的这段日子里，众多制造业企业倒闭，1973年工业生产下降了15.3%，持续18个月，1979年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持续约44个月，实际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过往是3.87%至5.69%的增长幅度。企业破产数量达25300家，失业率最高时达10.8%，这些数据都创出二战后美国经济史上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还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0.46%，而之前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33%至3.54%。

滞胀给美国梦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并且，这个滞胀还是一个十分严峻且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美国长期推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另一方面，美国还面临着内外因素的双重打击。

内部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钢铁和汽车业等美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出现全面衰退的局面，比如钢铁工业生产设备老化，设备投资周期落后于世界；二是美国利用战后国际低价的能源发展模式也已经无法再继续；三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当时美国处于科技创新期，但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等科技短期内无法转换成生产力；四是国家没钱，负担却日益增加，美国福利不断提高，福利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样恶劣的局面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严重下降。德日经济崛起，迅速抢占美国市场，1970年美国出口额占到世界出口额是15.5%，1971年首次出现了13.03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此后年份几乎均为逆差，仅有两年例外。而以前，特别是1947年，美国的出口额曾高达三分之一；二是美国的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国内生产受重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导致美元贬值，美元一下子不值钱了，而国际两次中东石油战争却致使油价暴涨。

两次中东石油危机致导致油价暴涨

现实彻底击垮美国梦！但是，它仍无法阻挡美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葛底斯堡演说》里提到的“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保佑下得到新生。）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是如何得以重生的？

未选择的路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在经济遭遇危机时，都喜欢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或是大搞国内基建工程。

第一种货币宽松政策。我们可以以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为例，来说一下货币大放水给国家带来的影响。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停滞，财政又长期处于赤字，1987年阿根廷的债务高达70%，巴西甚至超过76%。

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拉美很多国家肆无忌惮地印钞，实行货币大放水政策，阿根廷在1982年基础货币同比增长744%，89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7446%。国家层面货币的失控，导致了三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引发国家的超级通胀。1985年，巴西和阿根廷CPI同比分别达到226%和672%；二是金融体系遭受破坏。股指大幅上涨，脱离基本面，阿根廷Merval指数由86年6月的100点，上涨至90年7月已经超过1200000点；三是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国家经济失去活力。由于房地产的保值属性更强，很多人纷纷转向买房放弃实体经济。

当货币供给过量，资产价格会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导致物价上涨、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和本币贬值。可以看出，货币超发，结局只能是泡沫，无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第二种大搞基建工程。我们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为例，来说一下基建又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

基建是国家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涉及公共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和电力热力设施等方面。

日本一直喜欢把基建当作经济发展的救命草。二战后它颁布了很多基建相关的政策，如《河川法》和《城市计划法》等。其中1987年颁布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在机场、道路、海岸和城市下水道等12个方面制定了五年计划。

而最大规模的基建投入更要数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国家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基建投入，1993年日本对于基建的支出达到13.7万亿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因此，日本的基础设施水平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根据全球国家竞争力指数来看，日本指数达到6.34，远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

日本基建投资支出（万亿日元）

但是大规模基建加重了政府的债务负担，日本负债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0%上升至2016年的199%，超负荷的赤字挤压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使得日本经济遭遇失去的30年。

过度的基建投入，很容易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而最残酷的事实还是，基建是一项成本超高，回报率很低的项目，国家很容易陷入巨大债务中不可自拔。

当年的美国，不走寻常路，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

正如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曾说过：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我选择了另外的一条，天经地义，也许更为诱人，因为它充满荆棘，需要开拓，然而这样的路过，并未引起太大的改变。）

这似乎说出了美国人的心声。美国政府选择了大规模减税，而非以上所述的手段。

那么，这条道路最终是否拯救了美国？

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先提一下为何美国的选择是与众不同。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选择通过大量放水来拯救国家，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伟大社会”的口号，其实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扩大社会福利。但是，不断上升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得美国财政赤字率扩大，而应对方式只能是扩大货币发行，导致了通胀加速。

