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来源：黄大拿食货志（Huangdana2018）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十六十七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是全球商业大革命的时代。
在这样天翻地覆的时代里，中国人原本并未落伍。可惜的是，中国人起得很早却连晚集都没有赶上……
一
海外贸易的大变局
中国人与南海诸岛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至汉朝。
汉武帝元鼎六年，汉平南越，汉朝开始拥有直接通往南海诸国最便捷的海上通道，进行官方贸易，标志着联结东西方世界的海洋航路正式对接。《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这条海上航路。
这条海上通道到底经过哪些国家和地区，中外学者已经作了很多研究，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多数学者认为，西汉时期的中国船队已经穿越南海，在印度洋航行，并到达了今天的斯里兰卡，而外国商船也沿着这条航道，往来交趾（今越南）等地区，或进入内地。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汉朝使团“赍黄金、杂缯而往”，意思是带过去交易的东西除了黄金还有丝织品，这应该是中国丝绸输往南海的最早记录。
二是使团人员中，“有译长，属黄门”，所谓译长就是翻译人员，“黄门”就是宦官，汉代的黄门隶属于主管皇家宫廷财政的少府，专门为皇室消费服务。就是从这里开始，朝廷委派宦官负责海外贸易、贸易收入纳入皇室财政成了此后中国各朝代的惯例……【1】
明中叶以后，中国与海外的贸易出现一大变局，那就是民间贸易成为了主导，私人海上贸易的规模和海商资本的积累都超过了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许多海商集团涌现于沿海，他们乘风破浪，远航世界各国，成为十六、十七世纪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势力。
这样的大变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从官方主导到民间主导，主角变了，性质在变，海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官方主导朝贡贸易，首先是着眼于政治，《明史》上说，“我祖宗一统无外，万邦来庭，不过因而羁縻而已，非利其所有”，【2】意思是说官方贸易不是为了经济获利，而是为了以“怀柔”的态度招徕异族，营造万邦来朝的盛世表象。所以官方每搞一次朝贡贸易，几乎都是对财政的一次很大耗费，因为既要给丰厚的赏赐，还要大张旗鼓地做好接待工作，哪有不亏大本的道理？
其次是为了得到奢侈消费品。这一点看看进口商品的构成就明白了。犀角、羚羊角是高级药材，龙涎香是高级香料，孔雀、白鹿、红猴则属于珍禽奇兽……这些“海外奇珍”输入国内，谁是消费者一目了然。
从本质上说，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其实就是皇帝一个人的贸易。要论它与老百姓的关系，说完全没有也是错误的，因为老百姓需要为朝贡贸易中的巨额财政支出埋单嘛。
回头再看民间贸易。民间贸易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明人文集记载：“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3】
这几句话简单解释，就是八个字：敢于冒险，惟利是图！如果觉得“惟利是图”这个词不太好听，那么也不妨换一个说法：按经济规律办事。
私商对外贸易惟利是图，又对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看看其进出口商品的构成就明白了。
出口方面，除了一部分奢侈品，更多的是手工业原料和手工业产品，如布、绢、䌷等纺织品，碗、壶、罐等日常瓷器及雨伞、草席等日用物品。
进口方面，据《东西洋考》，金银珠宝、珍珠宝石、珍禽异兽的进口量逐渐减少，番镜、玻璃纸等日用品以及红花米、虾皮、绿豆等农副产品则大幅增加。【4】
重要的是，从贸易额比较，出口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进口。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以来中国铜银大量流出的趋势，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显然有着重大意义。
普通老百姓不关心这些宏大的东西，这种变化对他们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
很简单。私商每往海外运出一船货，就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份收入……
二
中国海商与西方殖民者的竞争
中国海商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并不是没有对手。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势力纷纷向东扩展，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与中国海商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最早来到东方的是葡萄牙人。
与葡萄牙同时崛起的是西班牙。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麦哲伦率领的远征队经过漫长航行，抵达了菲律宾，揭开了西班牙征服东方的序幕。
虽然后来麦哲伦在与当地部落的冲突中身亡，但满载香料的维多利亚号回国后，却引起了西班牙国王的极大兴趣。于是西班牙又连续向东方派出了多支远征队，直至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
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刚一站稳脚根，就做起了征服中国的美梦。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马尼拉殖民政府专门召开了一个讨论如何征服大明帝国的会议，形成了一份向国王报告的备忘录，其中写道：“陛下一旦成为中国的主人，也就可以成为所有领国，包括印度支那、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甚至马六甲的主人。从而再征服苏门答腊、爪哇（今属印民）、婆罗洲，香料群岛（当时西方人对东印度群岛的统称），也就比较容易了……”【5】
不久，由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荷联军击溃，这个美梦终归破灭。但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的竞争与冲突才刚刚开始。
冲在与西方殖民者竞争第一线的当然是中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
