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消费金融行业如何走出困境?

疫情之后,消费金融行业如何走出困境?
2020年06月17日 10:20 洪言微语

疫情之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每个行业的问题也只能靠从业者去解决。我来谈谈消费金融行业。

疫情之下,处于平均资信水平的借款人,现金流压力增大,逾期问题突出;处于平均资信以下的用户,现金流断裂,借款需求增强,为了救急,甚至不计成本,以至于高利贷等灰色领域有死灰复燃之势;而资信水平较高的借款人,储蓄避险意愿增强,借款需求下降。

用户行为结构的变化,反应到消费金融机构层面,一边是逾期率急升,一边是优质借款需求下降。最容易、也是最主流的应对措施就是风控收紧、提高门槛,并加大催收力度。

但无论是收紧放贷,还是加大催收,在疫情之间与社会的主流期待都显得格格不入。再加上过去几年来因校园贷、高利贷、非法催收、隐私保护等方面积累的矛盾,疫情之下,借款人和社会舆论对消费金融机构的不满情绪普遍加大。

所以,对消费金融行业而言,疫情之后的首要难题就是挽回声誉,重拾市场和用户的信任,重塑健康可持续的业务发展环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这种负面声誉,需要行业持续努力,合规经营、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产品体验等,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奏效。

第二个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扭转消费贷款下滑的趋势。进入2020年以来,我国居民家庭短期贷款(一年期以内贷款,以扣除房贷后的消费贷、经营贷为主)余额持续缩水,3月份以来虽有恢复,但恢复动力不足。

消费贷款缩水会加剧借款人资金链紧张程度,导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对消费复苏构成威胁。具体机制可用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来解释。

简单来说,负债家庭收入下降,但还本付息压力不变,这种情况下,只能大幅度地紧衣缩食。当负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现在就是),借款人的紧衣缩食会在宏观层面产生显著影响,导致总需求萎缩,大量企业没有订单,破产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紧衣缩食,产生恶性循环。

同时,高负债家庭也多是易失业的中低收入家庭。经济衰退时,他们面临降薪失业、信贷断粮的双重打击,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来源有两个:工资收入和消费贷款。所以,短期内消费贷款的缩水,会产生与收入下降相类似的消费紧缩效应。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让消费贷款余额回归常规水平,以阻止债务-通缩循环现象的发生。

疫情之后,监管机构普遍放松了监管要求,如提高小贷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加速批复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申请等。把缰绳放松,有助于创造一个宽松的放贷环境,但现在问题出在主观层面——金融机构主观上不愿意放贷,借款人主观上不愿意借钱——单纯靠放松监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取消防疫用品关税,却并不能有效解决防疫物资紧缺问题,因为瓶颈不出在关税上。

危机之下激活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的难题。

如花旗集团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说,“只要音乐奏响,你就必须起身跳舞”,金融机构放贷行为往往存在羊群效应——如果每家银行都在放贷,那么你的银行也不得不放贷,否则你的市场份额会被抢了去;但是当音乐停歇,大家都停了下来,你也不得不停下来,否则你接手的就是各种不好的资产,成了其他抽贷者的接盘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机构提高了放贷门槛,为避免成为接盘侠,于是,更多地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放贷门槛。在行业层面,就出现了个人短期贷款的快速缩水。从危机应对的角度看,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有形的调控之手扭转趋势。

2019年末,我国居民杠杆率已升至55.8%,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为72%),但过快的增速已积累不少问题,如特定群体的过度借贷、以贷还贷等。2019年下半年起,监管全面趋紧,大量不合资质的互联网放贷机构退出行业,整改形势一片大好,趋紧是对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现后,宏观形势大变,消费金融的政策重心也应及时调整,前期趋紧的政策理应松一松。

当前放松监管,也并非没有忧虑。比如,前期的严监管政策是否会功亏一篑?过度借贷的问题怎么办?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怎么办?一方面,应着重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促消费为导向制定政策细则,有保有压;另一方面,还是凯恩斯那句话,“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当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是向他说明应该少吃红肉的最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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