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6日，一场巨大地震重创了土耳其与叙利亚。当时，身处叙利亚的我与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共同参与了相关救援活动。在叙利亚北部，我见证了这个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再添新伤。但对留在这个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伤害与死亡。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将害怕藏在心底，继续自己的生活，努力维持一种日常感。
时隔一年半，我再次回到这个国家，试图理解人们如何在战争与灾难后重建生活。在一些地区，冲突仍在继续，来自以色列或土耳其的导弹在叙利亚的各个角落不时坠落。因周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叙利亚人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四处奔走。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行动和宣传司司长沃索尔努在最近的报告中强调，叙利亚约有1670万多人急需援助，700多万人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更是面临巨大风险。在她看来，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存在三大关键问题：地区冲突对叙利亚的深远影响、不断加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对紧急救助与早期恢复的迫切需求。
政府开门迎接外国游客
叙利亚的内战始于2011年3月6日。当时在南部城市德拉，十多名青少年因为学校墙上的反政府涂鸦被捕，并被认为在狱中遭到虐待——这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受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叙利亚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未承想，游行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不受控制的长期冲突——不同国家介入、不同势力斗争。反对派由最初怀着美好政治愿景的人，变成了受他国支持、利益不一致的武装团体，与政府军进行对抗。
长达13年的战争里，不同利益集团在叙利亚境内角力，政府军、反对派、恐怖组织、库尔德人在该国的不同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2012年6月，为集中精力应对反对派，政府军撤出叙利亚北部地区，库尔德人接管该地区，并在2014年初宣布自治。
2013年，由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展壮大，为求自保，库尔德人协同北部其他民族在反恐斗争中崭露头角，成为区别于政府军与反对派的第三股势力。从2016年底开始，叙利亚政府逐渐收复了大部分国土，西北部在土耳其的支持下成为反对派的最后据点。“伊斯兰国”则日渐衰落，并于2019年3月彻底溃败。
目前，叙利亚各方占领的地区逐渐固定。南部与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由政府军掌控，占到全国领土的60%以上。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反对派控制着西北部伊德利卜和阿勒颇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北部哈赛克的部分地区，约占全国领土的10%。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约占全国领土的25%。
当然，各方控制的领土并非毫无交集，许多区域受到不同势力的控制。各势力之间虽偶有冲突，但主要城市已基本恢复秩序，不同政治实体在其控制范围内行使着治理职能。
随着局势相对稳定，叙利亚政府决定重开国门，允许游客进入。今年4月，叙利亚政府宣布从5月1日起开放电子签证，简化签证申请程序。在这一背景下，我踏上了重返叙利亚的旅途。
6月底的大马士革，迎接我的是炙热的空气，让我全然无法忆起一年半以前阿勒颇冬日里那刺骨的寒意。