中国海商的优势摆在那里：不缺航海经验，又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背靠大陆，国内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丰富产品，不论是棉布、丝绸、瓷器、铁器、糖，还是药材和茶，中国商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价廉物美，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1587年，即明万历十五年。因为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很多中国人对这一年印象深刻。
但正如《万历十五年》开头所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6】
是啊，皇帝龙体无恙，没有地方叛乱，也没有农民造反，在按部就班的王朝历史上，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年。
只有目光从皇帝家史中越过，才会有另外一些发现。
1587年，马尼拉迎来了30多艘满载中国丝绸的帆船，交易者人来人往。西班牙总督派人调查以后十分吃惊：中国人这么好的丝绸居然只卖这样一点价格？他对手下人困惑地说：“莫非中国人生产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劳力？还是他们生产不需要任何本钱？”
一位在吕宋住过多年的神甫也感叹：“中国运来的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任何一种出品能够与之相比。”
中国商人的雄厚资金也让西方人瞠乎其后。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皮革，起初，东印度公司驻暹罗代表试图用高价收购的办法进行抵制，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中国商人采购的时候干脆不和当地人还价……
三
华商遭遇大屠杀
白银的流出、中国海商的扩张以及华人在东南亚的扎根，渐渐引起了西方殖民者的警惕和恐惧。
前面说过，论正常竞争，中国海商遥遥领先。但西方殖民者也有其特殊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两点：一是殖民地就是他们的根据地，二是他们的背后是整个国家。
荷兰人占据安汶岛（今属印尼）之后，尽管早在荷兰人到来之前，中国商人已年年到此进行贸易，但现在荷兰人下令严禁中国商船靠岸。至于已经移居于此的中国人，则强迫其弃商从农。
在爪哇，因为荷兰商人竞争不过中国商人，行政当局遂向华侨特别征收人头税。
而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的手段更加狠辣。
《东西洋考》记载，西班牙人不仅要对前来交易的中国海商征以重税，而且特别规定，到吕宋的中国商船每艘只能载两百人，而返程的时候则必须加倍运回商人，“必倍以四百”。这等于是一种变相的驱逐。【7】
然后，西班牙人又制订制度，要求中国商人运入的货物必须由总督委派的官员整批估价，然后分配给西班牙商人，中国人不得私下交易。希望借此从数量和价格两端限制中国商品的输入。
最后，西班牙人还拼命限制中国商人在菲律宾群岛的经商范围。他们把中国商人集中在马尼拉的一个小区——涧内，中国商人在涧内平时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面过夜，常常因极小的事故而被拘锁并科以罚金，甚至可能由于未保持住所清洁而遭到罚款……
在西班牙人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于是在1603年到1662年，六十年的时间里，就有了针对华人的三次大屠杀。
第一次大屠杀，据《东西洋考》，“华人大溃或逃散，饿死山谷间，横尸相枕，计损二万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第二次第三次大屠杀，罹难华人均超过了两万人。【8】
1690年，在菲律宾群岛上，华人已不足六千……
西班牙人针对华人的三次大屠杀，很多文章和书籍都写到过，细节不必重复。有兴趣者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人屠杀华人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菲律宾群岛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居住在群岛上的华人可能和大明帝国理应外合，将我们赶到大海深处。
“里应外合”？有这么一回事儿吗？
四
失去的机遇
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岛华人举起屠刀，也不是全无顾忌。
毕竟，大明是这些华人、海商的祖国，号称天朝上国，终究是一个庞然大物。仅从实力上对比，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顾忌到这一层，在第一次大屠杀之后，殖民者派遣使者奔赴大陆，试图为自己的屠杀进行一番辩解。
万历皇帝什么态度？很生气！
一份《谕吕宋檄》将这种态度展示了出来。在这份明政府针对1603年大屠杀而令福建当局提交西人的交涉文件中，明朝政权首先义正辞严地进行了谴责：
“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贸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邦小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甲诸海国……此辈何负于尔？有何深仇遂至戕杀万人?”【9】
大意是吕宋本为荒岛，我华人开发有功啊，何曾辜负尔等，有何深仇，你们居然大开杀戒？
不过，话锋一转，文件中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忍加诛”，“尔等当思皇帝浩荡之恩，中国仁义之大”。意思是皇帝仁慈，不想对你们大兴问罪之师，你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最妙的则是最后一段：
“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
什么意思？
翻译一下：大屠杀发生在海外，现在也查不到祸首哪。士民工商是中国的“四民”,其中商人原本就排在最末，属于最贱的一个阶层，怎么能为他们而打仗？更可恨的是，这些商人离开乡土，跑到海外，他们的父兄亲戚都为之羞愧，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怜惜的地方……
万历援朝和日本人的战争此时刚结束不久，人力物力损耗极大，大明帝国不想打仗是真的。
不想打仗没问题，最后一段又为什么冒出一段让海外华人心寒的话？难道大明帝国就没觉得这样说有多么不合适？
其实，你如果心寒，他都会莫名其妙。因为大明帝国对商贾，对经营海外的华商的态度原本是一以贯之。
在大明帝国这里，那些武装起来反抗海禁政策的海商集团是敌人，跑到海外谋生的私商则是弃民。
何谓弃民？官方语言叫“自弃于王化”。意思是你沐浴皇恩不知足也不感恩，偏要跑到不知王道的夷人那里去讨生活，岂不是天人共弃？
没有祖国作后盾，华商的海外经营就是一页心酸史！
而对大明帝国而言，则意味着失去了一个重大的机遇。伴随地理大发现一同发生的全球商业大革命，就这样擦肩而过。
《万历十五年》的开篇真是经典：“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1】《汉书》，中华书局版。
【2】《明史》，中华书局版。
【3】《林次崖先生文集》，厦门大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