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现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2008—201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2020）、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2008—2015）、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2000—2016）等。
01
记者：非常感谢陈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想请您先谈一谈您自己教学上的心得体会。
陈老师：我主要给研究生讲课，这些课专业性比较强，与大学本科的基础课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别。昨天周其凤校长跟我说，希望中文系把若干课程推到网上去，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开放。这个提议很好，但开放的只能是本科生的基础课或者通识课程，研究生课程不太合适这么做。以我自己为例，讲授的多是正在研究中的课题。老师一边自己做研究，一边给研究生讲课，学生跟老师一起成长，这样才能够保证学生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且毕业后迅速进入学界前沿。但这么做也有危险，你讲的都是“未定稿”，不受版权法保护。中文系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著名教授被人指责“抄袭”，可实际上不是他抄人家的，而是人家抄他的。他在课堂上讲授那些还没有写成文章的新观点及新思路，被听课的学生或进修老师提前写成文章发表了。这是个矛盾，在大学里当老师，不能老是炒冷饭，又必须学会自我保护。最好的状态是，开课时已有七八成把握，课后当即撰写成文。
每个人写论文的习惯不同，我从第一次与学生交流，到最后定稿，一般经过四五年时间的折腾。小文章可以一挥而就，大文章需要长期思考、仔细琢磨、不断交流，这样才能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断修订、完善自己的思路，学生们也能体会到老师思路的演进轨迹。这是一种“引导型”的教学模式。我曾多次引用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关“大鱼小鱼”的名言：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教师做研究的时候，提示学生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及发展前景，还有基本的研究方法等。你做的课题，学生很可能一下子领会不过来，但思路上会跟着走，日后说不定有十分精彩的发挥。学生一旦选定某个课题，我就不做了，怕影响他们的视野，且必须腾出空间让他们表现。
记者：从学生的角度讲，怎么才能“从游”得更好？您曾经提到自己大四的时候有一种突然开窍的感觉。
陈老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很早就开窍了，有的人永远不开窍。一般说来，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不断地寻寻觅觅，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间会产生很大变化。有的因课题逼迫，有的受导师启发，有的是机缘凑合，有的甚至是因为自己的一场精神危机。一路走来很顺，没有什么挫折，不曾跌宕起伏，并不是好事情。
读书就像人生一样，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有一个跳跃。我常引用鲁迅的《坟·题记》，要学会不无留恋地埋葬自己的过去，才能继续往前走。这种“跳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多年积累，量变产生质变。我念硕士二年级时，撰写《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写完这篇文章，我感觉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思想及表达方式了。之前虽也发表若干文章，但那都是蹒跚学步。这里没什么“秘诀”，只是在不断努力的同时，要有寻求自我突破的意识，不能沾沾自喜、固步自封。
记者：您开设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反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这门课的情况吗？
陈老师：这门课已开了七年，当初是鉴于整个中国大学风气败坏，还有就是学生们不太会读书，也不知道怎么做学问，因此，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托我开设这门课。这门课面对中文系三个专业七个二级学科的研究生，每年都有一百多人修习，学生来自版本目录、古文字、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明清戏曲、古代汉语、比较文学等不同专业方向，学识及趣味差别很大。原来我担心这门课很难吸引学生，没想到反响很好，很多人跟我说，这门课对他们触动很大，让他们不再把拿学位作为唯一目标，而是树立起一种学者的志向，一种学术精神。很多研究生原本只在自己导师的指导下阅读、思考，不习惯于从大的学术思潮以及知识谱系来反省。我逼着他们走出了狭隘的专业思路，思考各自专业知识的来源，反省教学体制，甚至涉及现有大学制度的得失利弊。这门课的作业，我每年都推荐十篇左右到刊物上发表，现在已发表了五十多篇。过两年，或许会编一本书，把北大中文系学生对学问的思考、焦虑与憧憬集中呈现出来。
怎么做学问，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且，不同专业往往有不同的视野及趣味。但是，“技术”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养成真正的学者的心态、修养和境界。当然，这门课不是万能的，只要能促使同学们放宽自己的胸襟及视野，养成良好的学术趣味，就算成功了。
记者：上课以外，您如何对学生进行指导？