直飞叙利亚的航班极少，人们通常从邻国的陆路口岸入境。由于当下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我与朋友放弃从叙黎边境入境——这原本是最快也最省钱的方式。我们改为从约旦乘大巴入境。车况很糟糕，车内冷气盖不住太阳的炙烤，七八小时的车程几乎将我们的耐心耗尽。
进入海关前，司机收集了车上所有叙利亚人的证件，每份身份证明中夹着100美元——每个返乡的叙利亚人在入关时需要以叙利亚官方汇率兑换价值100美元的叙镑，但对外国游客则没有这一要求。
由于官方汇率低于黑市价格，叙政府可通过汇率差赢利。2023年土叙地震前，黑市汇率一度比官方汇率高出一倍。地震之后，由于西方制裁放缓，官方与黑市汇率差如今相差不足一成。
大巴车最终停在距离大马士革市中心3公里的一处郊外汽车站，附近缺乏基础设施，我们没办法办理当地手机卡，也无法找到地方换钱。
这时，同一辆公交上的乘客给予了我们帮助，他们是一家已经移民迪拜的叙利亚人，母亲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回乡探亲。孩子们的肤色趋近棕色，看不出一点叙利亚人的影子，似乎完全融入了海湾的水土。
我们躲到一个凉亭下，警惕地看着四周，留意是否有人经过。我小心翼翼地将钱在包里折叠，用手掌包住，再自然地握住她的手，偷偷将美元塞入她的手心，就好像我们交易的不是钱，而是毒品。
叙利亚法律禁止个人交易叙利亚镑以外的货币，违者将被处以监禁与罚款。2024年第6号立法法令加重了对从事未经授权的货币兑换者的处罚。根据新法令，任何未经许可进行货币兑换的人将面临5-15年的监禁，此前的刑期为1-3年，同时将罚款增至之前的五倍。
这家人还帮我们在打车软件上打了车，并叮嘱我们尽量别使用普通出租车，因为司机很可能会向外国乘客索要更多费用。这款名为Yalla Go的打车软件注册于2018年，由于价格公道且具安全性，逐渐占领了叙利亚市场。
不过，鉴于油价飞涨，入驻该软件的车主不算多，短程出行也不容易打上车。虽然应用中安装了定位功能，但叙利亚的车主对这种“科技”不甚熟悉。即使乘客定位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仍喜欢打电话询问具体的街道名称。在这个国家，司机的脑中有自己丈量地点的方式，这给外来游客带来了困难。
Yalla Go上显示的预估费用让我震惊——是一年半前的三四倍，尤其当我想到，这个价格已经比普通出租车要便宜了，但即使用美元换算，也相当昂贵。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通胀对这个国家的影响。
各大产业私有化程度提高
郊区至大马士革市中心的道路宽阔而平坦，好像从未经历战争。看得出来，叙利亚政府正努力推动重建，虽然仍能从许多建筑中看到战争的疤痕，但主要通道均有所修缮。
路两边的绿植投下几片阴影，仍挡不住阳光的热度。司机特地为我们放了一首中文歌，“那月色下的晚钟在悄悄地拨动，你的模样、你的笑容都消散在风中……”不知不觉地安抚了我内心的燥热。
20分钟后，我们抵达住所。该地区被认为是大马士革的富人区之一，这里的电力更充足，一天能有一半时间有电，每次供电间隔三小时。
自2019年以来，叙利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能源短缺，供电用水都成问题。官方每天仅提供一两个小时的电力，供电间隔六小时，供电时间不定，常在深夜或凌晨。
人们只能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来解决供电问题。这是因为，发电机费用高昂，柴油价格也不断攀升，太阳能板的前期安装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更是遥不可及。而对于那些靠战争敛财的人来说，仍能在这个国家建起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城堡。
官方供电之外，不同城市对于供电有着不同应对方式。例如在阿勒颇，一种被称为“安培”的供电系统几乎用于每家每户。安培是由私企运营的发电系统，用于弥补政府的供电不足。随着基础设施的恢复，安培的供电时间也不断延长。
如今，阿勒颇再也不会在太阳落山后就被黑暗吞噬。只是，安培系统的售价并不便宜，平均每月约36万叙镑（约25美元），相当于叙政府工作人员一个半月的工资。
值得一提的是，非官方的用电服务无法支持大功率电器，功率过高或同时使用过多充电设备将导致电路过载。因此，每到政府供电的那一刻，普通家庭便迎来小型派对。人们蹦跳欢呼着，将所有电子设备充上电，并开始使用洗衣机等大功率电器，为下一次停电做好准备。
我们居住的区域被许多医疗设施环绕，附近有一家著名的私立医院，名为“意大利医院”。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于1925年开始营业。当时，该区域是一个意大利社区，附近有学校、教堂与修道院。二战开始，意大利人离开了叙利亚，但医院保留至今。
