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勤：延安整风期间的调查研究
党建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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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期间，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成立了多个调查团，他们带着各自的任务，分赴不同的地方，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例如，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是当时第一个大型调查组织，成员三十多人。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两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共写出调查报告、人物传略二十多份，其中调查报告19份。还有3位同志写出了专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于1942年9月在延安正式出版，全书8.5万字。
再如，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陕北的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1月下旬回到延安。同年2月9日，林伯渠同志在边区政府召开的政务会议上报告了考察观感。他根据考察团走家串户，亲自调查了解的情况，指出了这两个县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改进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见。继此之后，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同志又亲赴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返回后，他写了《农村十日》一文，发表在同年5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他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其中特别介绍了值得他学习的许多人和事。文章最后一段写道：“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你们是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啊。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林伯渠同志的感想，真切地反映了调查研究对党的干部的启发和激励。
又如，这段时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3月27日，张闻天同志向中共中央写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这篇报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他在阅后于1943年3月29日批示中央“各同志阅”。从这篇报告中，我们可大致了解他们的调研情况：1942年1月28日至4月12日，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随后整理出调查材料《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月22日至9月10日，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式的)，此外还有13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9月26日至11月21日，在绥德警备区米脂县杨家沟村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有《杨家沟地主调查》，以及刘家峁、高庙山两村地主的调查等；11月23日至12月2日，在米脂城内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但未整理出；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止，在西川、双湖峪市镇乡调查，搜集有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但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盐滩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1943年1月8日至2月24日，在绥德市调查商业，搜集了一些材料，未及整理。)
由上可见，这次调研目的明确，获得的实际材料十分丰厚，其中，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材料后来汇编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于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此外，《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后来均收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不仅如此，这次调研同时获得了更重要的思想成果。张闻天同志说：“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他告诉大家：“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
这一时期，在延安先后组成较大型考察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考察团、八路军政治部战地考察团等。此外，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活动及其收获不胜枚举。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为党的各级组织制定和实行科学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参考。
【李雪勤：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纪委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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