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亿农商行，如何在大分化中崛起？
· 来源：轻金融 作者：李静瑕
不同类型的银行，有不同的天然使命。
当下，我国的各类银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不同类型上市银行结合自身定位、规模和业务实际，优化调整业务布局和金融资源投放侧重，填补细分下沉市场空白，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对此中银协指出。
这其中，作为农村地区机构网点分布最广、支农服务功能最为充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农商行以特色化的产品与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成为支持“三农”的主力军和普惠金融的践行者。
不过，不同类型银行的业绩呈现明显分化态势，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受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大。在这场关乎生存与发展的突围战中，部分农商行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坚定的战略定力，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强劲的成长性。
01
分化与崛起
接近58万亿！
据国家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农村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合计达到了57.91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03%，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金融力量。
当前，农商行体系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一方面，全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至历史低位，2024年农商行净利润同比下降9.75%，远超银行业整体2.27%的降幅，考验着农商行的应变能力与发展韧性；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普惠金融等红利为农商行打开了新的战略窗口，行业也迎来新的分化格局。
即便在头部农商行之间，分化依然显著。截至2024年末，总资产规模前五的农商行中，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北京农商行的总资产已经突破万亿元，成都农商行等总资产也即将迈入万亿大关，已达到9142.63亿元。
制图：轻金融
头部农商行之间的业绩增长也呈现“冰火两重天”。从近三年营业收入看，有两家农商行出现负增长，其中降幅最大的超过了30%。从近三年净利润表现看，上海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均实现了超20%的增长，也有一家农商行的净利润出现了超过30%的降幅。
面对全行业净息差承压，依然有农商行表现不俗。上述5家农商行中，成都农商行净息差最高，达1.84%，其次是重庆农商行的1.61%。从净息差变化看，其中成都农商行降幅最低，同比仅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近几年，银行业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压力，尽管农商行不良率自2021年以来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依然处于高位。2024年，农商行整体不良率为2.8%，拨备覆盖率为156.4%。
去年末，上述5家农商行中，不良率最低的是上海农商行的0.97%，另有三家农商不良率在1%以上。从不良率变化看，成都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连续4年下降，2024年下降0.18个百分点至1.02%。从风险抵补能力看，成都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达到435.55%，较上一年提升了81个百分点，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可以发现，2024年，头部农商行在业绩增长方面存在分化，不过上海农商行、成都农商行等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轻金融发现，2024年上海农商行的ROE为10.35%，在5家总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行中最高，成都农商行ROE排名第二。
较高成长性之下，农商行的一些核心指标比如中间业务收入还有提升空间。以成都农商行为例，2024年其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7.02%。为寻求破局之道，成都农商行正在理财特色业务等领域发力，其“居民养老”和“乡村振兴”系列产品在特色理财产品中规模占比达69.16%，较年初提升26.40个百分点。
02
坚守与突围
在新一轮低利率周期中，农商行面临着“多重困境”，如何突围？诸多市场挑战要求农商行重新思考其发展战略，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差异化竞争策略。
区域特色化发展，是农商行突破困境的重要选择。这方面，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要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定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定位。可见，支农支小是基本盘，农商行需要在发展深度挖掘自身资源禀赋以提升价值创造。
以成都农商行为例，其在成都市拥有500多家在营网点，是全市唯一一家覆盖所有乡镇的银行。2020年完成股权变更，此后国资合计持股比例接近80%，股权结构稳定性增强。在战略上，成都农商行提出了“上市银行、万亿银行、标杆银行”的发展目标。
依托股权稳定、战略目标明晰、网点资源覆盖全面的优势，成都农商行打响了区域特色化发展的突围之战。
首先，是抓住支农支小发展“大三农”业务的基本盘。战略上立足成都市的发展规划，制定区域特色发展的金融服务乡村政策。在产品与服务上推进三农业务的创新，成都农商行形成了“惠农贷”产品矩阵，创新“整村授信”模式以及成为成都市粮油产业“金融链长”。2024年，“惠农贷”特色信贷产品累计投放15.85亿元。“整村授信”是银行针对村庄（社区）专门提供的一项“上门服务、整体授信、送贷上门”的一体化金融服务，早在2021年成都农商行就开始试点，目前建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库，“整村授信”覆盖1703个村社，建档农户56万户，在加大金融支持乡村的同时，也在推进农村信用建设。支持种粮大户682户，粮油产业贷款余额突破30亿元。
要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人。深谙这一点的成都农商行，以“金融服务联络员+乡村振兴金融助理”作为常驻力量服务村社居民，现有1706名联络员，三年累计派驻金融助理371名，服务成都市先行村和重点村达260个。
成都农商行三农业务的发展成效显著。2024年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1014.98亿元，余额位居四川省法人金融机构首位，增速12.54%。支农再贷款余额79.10亿元，“农贷通”平台累计投放贷款322.58亿元，农户贷款规模突破530亿元，均位居成都市法人金融机构第一。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小微普惠金融的关节所在，农商行与小微有着密切的金融适配度。成都农商行将普惠小微贷款确定为行内战略指标，针对小微企业差异化制定FTP调节政策，降低小微贷款成本。2024年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2023年降低了29BP。