陈老师：我坚持了好多年，每星期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这或许是我教学上比较独特的地方。不是到酒店，而是上课之后，师生各自打来饭，在教研室里边吃边聊，或专业研究，或生活琐事，或热点新闻。偶尔也会带他/她们出去春游、秋游或学术考察。学生们处在成长期，有很多相似的感觉及困惑，说出来，互相交流，彼此都有好处。而且，在这种轻松的场合，更容易讨论一些即兴的、新潮的、大家都没把握的学术问题。我和夏老师各自指导的研究生因专业相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轮流做报告，互相切磋。我们有时也参加，但主要是学生们自己做。我说过，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从同代人的论争及友谊中所收获的，一点不比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少。
记者：关于开设读书班的做法在中文系的老师中普遍吗？
陈老师：没做过统计，但我知道，中文系有不少老师很重视课堂之外与学生的交流。有的集中读书，有的讨论问题，有的则是随意一些的聚会，只是不见得固定时间。
记者：您觉得北大中文系教学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陈老师：注重相对艰深的专业课，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大特色。基础课学分不多，我们的重点是大量的专题性课程。通过若干必修课，给同学们建立一个大略的知识框架；但真正让他们理解各学科的魅力及精髓的，是一大堆专门性的选修课程。
记者：您觉得中文系的教学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陈老师：在“因材施教”方面，明显有欠缺。甲乙丙丁，各自天性及才情不同，高明的老师因势利导，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加以指点。做不到这么细致，起码讲课时多考虑学生的知识背景，本专业的课与外专业的课不一样，博士生与硕士生的要求也应该有差别。而现有的课程设计，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力的学生的特殊性考虑不够。很多老师不怎么考虑学生的需求及接受度，自己关注什么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其实不太合适。同是传道授业解惑，掌握基础知识与探索未知世界，是两种不同的两种工作目标。
记者：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或从哪些方面改进呢？
陈老师：在我看来，如果小班教学和以讨论课为主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无从谈起。只有实行小班教学，才可能更多顾及学生的特殊性，也才有充分讨论及互动的可能。好多年前我说过一句俏皮话：北大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从教室的布置做起。教室如何安排，是教学思想与管理体制的直接表现。教室偏大，讲台凸显，桌椅固定，无法自由挪动，也就很难进行课堂讨论。老师站在台上讲，口若悬河，台下掌声雷动。这很好，可这更像是演讲，而不是课堂教学。教学必须考虑学生的才性，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且循序渐进，方能与同学进行深入对话。作为教师，我们的目的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让学生从这门课程中获益并成长。
02
记者：北大中文系一直有优良的教学传统和治学风气。现在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教育中出现了很多功利化的因素。系里有没有教学不太用心的老师？
陈老师：当然有，但要系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很难。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四年，任期很快就要到了，总结这四年没有达成的目标，第一条就是：“以教学为本”无法真正落实。我解决了教师必须上课，但上课效果如何、用不用心，就不能保证了。这不是中文系的问题，也不是北京大学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大学的问题。我认识的国外教授，就教学而言，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
当然，也有许多老师教学很认真，我有事找他们，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换个时间吧，我下午有课，现在得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上课前要酝酿情绪，这样，走上讲台时，才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学生。我的妻子夏晓虹也是中文系老师，“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已经教了二十多年了，每次上课前，她都还紧张，需要认真准备。一方面，北大学生很敏感，也很挑剔，你讲得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数；另一方面，教师们拒绝“老生常谈”，希望每次上课都能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新的表达。
现在的问题是，整个评价体系里，教学所占的比例太小了。我们往往更看重教师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教学态度。研究成果如何，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且容易有定评；至于教学好坏，相对来说比较“虚”。到了晋升职称或学术评奖时，除了一些极端状态，教学好坏不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了老师们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那您看对于教学来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公平的评价办法？