内战开始后，叙利亚的医疗公共系统轰然崩溃，人数有限的医护人员不得不面对无数伤员与病患。在军事医院工作过的外科医生朋友告诉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每月要进行500多台外科手术。
冲突缓和后，经济危机与新冠疫情同时侵袭了叙利亚，让本就摇摇欲坠的公立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私立医院与诊所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拿着不到20美元的象征性工资，却要不分昼夜地工作。
为了谋生，这些医生不得不同时在私立医院工作，或开设自己的诊所。公立医院的医疗虽然免费，却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不得不花更多钱前往私立医院，以获得更好的疗效与服务。
如同医疗与电力行业一样，叙利亚各大产业的私有化程度都在提高。“只要有钱，你可以在这里买到任何需要的服务，可以活得像一个‘国王’。”几乎所有叙利亚朋友都如此表示。
一些人开始怀念哈菲兹·阿萨德统治的时代——主要工业国有化、福利制度良好、局势稳定。哈菲兹·阿萨德是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一般称他为老阿萨德，自1970年至2000年担任该国最高领导人。1963-1970年复兴党执政初期，老阿萨德不断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并于1970年通过政变上台。
在政治上，老阿萨德一直是强硬派，但为了巩固统治，他也会塑造亲民形象。上台后，他将叙利亚的基本食品价格降低了15%，并放松了过去的压制政策，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在其任内，老阿萨德推动叙利亚工业、农业现代化，促进灌溉、电力、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免费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与教育资源。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成就是1974年竣工的塔布卡大坝——这是世界最大的水坝之一，被称为阿萨德湖。
进入19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叙利亚经济发展放缓。为了恢复经济，政府大幅削减开支，减少进口，鼓励更多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到了1990年代，叙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自由化。这让该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持续至 21 世纪。
但也是在这段时期，国家官僚机构开始利用职位谋取私利。这一过程中，阿萨德家族成员控制了叙利亚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公共和私营部门腐败现象猖獗。
“我们一直知道政府腐败。但以前，虽然统治阶层腐败，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还可以，我们有吃有穿，看病不用花钱，教育水平在中东数一数二。”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生活的哈立德对我说，“而现在呢？政府依然腐败，民众也没钱，我们没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任何好处。”
“一个人打多份工才能活下去”
出租车司机常常是了解一个国家的窗口。打不到Yalla Go时，我需要与他们斗智斗勇，压低他们提出的高得离谱的价格。
叙利亚的出租车看起来破破烂烂，黄色车身上布满黑灰色的灰尘与水渍。在这里，很难找到一辆“完整”的出租车，挡风玻璃上有弹痕、车门有凹痕、车尾有撞击痕迹都很普遍，缺少后视镜也是常事。
司机们总向我抱怨汽油价格的飞涨，借此索要更高的费用。2023年初至今，叙利亚的汽油价格已经翻了三倍多。如今，每升汽油价格超过1美元。此前，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的部分油气靠着俄罗斯补给，因此油价较为稳定，短缺也不严重。但俄乌战争爆发这两年多，由于俄方运力减弱，政府军控制区域油气资源短缺。
在叙利亚，人们曾经能通过身份证前往加油站排队，加到便宜的政府油，后来就算排队一个月也无法获得一次加油资格。为了生活，很多人只能去购买昂贵的黑市油。如今，政府干脆取消了优惠油价，将油价上调至略低于黑市的标准。