货币超发是个失败的经验，美国只好无奈放弃了。

美国左思右想，于是选择了大规模减税。

当我们分析美国为什么要采用减税这条道路自救时，首先应该了解经济学原理“拉弗曲线”。拉弗曲线认为在一定税率水平时，政府降低税率反而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从而带动总税收增加，降低赤字。拉弗曲线可以说是构成了美国政府采用减税方案的理论依据。

那么，结果是如何？

里根在1981年上台后，就开始实施里根经济学，具体内容包括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和放松对企业的管制等。

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大规模减税。美国实施了两项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一是《经济复苏和税改法案》、二是修订《联邦改革法案》，把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降至35%，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6%降至34%。

这个以大幅度减税为主的政策，大大降低了企业负担，刺激了国内企业的创新。从1983年开始，美国企业以强劲的势头复苏，高技术工业、钢铁和汽车行业等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美国扭转了70年代末以来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此外，美国股市大涨。80年代开始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创新资产出现了40年的长牛行情，累计涨幅达到50倍。

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重新步入稳健发展期。1984年GDP高达6.8%，是二战后最高值。1982年至1989年期间，美国CPI大幅回落到2%至4%的正常水平。自1983年后，失业率从9.6%下降至1989年的5.3%，为1973年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活下去

21 世纪初的美国，又再次陷入经济衰退。一方面是美国的科技商业投资并没有转化为高额利润，并且代表新兴科技的纳斯达克指数一年内快速下挫50%，另一方面是不确定事件频发，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严重摧毁人们对美国经济信心的事件。

既然大减税能促繁荣，美国政府决定再次出台减税政策。

小布什自2001年起连续三年出台减税方案，分别为《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增加就业和援助雇工法案》和《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具体内容包括：研发抵税永久化，购买设备抵税，小企业加速折旧，个税增加一档最低税率并提高第一档收入上限。这些措施实行后，企业利润增速回升并创下八年新高，居民收入增速止跌，经济增速在2001年见底回升，失业率则在2003年见顶下滑。

美国的这次自救成效明显，持续时间却不长。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后一发不可收拾，美国经济遭受重创。2008年9月中旬，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华尔街的五大投行倒闭了3家。这些事件彻底击垮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股市持续暴跌，欧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挫等连锁反应。

美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和多年来的房地产金融政策等共同催生了这一危机。正如渥克在《灰犀牛》中提出，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大多数的个人和组织并没能做到积极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危机。

面对美国的经济困境，奥巴马在2010年和2013年先后通过两项减税法案《减税法案》和《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核心内容包括：企业投资税收减免，延长就业、研发费用、新能源投资税抵免，雇员工资税率下调，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上调。

以减税为代表的积极财政政策，叠加7870亿美元的基建项目，政府双头并进的措施刺激经济，令国内经济触底反弹。美国GDP增速在2010年3季度创下新高，回调后稳定在2%至3%，而失业率也在10年见顶回落，并持续保持在5%以下。

奥巴马税改前后美国主要经济指标变化

从80年代以来，美国三次大规模减税的自救行为都来自于迫切的现实需求：里根面对高通胀和低增长的滞涨经济；布什政府面对科技泡沫和恐怖袭击等不确定事件；奥巴马则接手次贷危机后的美国。

让美国再一次伟大

尽管美国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也已经复苏，失业率处于2016年来最低水平。但是，美国却深藏危机，即国内产业空心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外迁，导致制造业萎缩加剧。制造业占GDP比重不断下滑，失业人口增多。产业空心化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美国教育投入和综合创新能力的提升，也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

面对美国国内实质的经济大问题，政府又一次进行了干涉，这一次美国很激进。

2017年12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税改议案，这是美国32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核心内容包括：个税七档减并至三档（35％、25％和10％）和废除遗产税等；公司税率从35％减至15％、建立属地税收制度、对海外留存利润开展“一次性税收优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