陈老师：北大试验过两种办法。第一是请老教授听课，帮助把把关。这措施本来很好，但现在取消了。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或仍勤奋著述，或正颐养天年，如何保证他们参与教学评鉴的积极性，是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大学，不少退休教授生活比较拮据。早年薪水低，没多少积蓄，退休后收入锐减，生活压力大。所以，如果学校还想推行老教授听课制度，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权益。还有，如何保证他们的意见受到尊重，他们的经验得以发挥，并最终影响到我们的教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何培养年轻教师，各大学都有明确规定；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工作的时候，还隐约可见这个传统。即每位年轻教师入职后，系里会指定一位老教师“传帮带”，直到几年后你能站稳讲台挥洒自如为止。今天不一样，招进来了马上排课，老教授没义务带，青年教师也没兴趣学。
第二个办法各大学都在实行，即让学生给老师打分。不同之处在于，有的学校所有课程都打分，有的则限于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但这也有问题，因为大部分学生不是从教学目标能否实现，或自家学术成长的角度来评价课程，更多考虑的是好听不好听。有的课很好听，学生们上课时很开心，但没什么实质内容；有的课程本来就比较难，学生学起来很吃力，又拿不到高分，自然评价不高。所以，学生打分只能做参考。如果过分强调学生打分，会导致老师们都去开轻松的课，且尽可能给高分，以讨好学生。上有决策，下有对策，既要拿高分，又不想影响学业，学生们于是“选修”比较善良的，“旁听”真有学问的。但凡学问好且要求严格的教授，其课堂上必有一半以上是旁听生，原因就在这。
要求必修课的分数正态分布，这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仍有老师拒绝这么做，理由是他那门课学生特别优秀，且格外用功。另外，中文系开设大量的选修课，这些课程难易程度不一，全都要求成绩正态分布，也不太合适。
教学评估很难，但这不是教学管理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大学本就是山高水低，应任凭学生自由发展。这是大学不同于中小学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能千方百计“扶正气”，提倡好的，标榜高的；但如果希望“令行禁止”，那做不到，而且也不应该。我不太听校长的，中文系教授也不太听我的，这正是好大学的特点。反过来，如果校长、系主任特别有权威，一言九鼎，你一说老师们就都跟着做，那才是有问题的。因为，过分的“步调一致”，会导致一个系或者一个大学的风气跟着领导人的好恶而随风起舞，漂浮不定。北大不会倒，就是因为有一批很有个性、特立独行的教授，他们自有主见，不听你领导“瞎指挥”。我仔细观察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北大历经诸多摇摆，但主体风格始终没变，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北大管理很宽松，这确实也有问题；但适当容忍这些缺憾，恰恰塑造了我们相对自由的学风。我对学问比较挑剔，当系主任之后，很多人以为我会大刀阔斧地调整。我说不会的，应该是不断微调，小步快跑，这样才行。在北大这样的地方，即便你知道问题所在，也有好的对策，若急不可耐，硬要一夜之间扭过来，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记者：国外大学在教学评价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陈老师：从世界范围看，研究型大学评价一个教授厉害不厉害，主要不是看教书，而是看研究成果。北大从国外招聘著名学者，首先看的也是研究能力。我们的问题是一窝蜂，不同大学之间没有分工，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以美国为例，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不一样。文理学院专注本科教学，要求你首先是个好老师，然后才是一个好学者。研究型大学如哈佛、耶鲁等，确实更注重学术论文和著作，教学方面不像文理学院那么讲究，那么计较。人家是文理学院和文理学院比赛，研究型大学跟研究型大学竞争；中国则所有大学都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就导致那些很难量化的“教学”，在整个大学中的位置明显下降。
记者：就综合性大学而言，为何我们的教授普遍比较浮躁？
陈老师：中国大学之所以格外浮躁，很大原因是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了。教授从学校里获得的报酬，很可能比不上从外面得到的，这就使他/她很难安心教学。我曾经说过，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正业报酬太少，副业收入太多”。
国外及港台大学的薪金制度比我们合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讲座教授，他们给我的薪水很高，但有一点，以后学校让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再有额外报酬。而我在北大教书，正式薪水很低，但有这个补贴那个奖励，合起来高于基本工资。目前全国大学都是这个样子。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当局可能设想，不涨薪水，而改用津贴及课题费来补偿，这样便于管控，也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这有点儿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怕各行各业互相攀比，不敢给大学教师或公务员提薪水，采用各种名目补贴。于是，如何报销单据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样的制度设计，等于逼着所有人造假。这很像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
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们大家现在都“生活在别处”。以大学为例，门卫在读书，学生去打工，教授在走穴，老板来讲课，校长做课题，官员忙兼职。在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各司其职；你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副业”不能成为“常态”。否则，所有的人都不敬业，事情必定一团糟。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大学里老师们教学不够用心，是整个大环境决定的，不是几句道德说教就能解决的。
文章转自：中华好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