事实上，叙利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主要油田位于东北部由库尔德人主导的多民族武装控制地区。阿萨德始终不愿接受东北部的自治尝试，这让叙利亚政府与东北部地区的关系十分微妙。
我曾在叙利亚东北部住过数月。在哈赛克农村，我见证了一排排油罐车朝着政府军控制区的方向驶去。本地朋友纳米告诉我，运往政府军控制区的石油其实并没有减少。
显然，石油产业也受到了垄断。此前，以巴拉·卡特吉（Baraa Katerji）为首的卡特吉家族垄断了叙政府军控制区的石油产业。卡特吉曾是“伊斯兰国”与政府军之间的调解人，负责将石油和小麦从叙利亚东北部运输到政府军控制区。“伊斯兰国”战败后，他继续负责协调叙利亚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关系。今年7月，卡特吉在叙黎边境遭无人机袭击身亡，这块巨大的石油蛋糕不知如今落入谁手。
不止汽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在上涨。自2020年以来，叙利亚通胀率逐渐升高，并从2021年开始飙升，最高时达到188%。截至今年4月，该国通胀率仍维持在120%以上。
这与外部制裁息息相关。自2011年内战开始后，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石油行业实施禁运，而后扩展至能源部门、矿业部门、金融部门与武器供应领域。2020年6月17日，美国《凯撒法案》正式生效，进一步加重对叙利亚的制裁。该法案将叙利亚经营的多个行业定为制裁目标，包括与基础设施、军事维护和能源生产相关的行业，并针对向叙利亚总统提供资金或援助的个人和企业。
制裁严重影响了叙利亚的经济，特别是建筑业、金融业与能源业，并使重建工作复杂化。它让叙利亚物资与技术短缺，人们难以获得医疗用品、技术设备、水和卫生设施以及教育材料，当地的基本社会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陷入混乱。
“现在的经济状况比战争时期还要糟糕。”家住阿勒颇的阿碧尔说，“战争期间，我们至少有电有油，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货币也比较稳定。”
在通胀率飙升的情况下，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却保持不变，因为其工资是用叙镑发的，而叙镑早已一文不值。叙利亚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15-30美金，而根据世界粮食署的数据，该工资仅能满足29%的生活需求，许多人不得不依靠外国侨汇与非政府组织的救济过活。
在阿勒颇大学工作的朋友莱伊拉坐在一家咖啡馆，望着窗外万家灯火与修整的道路，吞吐着水烟的烟圈与我讨论起重建问题：“除了经济，我们的一切都在变好。”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不得不转投私营行业，抑或身兼数职，在下班后挣点外快。我的朋友希尔一家都是坚定的叙利亚共产党党员，他的父母在政府岗位工作了几十年。
“一切都关于钱，资本主义已经腐蚀了这片土地，私有化代替了一切公共服务。”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希尔的父亲向我惋惜社会主义在叙利亚的败落：“我与妻子的工资无法满足我们的家庭开支，私营行业和手工业者能挣到更多的钱。我有很多亲戚在国外，但我不想靠他们。我下班后会帮别人装修房子、粉刷墙壁，一个月能挣200美元，远高于政府工资，但这些钱也仅能勉强满足一家人的温饱。”
我的当地朋友都身兼数职：医生们同时在公立与私立医院工作，还抽空卖医疗器械贴补家用；政府工作人员同时在高校任教，或是私下给学生补习；大学生们则兼职家教，有人做网约车司机，有人到婚礼上跳舞或靠直播赚钱……这样忙碌而不停歇地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说，“一个人必须打多份工才能活下去。”
“西方的制裁从未制裁到该制裁的人，受影响的永远只有人民。”希尔的父亲说，“有钱的人永远有办法逃脱制裁，我们却要背负上整个人生。”
公共部门的低薪让叙利亚国内腐败风气盛行。行贿从入关的一刻便开始了，排队过关的司机们总能熟练地给负责安检的警察与士兵塞上钱与香烟，数额由一年半前的2000叙镑上涨至5000叙镑（约合2.5元人民币）。
这次来叙利亚，碰巧遇上新一届议会选举，大街小巷除了总统阿萨德的照片，还贴满不同候选人的海报。一位兼职的Yalla Go司机是大马士革大学的学生，当我问起他是否会去投票时，他笑着摇了摇头说：“选举不是为了人民。”
几乎所有当地朋友面对选举的态度都是消极的，除了希尔一家。他们积极地为叙利亚共产党的候选人造势。他们依然相信，在这个国家，积极参与政治能够推动其改变。