为扩大对小微、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以及增加信贷投入，成都农商行加强数字化对普惠金融的赋能，2023年“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普惠信贷服务”项目通过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验收。2024年末，该行累计信贷支持民营经济主体超6.7万户，普惠小微贷款余额656.28亿元，保持四川省法人金融机构第一。同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751.36亿元。2020年以来，成都农商行的小微企业贷与普惠型小微贷款规模年均复合增速，均超过了20%。
农商行在找准自身特色坚守支农支小定位的同时，也在拓展多元业务发展。立足区域、网点覆盖全面，农商行发展零售业务具有天然优势。当前，零售市场风险增加、竞争加剧，农商行的零售业务早已进入精耕细作的发展阶段。
打造出微网实格等深度嵌入银政便民服务场景、构建服务儿童、青年、老年全龄段多位一体零售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成都农商行的零售业务在市场份额和品牌方面极具领先优势。2024年，成都农商行储蓄存款余额和增量连续两年排名成都市金融机构第一，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量位居四川省金融机构首位，社保卡规模持续稳居成都市金融机构第一，零售品牌得到进一步提升。
深耕区域经济，这是农商行特色化发展的优势。服务实体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是成都农商行对公业务发展强劲、市场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针对成都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链供应链需求，推动服务实体“专营专注专业”，成都农商行形成“3+1+1+1+N”服务体系，并发挥3家实体专营支行先行先试效应，为2700余户产业链链上企业提供贷款超600亿元。2025年3月末，该行服务专精特新、规上工业、高新技术等各类重点企业超1万户，是回归国有前的5倍。
此外，金融市场、债券承销和理财业务贡献在持续加大。2024年，成都农商行发行20亿元永续债和20亿元“三农”专项金融债券，资本类债券信用等级升至 AAA。成功取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一般主承销商资格，全年承销规模位居新晋银行类主承机构首位等。
坚守“支农支小”，创新多元化发展，通过“金融+政务+乡村+实体经济”的区域特色化模式深度融入本地生态，成都农商行打造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立足本地、强化区域特色化的突围之战，不仅带来了业绩的稳健增长，也让成都农商行品牌价值与行业地位不断提升。2024年，成都农商行跻身跻身全球银行200强，较上一年大幅提升15位。其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位居中国银行业100强第38位。
03
数字化赋能与重塑
“缺乏人才、科技投入规模小”，这是十年银行数字化转型中，农商行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AI技术飞跃发展，AI平权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小银行“弯道超车”的关键利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金融数字化转型也提出了迫切需求。
当然，农商行的数字化转型，绝非解决人才与投入那么简单。数字化转型作为“一把手工程”，其战略路径的清晰度与适配度、体制机制的完善、组织架构的适应性变革等都面临不小的挑战。清华五道口金融科技研究院相关报告指出，实现农村信用社与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实施三大关键步骤，是推动技术升级、推进人才培训和重视数据管理。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浪潮之下，成都农商行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进入新阶段。
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是银行数字化的基础。2024年，成都农商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程，实施任务完成上线29项。构建全国产化轻量级混合云平台，通过“两地三中心”多活架构支撑千万级用户的移动金融交易无损流转，铸造出99.999%的业务连续性保障体系，轻量级混合云平台还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年度“金融科技发展奖”三等奖。
人才是数字化转型成与败的关键。培养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是银行数字化面向未来需要做足的准备。公开信息显示，在今年最新的成都市属国企公开招聘中，成都农商银行招聘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岗位占据了1/3，其招聘岗位涉及数据架构、AI方向、软件架构、新基建平台及应用方向等。
数据是农村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资源。2024年12月成功投产天府数据中心，按照国家A级机房高标准建设，规划机柜数量572柜，设计PUE值（电能利用效率）不高于1.3的金融类数据中心，能够满足未来8-10年业务发展需求。以天府数据中心、西云数据中心和广州番禺数据中心为支撑的“两地三中心”灾备新格局形成，实现了同城数据中心双活、异地数据级备份，底层技术全面自主可控。
快速抓住推进数字化转型实施三大关键步骤之外，农商行还要面临数字化新的挑战：数字化如何提升价值创造，即“向数字化要效益”，这也是当前整个银行业正在加快追求的目标。
借助数字化赋能与重塑，才有未来。数字化赋能正在从对内效率提升到核心业务的价值提升，并在敏捷组织架构、体制机制以及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上进行重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农商行加快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打造“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涉农信贷风控平台”，2024年发放智慧农e贷1万余笔、贷款金额超7亿元。
同时，成都农商行加强数字化在风控与金融服务能力的赋能。投产运营数字化风控平台，截至2024年末，累计完成170余个对公预警模型、220余个零售预警模型的研发上线。投产网点效能经营管理平台项目，实现大零售数字化运营平台与渠道和场景的有效连接。
农商行的数字化转型密码，在于持续的投入能与自身发展相结合。转型意味着走出传统模式发展的“舒适区”，有创新的理念与超强的行动力，才能快速向数字化转身。成都农商行从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人才培养，再到加强数字赋能与重塑，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这足以证明中小银行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小而美”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04
结语：农商行转型启示
农商行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速，势必带来更多更强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入局，市场竞争格局或面临巨大变化；另一方面，现实的生存问题促使农商行加速刀刃向内的自身变革。
那些敢于打破路径依赖、在数字化转型中构筑新竞争优势的农商行，有望开启新的增长曲线。从2020年完成股权变更，引入国资，回归市属国企属性，加强公司治理，到深度挖掘其资源禀赋的价值，成都农商行制定了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
成都农商行近几年的发展，为行业变革提供了新的启示。首先，区域深耕是农商行实现差异化竞争的重要策略；其次，特色化发展是农商行突破困境的重要选择，使成都农商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后，数字化是农商行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
面对发展困境，要有勇气变革与创新。如今，成都农商行IPO正在推进中，我们有机会看到一家新的成长性农商行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