此次人民议会选举共产生250名议员，任期四年。最终，执政的复兴党赢得169个席位，其他政党赢得16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65个席位。虽然政府想尽办法吸引选民，最终的投票率只有38%。
大量难民返乡，年轻人逃离
中东地区冲突的升级，加剧了叙利亚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今年9月，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数量创下近年来的新高。根据叙利亚政府10月中旬的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已对叙利亚领土实施了116次袭击，造成100多人丧生，民用基础设施受到重创。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10月下旬指出，数十万叙利亚和黎巴嫩民众正被迫逃离黎巴嫩进入叙利亚，而叙利亚本土的冲突仍在持续升级。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则称，叙利亚已将叙难民安全返回家园列为优先事项。
时隔十三年，叙利亚从一个难民输出国变成了难民输入国。战争推着人们逃往黎巴嫩，又重新将人们送回叙利亚。讽刺的是，对于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叙利亚竟变成“更加稳定且安全”的滞留地。
这一次，他们的逃难之旅充满曲折。以色列军方10月4日称，其袭击了马斯纳过境点附近的真主党目标，以军谴责真主党利用该过境点向黎巴嫩走私武器。马斯纳过境点是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的主要过境点，连接两国首都贝鲁特与大马士革。过境点附近的道路因空袭而被摧毁，切断了车辆的通行。
这让不少逃难的人不得不在过境后弃车徒步前行。人们爬过瓦砾，穿过路上四米深的坑洞，逃向叙利亚。对于一直被战争追着跑的人们来说，他们不知道重返叙利亚会不会是这场逃难之旅的终点。
难民涌入之际，叙利亚国内的人却在思考着离开。在我为期一个月的旅程中，不少年轻人和我讨论过他们的离境计划。和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当地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职业是医生与工程师，这也是最能助力他们移民海外的职业。
想要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年轻人说，他们在这个国家看不到未来。马上要前往德国求学的内科医生穆娜表示，这里的一切让她感到疲倦。她曾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停不休地在公立医院工作，得到的月薪却吃不起两个沙威马。她见证了同事如何在疫情期间利用医学专家的身份为自己牟利，但这与她选择从医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眼下冲突加剧的环境也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匹配的学习资源。在某家医院放射科当实习医生的纳吉德告诉我，“我们几乎是通过自学来获得知识，老师们都忙着工作、赚钱养家，根本没人能教我们。我们只能通过接触病人来获得经验，所以犯了很多错误，而有些错误是致命的。我曾见过急救医生因为按压手法错误而让一个车祸伤者送命……”
避免服兵役也是一些年轻人选择离开的原因，尤其是男性公民。这一代叙利亚年轻人在战争中成长，见过太多生离死别，早已厌倦冲突，更不要说亲自上前线。
叙利亚施行强制兵役，内战爆发前，所有18岁-42岁的男性都要服两年兵役才能获得最高学位证书。内战之后，服兵役意味着要走上前线，两年的服役期也因冲突的持续而变得遥遥无期。
一般来说，兵役只能靠以下几种原因得到豁免或延迟：家中独子或男性子嗣中的一个可得到豁免，以便照顾家中长辈；患有疾病或身体残疾的人可得到豁免；需要继续学业的男性可申请延迟入伍，直至完成学业；亦有一些人可通过交付罚金免除兵役。
罚金一开始是8000美元，后来涨到1万-2万美元，后来连残疾或身患疾病者也要缴纳一定罚金才能得到豁免。以叙利亚的工资水平，要缴纳如此巨额的罚金好似天方夜谭。这让很多男青年不得不出走海外，赚取更多钱，为未来重返祖国“储备罚金”。
德国与阿联酋成为最受叙利亚人欢迎的两大目的地。德国拥有中东以外最大的叙利亚侨民群体，2023年具有叙利亚移民背景的人数（包括有德国国籍的人）超过128万人。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德国为叙利亚人提供了更多支持。2018年，德国为72%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了工作权保护，而未施加任何阻碍或限制。大多数叙利亚人能够在此成为永久居民，拥有工作权，并在居住5年后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虽然德国近年来收紧了难民政策，但迄今为止，叙利亚人仍是该国最大的外国人群体。
对于那些外语不过关的叙利亚人来说，阿联酋是更好的选择。作为阿拉伯国家，阿联酋的语言与文化都与叙利亚更为相近，也是少有的向叙利亚人开放工作许可的海湾国家。自2011年以来，阿联酋已向十多万名入境的叙利亚人发放了居留许可，目前有超过24.2万名叙利亚人居住在阿联酋。
与我交流的叙利亚年轻人中，也有人表示不想离开，他们无法放弃这块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土地，无法放弃家人与朋友；有一些人则是因为没有离开的资本，而被永远地困在了这里。
此外，自2018年叙利亚局势相对稳定以来，不少当初离开的人选择回国。他们大多已经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并在国外攒下了足够的积蓄，试图在叙利亚的重建过程中出一份力。
“人们喜欢喜剧，笑能让他们忘记现实”
奥马尔是决定留下的其中一位年轻人，他希望用自己的微小努力给这个国家带来改变。他有一本比利时护照，但因为在叙利亚长大，他将自己视为纯粹的叙利亚人。“我能去哪里？我从未想过离开。”他对我说。
如今，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营着一个脱口秀表演坊，这也是叙利亚第一个脱口秀项目，他们给它起名“Styria”。一年半前，“Styria”刚刚起步，我曾受邀前往现场聆听。大家挤在奥马尔父亲狭小的咖啡馆里分享快乐。那时，没人知道这个项目会持续多久，所有人凭着一腔热情开始学习如何表演脱口秀。
随着“Styria”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团队。奥马尔的同事沙里夫还拉来一笔投资，让演员们不再义务演出，并拥有全国巡演的机会。
如今，奥马尔将原来的咖啡馆租了出去，找到了一个更新、更大的咖啡馆作为演出场所。听开放麦是免费的，只是需要在店里消费。虽说这家咖啡馆的价格是其他普通咖啡馆的三倍，但每天的演出仍是座无虚席。
这是我第二次坐在台下，看着这些人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段子。一年半前我因为不懂叙利亚方言，听得十分吃力，总是在全场哄堂大笑的那一刻感到挫败。随着近来叙利亚方言水平的进步，这一次我已经能听懂70%以上的段子了。
这里的演员们从不介意拿战争打趣。一位黎巴嫩演员在台上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黎巴嫩人，2011年，我的家人决定来叙利亚做生意并留在这里，两个月后，战争开始了。”台下哄堂大笑，他继续说：“我的阿语很差，因为我没好好学过，每当我开始学阿语字母表，炸弹就会落在我的学校附近……”
在以色列空袭、经济危机、缺水断电的日常中，叙利亚人需要一个缝隙来获取快乐，即使这种快乐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
除了脱口秀，叙利亚人也在坚持各种形式的艺术。舞台成为他们自我表达的场域，艺术则是他们共同疗愈的方式。
在阿勒颇，朋友阿碧尔邀请我去观看一场戏剧。这是一场扎根于现实的讽刺喜剧，以叙利亚破败的医疗条件为背景，穿插着对当局腐败的暗讽，我讶异于这样一场戏剧竟能在如今的叙利亚上演。
剧场十分老旧，没有空调，闷热的环境让我昏昏欲睡，其他观众似乎已经习惯这种温度，跟随演员的表演而爆发出阵阵笑声。结束后，阿碧尔讽刺我说：“我发现你听不懂的时候就睡，睡醒了就跟着表演笑！”
阿碧尔也是一名戏剧演员，她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了戏剧生涯。她曾说，自己是因为想要逃避现实才选择了艺术，从而能够演绎别人的人生。童年时母亲出走、父亲多次再婚、自己赌气早婚、丈夫家暴、战争来临、家人丧生……几行字难以概括阿碧尔的人生，也无法尽述她为何需要将艺术作为逃生通道。对于其他留在叙利亚的艺术工作者而言，艺术又何尝不是他们的逃生通道？
“内战后，观众的戏剧品味发生了变化，他们只想笑，不想面对现实。这是人们喜欢喜剧的原因，笑能让他们忘记现实。我也一样。”阿碧尔说。
离开叙利亚后，我将我在叙利亚经历的故事写成了阿拉伯语段子，发给了奥马尔。他很喜欢，还叮嘱我下次到大马士革可以试着讲一讲开放麦。我想，我又多了一个回去的原因，又多了一个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共同欢笑的机会。
